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构的银行数字化逻辑

中国经济社会的加速数字化以及数字化深度的不断扩展，正在将中国银行业的数字化推向新的历史阶段。在这一阶段，银行习以为常的数字化逻辑开始被改写。

从渠道服务电子化到数字化银行的全新银行形态

对银行业而言，数字化是一个持续发展的过程。中国银行业的数字化起步于20世纪80年代初，经历了柜面业务操作电脑化、跨区域联网汇兑、电子银行体系建立、管理信息化、数据大集中、新一代核心业务系统开发等阶段。总体而言，过去十几年，中国银行业的数字化重心在于渠道的电子化转型，即以网银、手机银行为代表的线上渠道的发展，以及以自助银行、自助机具为代表的线下渠道的转型。

渠道电子化实现了交易和查询业务的线上化，而随着客户不断走向线上以及金融科技不断发展，银行需要具备完善的线上客户识别以及风险防控能力。在此情况下，银行的产品、服务、风控等全流程以及全部业务的线上化就成为现实。互联网对于银行，不再是单向的交易型业务的输出渠道，而是完全的用户与银行持续交互的线上化经营平台，于是，一种全新的银行形态产生了。

第一，互联网场景中的银行。经济社会数字化的过程，就是经济社会运行场景的互联网化的过程。在这一过程中，作为社会运行中的重要角色，银行同样要适应客户线上化、场景平台化的趋势，将自身服务嵌入线上化、平台化的场景中。与此同时，与银行的服务形态全面数字化相适应，银行中后台的运行及管理也将被纳入数字化进程。包括资产负债管理、人力资源管理、财务管理，甚至战略研究等中后台的管理和服务功能，都将被纳入数字化的银行体系中。全业务、全流程、全机构的数字化，将是未来5~10年银行数字化的重要趋势。

第二，合作生态中的银行。银行形态的变化，背后是银行商业逻辑的进化。围绕具体的数字化场景，银行通过广泛的合作，构建起金融与非金融相融合的服务生态，与用户形成持续的交互关系。围绕“银行—场景—用户”的交互体系，银行服务的体验化、高频化、敏捷化，成为以客户（用户）为中心理念的新内涵。在这种情况下，客户主办银行代替开户行成为银行竞争的新焦点，银行内部的协同一体化向银行与外部生态的协同一体化拓展。

第三，以数据驱动的智能银行。银行形态的变化，背后还是银行运行方式的进化。在全面数字化时代，银行数字化不仅表现为线上化，还表现为业务和营运的智能化，其背后是数据以及金融科技在银行业务和运营中扮演角色和性质的重大进化。过去，银行数据主要来源于银行的客户及其账户信息，这些历史信息的挖掘，有利于提高银行决策的准确性，为提高银行经营管理效能提供助力。但在全面数字化阶段，银行的数据不仅包括银行内部数据、公共服务机构的公共数据，还包括丰富的场景数据。这些数据涵盖了用户行为、消费习惯等内容，不仅包括结构性数据，也包括非结构性数据，即时性更好，具有更加多维、规模更加庞大的特点。它们与大数据、云计算、人工智能等技术相结合，不再限于辅助决策，而是全方位推动银行运行的智能化——智能客户服务、智能营销、智能风控、智能运维、智能投顾、智能投研。

从根本上说，渠道服务电子化时代的银行数字化，仍然是以线下为主导、以线上为辅助手段的体系，尤其是对大中型客户而言。但随着当前经济社会场景的数字化发展，银行全量客户开始平台化和生态化。于是，数字化场景和生态中的银行，开始代替网点成为银行的基本服务形态，并由此推动银行整体运行体系的数字化。自此，银行业将迈入包括全面的数字化服务形态以及数字化运行体系的“数字化银行”时代。

从增效降本到重建“后白银时代”银行的盈利能力

从渠道数字化阶段来看，网银、手机银行、自助渠道等数字化渠道的发展，表现为逐渐替代了传统物理渠道，其核心的考核指标是柜面替代率。也就是说，本轮银行数字化的导向是向内的，其着力点和落脚点是银行内部渠道关系变化所实现的成本的降低，而不是对外的竞争导向。但在新一轮数字化中，数字化的价值和归宿发生了重大变化。这既源于经济社会数字化的进程，也源于中国银行业自身发展的历史阶段及其面临的挑战。

