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4章 不第亦为国士

1、独异的忧患思维

自从天才论遭到批判以来，某人在本国上千年才出一个、全世界几百年才出一位的提法，已经很少听说了。但是，我们知道，这种对于顶级人材的评价，总是从某个角度而言，并非没有道理。左宗棠就在身后得到过如此的评价。评者为梁启超，评语为：

左公乃五百年来第一伟人！

我想，之所以说左宗棠是五百年才出的一个人，或许是从其卫国的事功而言。五百年中，除了左宗棠，有谁为国家保住过多达一百六十万平方千米的国土？除此之外，是否还可以从其他角度来做定论，且留到本文后面再说。

至于左宗棠的聪明才智，在他身后，有不少人评点。人们将他摆在什么样的级别呢？大家似乎都同意一句四字的点评：旷世奇才。

这个评价，没有瞻前顾后，只就当世而言，不像前无古人、后无来者那么夸张。旷世，是说当代没人比得上；奇才，是说他的思维突破了当代的极限。

左宗棠在其时代几乎无人能及的思维，成型于他的青年时代。上面我们叙了左宗棠的中举和婚恋，现在不妨来看看，在这个二十一岁的年轻举子的脑袋里，究竟发生着什么样的思想活动。

左宗棠在夫人赞助下，第一次进京会试，路经汉口，在那里过年。春节后继续赶路，正月就进了京城的大门。怀里还揣着新婚的余香，他怀念娇妻，也想扬名科场。脑子里还转着其他什么念头，如果他自己不说，谁也无从揣想。

左宗棠想的事情，可谓又大又偏。说它大，那是军国大计；说它偏，那是有关几千里之外的筹划。这样的问题，举中国之大，只有屈指可数的几个人费神去想。

左宗棠思考的这件事，曾由浙江杭州人龚自珍率先提出。此人在嘉庆二十五年（1820）写出了《西域置行省议》，提出在新疆建省。那一年，龚自珍二十八岁，左宗棠只有八岁。

左宗棠是否读过龚自珍的这篇文章，尚须考究。但他在进京会考这一年，重点考虑了龚自珍提过的这个问题。他把自己的想法称为“杂感”，写成诗句，题为《癸巳燕台杂感八首》。其中第三首，专写西域军政大计，提议清廷建省于新疆。

一个身在中国腹地湖南的青年书生，遇到了怎样的契机，竟会对天山之麓的戈壁沙滩发生浓厚的兴趣？这是一个很难回答的问题。那时的中国，清廷只设了十八个行省。新疆地处西北边陲，遥隔几千里，没有一个王公大臣会把新疆设省提上议事日程，就连驻军新疆的大将也未感觉有此必要。

时值道光十三年，西历1833年，国防危机隐伏未发，满朝文武，全国士子，连海疆防御尚未考虑，有谁会去思考西域那一片广袤国土的安危？此人心怀如此忧思，莫非他提前七年预见到了鸦片战争的硝烟，感觉到了西方列强对中华大地的虎视眈眈？

左宗棠当年只是一名青涩的考生，未曾接触任何军政机要，却对大西北的治理，拿出了一份成熟的方案。这件事情，是不是匪夷所思？

青葱岁月的左宗棠写道：

西域环兵不计年，当时立国重开边。

橐驼万里输官稻，沙碛千秋此石田。

置省尚烦它日策，兴屯宁费度支钱？

将军莫更纾愁眼，生计中原亦可怜。

过去的君王，时常在西域用兵；立国之初，必会重视边疆的稳定。西部的国防建设多么艰难啊，到处是茫茫戈壁，田地瘠硬，不宜耕种，只有靠骆驼给部队运粮，行程万里，耗时费钱。如果在新疆设立省一级的行政区划，驻扎军队，兴办农垦，生产自给，就能节省国家的额外投入。

左宗棠自问自答，提出一个亟待解决的问题，贡献了一个出色的解决方案。新疆建省和军队屯田，是一等一的军政大事，若是由有关各部委拿方案，不知要召开多少会议，动用多少专家，写出多少万字洋洋洒洒的策划书。左宗棠用几句诗就讲得清清楚楚，这个年轻人简直神了，怎么能把国防思想阐述得如此精辟透彻？

左宗棠来到京城，杂感丛生。茫茫人海，同胞几亿，似乎只有他一人为新疆着急。朝廷里充斥着昏庸的大官，对遥远新疆的认识，还是菜鸟的水平。说起喀什噶尔一带的部落混战，如同听《西游记》里的故事。西部边陲的开发和防御，怎能指望他们的重视？唉，恐怕是后患无穷，永无宁日啊。有什么办法说服道光爷，请他老人家在版图内的这块领土上，设立省级行政机构，由官员进行日常的管理呢？

