第一部分
总述

第一章
数字化革命与银行的数字原生战略

数字化，经济社会发展的新动能

2022年的政府工作报告将年度国内生产总值（GDP）预期增长率定在5.5%左右。无独有偶，时任总理李克强在2021年两会上提出“经济运行保持在合理区间，各年度视情提出经济增长预期目标”，对“十四五”期间的增长预期没有设一个具体数值。

这是决策者对中国潜在GDP增长率趋势的洞察，同时也是对疫情、国际政治经济局势等诸多不确定性因素综合考量的结果。

不过，对于习惯于中国经济长期高速增长的很多人来说，这不免引发一丝忧虑：未来5~10年，中国经济还能保持中高速增长吗？中国经济社会会有哪些趋势性和结构性的变化？

显然，要回答上述问题，我们不能就经济增长数字看数字，就现实看现实，而是要通过对当前中国经济社会发展的源与流的梳理，来深入理解其底层逻辑，并由此对未来中国5~10年的趋势与结构进行判断。[1]

进入新世纪以来（2002—2012年），我国逐步形成了以城市化和工业化为主线，以要素高强度投入为特征的经济社会运行体系，具体而言，它包括两套逻辑。

一是“外贸—工业化—城市化”逻辑。在早期乡镇经济、民营经济、外资经济逐步具有一定发展基础的前提下，以2001年正式加入世界贸易组织（WTO）为契机，依托劳动力成本的比较优势，我国的外贸和外向型经济获得了高速发展，我国成为全球制造业工厂。2006年我国的对外贸易依存度一度最高达到63%。可见，外贸对于彼时动辄两位数的经济增长做出了重大贡献。

二是“土地财政—基础设施建设、房地产（城市化）—能源重化产业（工业化）”逻辑。在系统的制度架构下，我国逐步形成了以房地产和基础设施投资为主要内容的，“土地财政”、房地产货币化与城市化和能源重化产业相互促进的经济运行体系。相较外向型经济运行逻辑的影响，房地产和基础设施建设逻辑的影响更为深远。它由以下几个要件构成。

第一，1998年开始的住宅商品化改革是相关运行逻辑形成的前提。

第二，分税制、GDP地方政府考核机制赋予了地方政府加速城市化、扩大土地出让收入以及相关税收收入的激励机制。

第三，土地的征收、有偿使用制度与“招拍挂”的土地市场机制，奠定了一定历史时期房地产价格刚性上涨的体制机制基础。1998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通过，修改议案中增加了国有土地使用权和集体所有土地经征用后的使用权可以依法转让，以及国家依法实行国有土地有偿使用制度的内容，标志着土地使用权转让制度在我国正式确立。2002年，国土资源部又出台了《招标拍卖挂牌出让国有土地使用权规定》。由此，非市场化的土地征收、垄断性的土地市场一级供给以及市场化的“招拍挂”制，就成为一定历史时期土地以及房地产价格刚性上涨的体制机制基础。

第四，通过房地产货币化推动基础设施建设和房地产投资是相关运行逻辑的核心内容。政府通过土地获取贷款，并投入基础设施建设，在直接创造GDP的同时，也加速了城市化进程；而建成的房地产又成为居民加杠杆的抵押物。于是，依托土地和房地产，政府和居民都进入融资体系当中，与开发商一起，投身于以城市化为主线的投融资循环当中。

第五，以基础设施建设、房地产快速发展为内容的城市化，还带动了我国能源重化产业的发展，继改革开放前的重工业优先战略后，再次开启我国的重工业化进程。

两套逻辑叠加，有力推动了我国城市化和工业化的进程，在2002—2011年这10年间，我国经济增速保持在9.1%~14.2%的高位区间，成为改革开放以来发展最为平稳、快速的10年。

不过，自2012年开始，我国经济发展逐步进入一个解构、调整、孕育的新时期。这不仅表现在对2008年对冲美国次贷危机的“四万亿”投资后续影响的处理（去产能、去库存、降杠杆），更表现在这一阶段我国经济社会发展中的长期趋势与系统结构的变化。