与既有宏观经济逻辑逐步瓦解、新的增长动能尚未完全确立的历史阶段相适应，当前中国银行业正迈入不确定性和风险显著升高、行业盈利能力面临前所未有挑战的新阶段。这一阶段以2014年以后，国内主要银行的利润增速开始降到10%以下为标志。不仅是增速，该阶段中国银行业的制度环境、监管趋势以及市场结构也发生了重大变化。

第一，银行利率市场化制度架构的完成。2012年，央行首次双向扩大存贷款利率浮动区间；2013年，贷款利率管制全面放开；2015年，国务院公布《存款保险条例》，存款保险制度正式出台；2015年，央行多项措施放开存款利率上限，并正式发布《大额存单管理暂行办法》;2019年，新的贷款市场报价利率（LPR）形成机制发布。自此，中国银行业的利率市场化制度架构宣告完成。

第二，监管对银行经营管理与业务发展的紧约束。一是通过实施《商业银行资本管理办法（试行）》《商业银行监管评级办法》，以及将差别准备金动态调整和合意贷款管理机制升级为宏观审慎评估体系（MPA），建立起以资本为基础、以系统重要性银行为抓手、以货币政策与宏观审慎政策为双支柱的监管体系。二是强化对业务创新的监管。规范同业业务发展，实施资管新规，开展理财子公司试点，深化银行理财业务转型。发布《关于促进互联网金融健康发展的指导意见》，开展互联网金融专项治理，公布《商业银行互联网贷款管理暂行办法》，加强互联网贷款管理。三是强化对银行公司治理。出台《商业银行股权管理暂行办法》，建立健全了从股东、商业银行到监管部门“三位一体”的穿透监管框架，推动金融体系稳健发展。发布《银行保险机构公司治理监管评估办法（试行）》，实施《健全银行业保险业公司治理三年行动方案（2020—2022年）》，出台《银行保险机构公司治理准则》《银行保险机构关联交易管理办法》。

第三，市场结构变化对传统分工格局的打破。互联网巨头跨界金融，逐渐侵蚀了银行赖以成为社会基础设施的逻辑基础——账户以及经营现金的网点。支付宝和微信等对移动支付的培育拓展所掀起的“去现金化”浪潮，降低了银行网点的战略价值，并建立起互联网金融的生态入口优势。而在银行内部，在金融脱媒以及政策红利推动下，大型银行携科技和数字化优势，不断推动经营下沉，小微业务不再是个体银行差异化、特色化战略的选择，而是行业发展的共业。2021年6月，《金融机构服务乡村振兴考核评估办法》重磅出炉，实行分级分组考核办法，并将包括城市商业银行、民营银行在内的主要的银行业金融机构都纳入考核范围中。在这种情况下，农村金融市场将不再是专属农村金融机构的自留地。银行业传统的专业分工、分层定位、城乡分割的市场格局已然被打破。

与相应的宏观经济演进阶段一样，该阶段中国银行业的发展也是一个解构和孕育的历史阶段。在这一阶段，既有的“高规模增速”的盈利和发展模式开始瓦解，传统的市场边界开始消失，银行的市场行为和经营管理行为在被深度重塑，而个体银行的绩效表现和发展态势则开始加速分化。不仅如此，全球疫情暴发、国际地缘政治格局的重大变化，以及两者的长期结构性影响，也为中国宏观经济，以及中国银行业的未来发展，带来更多的不确定性。

面对这种不确定性，中国银行业亟待顺应经济社会的转型方向，重建自身的盈利框架。从外延角度看，为顺应消费主导型经济以及老龄化趋势，推动经济数字化、绿色化发展，贯彻乡村振兴战略，以及适应大型客户业务结构和服务方式的调整，银行业亟待大力发展零售业务、养老金融、科技金融、绿色金融、乡村振兴金融以及对公交易银行业务。从内涵角度看，银行业则需要从传统的规模扩张型发展模式转向精细化、集约化发展模式。不过，由于客户的线上化以及银行内部运营和管理的数字化，上述盈利框架的重建是在金融科技应用以及数字化创新的背景和基础上去实现的。也就是说，未来5~10年，中国银行业的数字化必须与业务结构调整和发展方式转变相结合，它们是新一轮数字化的根本旨归。