道光十三年的中国，处在列强环伺之中，危机四伏。国人昏睡未醒，不知危险在悄悄逼近。左宗棠《燕台杂感》的第四章，满篇忧危之词，试图敲响警钟，呼吁国人筹备国防。

南海明珠望已虚，承安宝货近何如。

攘输啙俗同头会，消息西戎是尾闾。

邾小可无惩虿毒，周兴还诵《旅獒》书。

试思表饵终何意，五岭关防未要疏。

春秋战国时代的邾国，是一个可怜巴巴的小国家，常受鲁国欺侮，随时都有亡国的危险。周朝兴盛，周王还得牢记太保的告诫，不能陶醉于外邦的贡献，以免玩物丧志。只有时刻保持警惕之心，从西疆到南海，才能抵御外国的侵略。

先天下之忧而忧是孤独的，真正的意识超前不会有人追捧。那不是一场搞笑闹剧的创意，而是把我们的星球当作小小寰球来把玩的洞见。这个湖南伢子高唱西部国防，曲高和寡，直到几十年后，打动了那个权倾朝野的铁腕女人，才得以从杂感上升为施政纲领。一个多世纪过去了，回顾道光十三年那个赶考书生的忧患意识，不得不折服于他的远见卓识和爱国热忱。他的才识跨越了若干时代，他的得分，应该高于旷世奇才的等级，属于几百上千年才会出现一个的珍稀。

在道光十三年，这个在京城里毫不起眼的湖南青年，用“报国空惭书剑在”、“谁将儒术策治安”的诗句，抒发了忧国忧民的情感。直到七年以后，鸦片战争的炮声响起。大清帝国的臣民才意识到，二百多年的铁桶江山，已经脆弱得经不起一点敲打。一向沉稳的道光爷居然惊惶失措，放下爱新觉罗皇族的架子，不顾中华民族的尊严，开始书写一段屈辱的历史。即便在这时，也无人为那个姓左的贫寒学子喝彩。无人献花，无人组织粉丝团，更无人抛送飞吻，尽管他一直高唱我们民族急需的国防，尽管他对灾难深重的祖国负有强烈的使命感。

民族的悲剧就是从这里启幕。麻木，愚昧，无知，让国防先锋坐在冷板凳上候场。谁也不会关心一代英豪为什么默默无闻地走过几十年的崎岖之路。为了能够步入容他一显身手的官场，六年里他三次进京赶考，耐着性子去写令他恶心的八股文，直到心灰意冷，极不情愿地让满腔热血任由俗世之风吹凉。

2、第一次会试落第

当然，左宗棠首次来到北京，不是为了写《燕台杂感》。首要任务，是为博取一纸功名。事实上，那一组七律诗，是在出闱以后写就的。

京城会试，人才荟萃，强手如林。左宗棠虽不怯场，却不能否认竞争之激烈，中选之艰难。考官阅卷水平低，也是很大的障碍。八股文孰优孰劣，都是考官说了算。想到他们任意生杀，委实令人惴惴不安。

三场考试，写了三篇《四书》文，一首五言八韵诗，五篇《五经》文，外加五道《策问》文。所有诗文，一挥而就。主考官徐熙庵看中了，评语尽是好话，“首警透，次、三妥畅，诗谐备”，“气机清适，诗稳”。

徐熙庵欣赏，大部分考官却不喜欢，徐熙庵孤掌难鸣，堵不住科举的破网，只得眼看着人才漏出去，爱莫能助。

发榜以后，左宗棠榜上无名，只得南归。左宗棠的伯乐徐法绩奉命考察河道，左宗棠出京时写信给他，说自己功名未就，并不沮丧，将注重培养实干能力，为国计民生解救燃眉之急。

此次进京，除了写得《燕台杂感》流芳后世，左宗棠还有两大收获。

他在这里会见了一生中最好的朋友胡林翼。两人共论时事，相谈甚欢，关系向死党发展。他们在此时相识相知，奠定朋友之交，对于左宗棠一生的遭遇和发展，具有至关重要的意义。

左胡二人乃是世交。左宗棠之父左观澜，与胡林翼之父胡达源，既是岳麓书院的同学，又是志趣相同的好友。而且，左宗棠与胡林翼还是同年生。对于二人的出生及父辈的交往，左宗棠后来有文记叙：

我生于湘，公产于资，岁在壬申，夏日冬时。詹事文学，读书麓山，两家生子，举酒相欢。

道光十三年，左观澜已经去世，左宗棠进京后，作为失亲之子，去胡家拜访父亲的好友胡达源，见到了赴京参加顺天乡试的胡林翼，这是他们第一次相识。由于两人父亲的关系，以及两人都师从贺熙龄学习经世之学，算得上同出一个师门，小左与小胡的交往，便有了坚实的基础。