从外贸逻辑看，我国外贸的内外环境都发生了转变。2015年农民工首次出现零增长、负增长，农村劳动力纷纷返乡，由农村劳动力过剩造成的劳动力无限供给局面开始逆转——刘易斯拐点开始出现[2]，标志着我国劳动力成本比较优势开始丧失。自2018年以来，中美贸易摩擦与科技摩擦相继爆发，在地缘政治影响下，国际上出现逆全球化趋势，一些制造业开始加速向外转移。

从房地产为主线的城市化投资逻辑体系看，既有的运行模式已经难以持续。

首先，民生、社会问题凸显。房价上涨既是上述逻辑运行的基本条件，也是逻辑运行的结果。高房价透支居民储蓄，成为居民的沉重负担。不仅如此，房地产价格的虚拟膨胀扭曲了社会的分配机制，进一步使上述情况恶化。与此同时，在这套逻辑中，地方政府更愿意将精力投入见效快、成就可见的基础设施建设领域，于是见效慢的教育、医疗等公共服务则容易被忽略。因此，房价、教育、医疗成为当前最突出的民生与社会问题。

其次，杠杆率约束凸显与部分领域风险的集聚。随着政府、非金融企业、居民杠杆等宏观杠杆率[3]的提高，上述运行模式受到的杠杆约束也日趋明显。近些年，我国居民部门的杠杆率快速上升，2021年达到62.2%，而2000年还不到5%，当前已经超过了德国的水平，与日本较为接近。2021年，非金融企业部门杠杆率为154.8%，企业债务违约风险大幅提升，违约事件频发。2021年全年共有148只债券发生违约事件，涉及金额达1 600亿元。2021年，政府部门杠杆率上升至46.8%，一些地区已经存在财政重整的挑战。[4]而在房地产“三道红线”政策背景下，一些房地产开发企业反而加速风险的暴露进程。

最后，产业空洞化与部分地区及三、四线城市发展缓慢。城市化带动要素的集聚、产业的发展，但城市化的上述影响并不是均衡的。当前，在我国的资源禀赋体系下，都市圈和中心城市吸附大量的资源和产业，在这种情况下，一些患上房地产和土地财政依赖症、放松对关键性产业培育和发展的非中心城市及非发达地区城市，就面临着人口流失、产业逐步空洞化、丧失可持续发展能力的隐忧。当前，一些地区以及三、四线城市，已经出现了发展放缓、经济社会低迷的迹象。根据光华思想力课题组的调研和测算[5]，我国有88%的地级市实际人口规模不到最优人口规模的40%，这也就意味着我们有88%的地级市人口是严重不足的。

最为关键的是，我国城市化本身的发展空间也在不断缩小，工业化进程几乎接近于完成。2021年年末全国常住人口城镇化率为64.72%，比上年年末提高0.83个百分点。从国际经验看，城市化率70%是城市化快速推进的上限。城市化为我国经济提供的动能已经面临急剧下降的挑战。在工业化方面，2020年我国工业增加值达到31.31万亿元，连续11年保持世界第一制造大国的地位，其中制造业增加值26.6万亿元，占全球比重接近30%。

当然，我们可以通过改革以及战略调整，优化经济社会结构体系，平滑经济社会运行，进一步挖掘当前经济社会增长模式的发展潜能。比如：通过全面放开人口生育限制、延迟退休等进一步释放劳动力资源；加快农村土地产权和配置方式改革，提升农村劳动力、土地与城市资本、人才的配置能力，提升农业生产的集约化、社会化程度；进一步释放劳动力、土地等要素，为中国城市化和工业化、产业化释放新的动能与空间；通过推动城乡公共服务均等化，赋予农村土地以财产性收益，进一步提升居民尤其是农村居民的消费潜力；坚持扩大开放，进一步推动不具有比较优势的产品、资源、技术、资本的引进和吸收。[6]

不过，上述方式只能在一定程度上挖掘城市化和工业化的潜能，从而为我国经济社会发展动能的切换提供一个战略缓冲。而要实现经济社会可持续的中高速增长，我认为，就需要把握世界范围内的科技与产业革命机遇，推动经济形态、经济社会运行方式的转型与升级。

当前，世界范围内以大数据、云计算、人工智能、物联网、区块链、5G为代表的新一代信息通信技术革命已经形成。与以电子计算机和互联网应用为主要内容的信息化[7]不同，本轮信息通信技术革命，正在将人类社会推向以万物互联、人工智能为特征的数字化时代。数字化，正成为重组全球要素资源、重塑全球经济结构、改变全球竞争格局的关键力量。