从个体特色化战略到未来5~10年行业大洗牌的共业

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数字化只是极少数银行的特色化战略选择。对大多数银行而言，数字化更多表现为信息科技部或电子银行部的部门级战略。它具有明显的后台或渠道特点，扮演着银行经营的辅助角色。尽管最近几年电子银行发展成为银行服务的主流交易渠道，但银行线上渠道仍然不具备完整的线上获客活客能力，特别是在初始获客环节，仍然高度依赖物理网点。至于少数简单大数据信贷产品，其更多集中于个人贷款领域。更为关键的是，与彼时以投资为主导的、以城市化为主线的宏观经济逻辑相适应，以基建贷款、能源重化产业投融资、房地产开发融资、个人住房按揭等中长期批发业务为主的业务特征，也使数字化难以成为银行竞争的决定性要素。在这种背景下，即使是个别银行将数字化提升为自身的企业级战略，但由于银行的主流业务与数字化发展的相关性偏弱，相关战略的价值更多地体现为个体银行的差异化和特色化，而无法转化为相关银行在绩效上的普遍性的竞争优势。

不过，未来5~10年的银行数字化，则具有不同的图景，随着“十四五”规划、《“十四五”数字经济发展规划》《金融科技发展规划（2022—2025年）》《关于银行业保险业数字化转型的指导意见》的相继出台，数字化作为银行企业级战略，不再是少数银行的特色化需求，而是全行业未来发展的共有主题。不仅如此，数字化还将通过入口、交互、增量市场、资源等机制对个体银行的发展和行业竞争形成以下影响。

第一，由数字化场景和数字化连接所实现的金融服务入口。随着经济社会全场景、全链接的数字化进程，银行数字化的业务场景极大扩展，但对一些具有战略意义的场景来说，竞争反而将更加激烈。在此情况下，完全的线上获客能力、金融业务对场景的嵌入成为银行经营的前提，是银行未来行业角色的基础。

第二，由数字化带来的业务模式、商业模式变革所实现的抗脱媒能力以及客户黏性。开户不再具有决定意义，让客户成为持续交互的用户、银行成为客户的主服务银行才是关键。经济社会全面数字化对使用者主权的强化，迫使银行通过数字化，将更持续、更丰富、更即时性的服务“抵近”提供给用户，以此抗击大型客户融资需求下降、零售客户黏性不强的冲击。

第三，由金融科技支撑的数字化对长尾客户的拓展。随着大数据、云计算、人工智能、物联网等技术以及生态的成熟，金融科技将加速与银行业务的融合，线上化、数据化、智能化将突破现有的银行技术能力边界，使得更多的客户和产品进入银行的业务视野。普惠金融客户和农村金融客户将成为未来银行最大的增量业务的来源，决定了未来竞争的格局。

第四，数字化与主流业务发展的相关性，以及由此带来的主流业务切换能力。经济社会转型将推动银行主流业务向零售业务、对公交易业务、农村金融等方向转变，而在这一过程中，金融科技扮演着关键角色，数字化与银行新兴主流业务开始具有强相关性。在这种情况下，哪家银行在金融科技应用和数字化发展中占据优势，就将在影响未来的主流业务拓展中占据制高点。

第五，数字化所实现的资源占有与资源连接。入口、交互、长尾客户背后是关键性的经营资源——低成本资金。强大的数字化将带来资金成本优势，从而使银行在同业竞争中占据先机。更为重要的是，银行通过数字化与平台、生态相连接，从而重新定义自身的资源边界，提升用户服务能力。在全面数字化时代，银行同业竞争将让位于银行之间的生态竞争。整合生态资源的能力，将弥合个体银行在禀赋上的差异，甚至改变不同银行的力量对比格局。

正是通过上述影响机制，数字化将改变自身在银行发展中的意义和角色。未来5~10年，“大型银行—股份制行—城商行、农商行”这一基本稳定的行业格局将被解构和重塑。以专业特色和历史禀赋为基础的大型银行竞争格局，将被彻底打破，而对于广大中小银行，尤其是农村中小金融机构，通过精细化、熟人社会所实现的地区化经营体系将被瓦解，借由数字化的发展，全国性银行机构的触角将不断下沉。中国银行业将在数字化进程中，掀起一轮影响深远的优胜劣汰和重新组合的过程。农村金融机构的改革主线，将从省级信用社的定位与去行政化改革，真正让位于基于金融科技创新与数字化考量的整合和重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