在世交与同门的基础上，他们继承了父辈的关系，对于彼此的识见非常欣赏，一见如故，成为至交。左胡二人，少年风流，才华横溢，锋芒毕露。左宗棠借宿胡林翼家，在风雨交加的夜晚，把床并在一起，彻夜谈论古今大政，臧否人物，论列得失，慷慨激昂，痛快淋漓。

那时候，左胡二人经历不尽相同，关注社会的焦点也不在一处。如上所述，左宗棠注重如何对付列强，如何保卫边疆；胡林翼则焦虑于整肃内政，此时他已有过在家乡遭到水灾时向富户们劝捐赈灾的经历，官场的贪腐，富人的不仁，令他刻骨铭心，而灾民的流离失所，贫弱无助，仍然历历在目。这两个年轻人虽然在兴趣上各执一端，但他们关心的都不是一己之私，而是国家的衰败，一个深感内政不修，另一个忧虑国防松垮。他们对国事认识的侧重点不同，但方向是一致的。

左宗棠认为，早在明朝，中国已经就南洋藩属国的问题与西方列强发生争执，中国军事力量有限，对那些藩属国鞭长莫及，无力保护，只能对西方列强虚声恫吓，无法采取实际的措施。在道光爷治下，列强逼到了家门口，而清政府并未采取必要的措施来应对，致使边政弛废，都是因为官员的无能与庸劣。

说到官员的不济，就引起了胡林翼的强烈共鸣。他对于贪官污吏深恶痛绝，主张采取果断的强硬措施整肃吏治，以纾民困，遏止乱源。他指出，清朝的赋税本来不重，然而豪强滥收费用，官吏从中舞弊，多方盘剥，导致百姓一贫如洗。

于是他们针砭时弊，畅言无忌，“纵言阔步，气豪万夫”，致使“群儿睨视，诧为怪异”。由于两人性格上的差异，胡林翼对于吏治败坏只是泛泛而言，对事而不对人；左宗棠谈到不平事，却指名道姓地指责。

在一般人眼里，当时的形势是天下承平日久，哪里看得见左胡二人眼中的危机。没有人去向官府打小报告，告他们给政府抹黑，污蔑国泰民安的大好形势，破坏安定团结，就算是万幸了，否则，这两个持不同政见者发出的刺耳声音，足以送掉他们的小命。

通过交谈，左宗棠发现，胡润芝（林翼）跟自己的性格大不相同。他们两人的共同点是都很耿直，但胡林翼为人通达，容易与人相处，而左宗棠自己则性情刚毅，略显偏激，颇易得罪人。

小左与小胡的交谈引起了胡达源的注意，他很高兴看到两个年轻人志存高远，关心天下大事，能够看透事物的本质，但又担心他们的慷慨激昂流于空谈，而不去力行践履。他关心故人之子，特意告诫左宗棠：倘若为官，不要性情偏激，要走中庸之道，因为锋芒太露，乃是官场大忌。左宗棠也许当时是唯唯受教，但从他后来的为人处世方式来看，他对中庸之道并不感冒。他一直以明干之才的高调吸引人们的注意，并因不加收敛，在令人们钦佩之余，还会令一些人反感。

落第之后，左宗棠告别胡家父子，离京南归。他沿途考察各地时务，看到了国家经济形势的困难。官员视察看的都是假象，寒儒考察却是眼无遮拦。他发现，应对饥荒的政策和措施，以及盐务、河工与公粮的运输等等，都存在弊端。这次几千里观光，使他的阅历大为充实，对民情了然于胸。他决定寻找探讨这些课题的书籍，并探索掌故，从事研究，找到解决的办法，才对得住国家对士人的培养。

进入湖南境内，左宗棠回了一趟湘阴老家。父亲去世后，家道一年不如一年。祖上遗留的田产，每年仅得租谷四十多担。二哥左宗植终年在外谋生，无法打理。左宗棠将祖上遗产全部交给已故长兄左宗棫的嗣子左世延，自己继续寄居湘潭妻家。

3、再度会试落第

道光十四年（1834）年底，左宗棠喜得次女左孝琳。女儿出生后，他再次进京，第二次参加会试。他总结上次的经验教训，遵照科举的模式，力图交出能够对上大多数考官口味的卷子。入闱就试，果然是文章似锦，又遇知音。考官之一的户部尚书温葆琛所写的评语，比第一次会试时主考官徐熙庵做出的评价还要高：“立言有体，不蔓不枝。次畅。三顺。诗妥。二场尤为出色。”温葆琛拿着这份考卷，向主持会试的大臣力顶。

