面对新一轮数字化浪潮，银行的“原生”困境

对银行业来说，新时期的数字化战略不再是银行战略工具箱中的平行战略，而是底层性、背景性战略。不过，相对于技术开发与应用，明确银行数字化的战略方向，仍然是一个待解的难题。纵观近几年我国银行的数字化实践，包括当前一些领先银行的行动，银行业的数字化仍深困于所谓的“数字原生”困境中。

“数字原生”是对IT与互联网技术领域概念“云原生”[2]的引申和扩展，意为银行要消除自身行为与互联网的天然隔阂，要用互联网思维和逻辑，去思考，去行为。但从现实来看，这对银行来说却是困难的。

这种困境也被一些银行形容为“如何从银行人想象的互联网”向“真实的互联网”进化的问题。在这些银行看来，银行的体系、文化、禀赋相对于天生的互联网公司，存在天然的基因性不足——敏捷的组织能力与互联网思维不强。[3]为此，向互联网巨头学习，补互联网基因短板，成为我国银行推进数字化的主导思想。不过，成效如何呢？

从国内银行最早跨界电商，向互联网进军开始，已经有十年光景。但我们发现，银行还是银行，互联网公司还是互联网公司。在某种程度上，以工商银行“融易购”下架为标志的国内银行跨界电商失败，阶段性宣告这一思路的失败。历经十多年，银行还需要为摒弃“银行人想象的互联网”而呐喊，恰恰说明银行在这条路上举步维艰。

究其根源，这一方面说明银行深层次的体制机制与互联网精神的冲突，以及深化改革所面临的巨大挑战——事实上，上述问题已经为行业所认识。另一方面，恰恰也是为我们所忽视的，那就是到底什么是互联网基因，什么是数字化的原生性。银行重复互联网公司的策略和经验，就是互联网公司了吗？就是融入互联网基因了吗？就同样可以取得互联网公司过去的成功了吗？

本质上，过去十多年是我国互联网，尤其是平台公司快速发展的时期，对应的是国内互联网发展的流量时代。在这一时期，网民规模快速增长，大量空白细分市场被跑马圈地，市场教育与市场增长相伴。流量思维、资本和“烧钱”逻辑、赢者通吃现象大行其道。以补贴为主的互联网营销方式，以敏捷和效率为主导的客户体验，成为市场竞争的主旋律。但时代变了，现在一些银行所强调并孜孜以求的所谓“真正的互联网”策略，其实已经时过境迁。截至2021年，我国网民规模达10.32亿，互联网已经高度普及，流量红利已经见顶，消费者教育已基本完成，网民的消费心智已经十分成熟。而在存量博弈中，同质化的服务内卷日趋严重，以补贴和“烧钱”为特征的早期互联网营销已经失去威力。

更为重要的是，银行与互联网的对接，其基础是金融服务的属性与特征。但一些互联网巨头的点状跨界往往模糊了国内银行对互联网金融的认识。与一些互联网平台从年轻、长尾、小微企业客户以及小额、高频金融服务入手不同，银行业与互联网的整体对接，必然是包括老年客户、大型客户的全量客户维度和全量业务体系，而且作为特殊行业，金融服务的安全性具有基础性意义。但特定客户、特定业务的市场定位以及特定的业务模式，降低了金融属性对互联网公司行为的约束（也降低了金融的监管力度），最大化了互联网营销的价值。客观地说，互联网巨头跨界金融，给国内银行业带来巨大的心理冲击，但在这一过程中，我们往往也容易忽略其模式的特定性和特殊性。过去银行人强调向互联网金融学习，但事实上它们并没有提供一个行业性的数字化解决方案。更何况，互联网自身也在进化，包括互联网公司在内，关于竞争方式的进化，大家其实都在探索的路上。

从这个意义上讲，银行人苦苦追寻的所谓“真正的互联网”，其实同样难以让银行摆脱数字化的原生困境。在这种情况下，基于互联网的进化方向，充分吸收互联网和科技公司的长处和优点，找寻适合金融本身的整体性的数字化方案，才是银行走出原生困境的根本之道。

在某种程度上，银行的数字化原生困境，并不在于对互联网巨头营销手段的复制能力不足，甚至不在于体制和机制的固有冲突，而在于对互联网进化阶段的精准把控，对数字经济下商业本质的遵循，以及数字化背景下对金融的深刻认知。正是上述不足，让一些银行把互联网特定阶段的特定策略奉为互联网的原生精神。在本末倒置、“画虎不成反类犬”式的复制和抄袭中，陷入原生困境。

简言之，遵循数字经济下商业及金融的本质，打造符合互联网进化趋势的“数字原生银行”，是我国银行突破“原生困境”的关键所在。

当然，中国银行业的数字化是渐进发展的。在既有的线下为主的体系中不断加入数字化元素是其基本路径，但这也造成了银行体系运行的逻辑冲突。不断堆叠的系统和体系，也导致银行日益臃肿和笨拙。用一种顶层设计的、整体的、一体化的、企业级的范式来重构银行的体系和系统，也是数字原生的重要含义。但即便如此，银行数字化范式的升级，其关键和核心仍然是如何把握未来互联网进化方向，如何深刻理解下一阶段银行数字化的阶段性与本质特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