从国内看，2015年，中共十八届五中全会首次提出“国家大数据战略”,2017年，《大数据产业发展规划（2016—2020年）》实施。

2017年7月8日，国务院印发并实施《新一代人工智能发展规划》。

2019年10月24日，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在中共中央政治局第十八次集体学习中强调，要把区块链作为核心技术自主创新的重要突破口，明确主攻方向，加大投入力度，着力攻克一批关键核心技术，加快推动区块链技术和产业创新发展。

2019年年底，数字人民币相继在深圳、苏州、雄安新区、成都启动试点测试。

2022年2月17日，国家发展改革委、中央网信办、工业和信息化部、国家能源局联合印发通知，同意在京津冀、长三角、粤港澳大湾区、成渝、内蒙古、贵州、甘肃、宁夏等八地启动建设国家算力枢纽节点，并规划了10个国家数据中心集群。至此，全国一体化大数据中心体系完成总体布局设计，“东数西算”工程正式全面启动。

2020年，我国数字经济核心产业增加值占GDP比重达到7.8%，光纤用户占比超过94%，移动宽带用户普及率达到108%，互联网协议第六版（IPv6）活跃用户数达到4.6亿。2021年我国实物商品网上零售额比上年增长12.0%，占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比重达24.5%。包括移动支付在内的数字金融得到快速发展。涌现出阿里巴巴、腾讯、字节跳动、京东等一批具有竞争力的互联网科技巨头。

随着2021年“十四五”规划和《“十四五”数字经济发展规划》相继出台，我国的数字化进程进一步加速，将重构经济社会运行的逻辑以及产业经济体系。

第一，数据等新要素的引入。相较劳动、资本、土地等传统要素，数据对提高生产效率的乘数作用不断凸显，成为最具时代特征的生产要素。数据的爆发增长、海量集聚蕴藏了巨大的价值，为智能化发展带来了新的机遇。协同推进技术、模式、业态和制度创新，切实用好数据要素，将为经济社会数字化发展带来强劲动力。

第二，以创新为支撑的经济社会发展方式。与要素禀赋（相对稀缺性以及比较优势）相适应，长期以来，我国秉承的是以要素投入为主要特征的经济发展模式，劳动力、土地、环境等要素高强度投入是经济社会发展的关键，但随着人口增速以及结构的变化，土地、环境要素紧约束的强化，以及城市化和工业化进入新的历史阶段，我国经济发展亟待转入以创新为支撑的发展方式。与之相适应，科技创新在经济社会发展中的角色和作用日益凸显，通过劳动替代以及劳动生产率的进一步提升，提高经济的潜在增长率。

第三，再工业化与制造业基础的巩固。自2002年以来，我国制造业占GDP的比重呈现不断下降的趋势，从37%下降到2020年的27%，下降了接近10个点。正如经济学家刘元春在题为《“十四五”新开局——国家战略与政策重点》的讲座中指出的，一个国家的衰落都是从产业空心化和产业泡沫化开始。因此，保有强大的制造业基础对于未来我国经济社会发展以及国际竞争仍然至关重要。而数字化所带来的新型基础设施建设需求将为我国的工业化带来转型、升级契机。5G、物联网、工业互联网、卫星互联网、大数据中心、新能源汽车充电桩等新基础设施建设，将带动我国相关领域高技术产业和战略性新兴产业的发展。

第四，产业赋能与产业融合发展。当前，逆全球化浪潮对我国经济的长期可持续发展造成严重的外部威胁。但从产业经济发展趋势来看，产业经济的服务业化却决定了我国经济发展以国内循环为主的必然性。在这种情况下，数字化和数字经济的发展就扮演着关键角色。数字化的发展，不仅带来数字产业的发展，还通过数字化赋能农业、工业等传统产业，提升农业、工业的数字化、智能化、互联网化水平。不仅如此，数字化还通过互联网平台的链接，推动生产性服务业与工业生产的生态连接，推动制造业的服务延伸以及制造业的服务业化，进而实现一、二、三产业以及二、三产业的融合，从而为服务业发展开辟新的形式和增长空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