这位总裁也是高才，本身就有博士后的学历，而且独具一双慧眼。他的评语再次加码，说小左的诗文是大清立国以来少见的文字，可以问鼎状元、榜眼和探花。

内部消息透露出来，左宗棠一听，大为释怀。

然而，组织考核总是免不了令人一惊三咋。立马又传出利空的消息：不少考官在会上说，小左年纪尚轻，头角峥嵘，担心他自视太高。于是立主打压，把他取在最后一名，位列十五。

温葆琛综合大家的意见，虽然觉得未免屈才，还是勉强首肯了这个提议。

内幕泄露，左宗棠只得摇头叹气。好在没有出局，还算不坏的结果。他想，这下总算吃下定心丸了。

第二天放榜，还是出了岔子。时间已到，还不见有人出来张榜。左宗棠骑在石栏杆上，嘴里啃着馒头，一副稳操胜券的神态。可是，左等右等，还是不见张榜的人出来。有人传播小道新闻，说黄榜本来已经写好，临时出了变故，正在改写。

左宗棠万没料到，所谓变故，正是出在自己身上，而且又是老调重弹：湖南人才太多。

湖南人确实令人头痛，尽给考官添麻烦。本科录取进士，湖南的名额又超出一名！天下之大，难道科举是为你湖南一省而开？唉，又得平衡平衡。湖北是个大省啊，怎么没取一名进士？说不过去啊，应该调剂一个名额给湖北。取在最后一名的左宗棠是湖南人，这个小子朝中无人，咱们开罪得起，那就把他调剂下来吧。

温葆琛为左宗棠力争，慷慨陈词，也未能扭转局面。

经过修改的黄榜终于发布了。左宗棠依然是榜上有名，但不是进士，而是誊录。誊录者，缮写员也。考官们见他写得一手好字，把他留在官府当个抄写员，放在现在，就是电脑录入。一个才华横溢的进士，就这样被平衡成了抄写先生。

这个岗位，左宗棠推辞不就，炒了老板。如果左宗棠愿意屈就，倘若工作勤奋，朝廷看在卖力的份上，一般会赏个县令当当。左宗棠放弃此职不就，有两个原因。第一是因他心高气傲，不愿接受不公平的裁断；第二，他记住了贺长龄的告诫：不要在太小的舞台上局限了自己的才干。他有更高的追求，决定几年后重新赴考，再次一搏。

左宗棠虽然不愿屈就誊录之职，但他对温葆琛这位伯乐深为感激，终身执弟子之礼甚恭。温先生八十寿辰时，左宗棠在两江总督任上，前往道贺。他一大早就到了温府，担任接待工作，省级司道官员全部跟去了，府州县中下级官员见这么多上司都在张罗，便在门前徘徊，不敢入内。看门人将此情报告温先生，于是温先生将左总督召至内堂，笑着对他说：“我们二人过去是师生关系，可不拘礼。但是由于你左督帅的缘故，使我怠慢了父母官，还是不行啊。”

于是温先生亲自来到厅堂，周旋一日。此为后话。

4、背后的女人

一个成功的男人背后，一定站着一个贤惠的女人？我看未必。孔夫子算不算成功人士？他这个圣人，却是老婆的泼辣磨练而成。外国也有类似的例子，苏格拉底对老婆的狮吼惊为炸雷，能够躺在垃圾箱里晒太阳就是爽心快事了。

不过，这句话搁在左宗棠身上，倒是一点不假。

左宗棠两次进京赶考，夫人总是在家期盼。可是，左宗棠和夫人的一腔宏愿，和现实一碰撞，便如海浪冲礁，都成了泡影。

周家人原以为大女婿在科场上一展身手，必能出人头地。没想到左宗棠就是没这个命。女婿做官，似乎是指望不上了。一连考了两次，两次都没考中，再考也是白烧钱。于是妻家不免对他冷眼相看，闲言碎语多了起来。她们对周贻端的态度，也跟着发生了变化。

这段记述，有传记为证：

贻端始婚，以左宗棠穷，不为家人礼遇。

还有一首湘潭民谣，分明是揭左宗棠的短。小孩子满街唱道：

湘阴左宗棠，来到贵子堂。吃掉五担粮，睡断一张床。

无非是说，左宗棠食量大，房事勤。若是住在自家吃自己的，说你吃掉多少粮，睡断多少床，那是夸你身体健康。如果你寄人篱下，那就对不起，分明是损你，刻薄地摧残你的自尊。两次赶考落第，本就超级郁闷。遭周家人冷眼看待，也要忍声吞气。这点糗事还被传唱开了，心里是什么滋味？

左宗棠后来用了五个字，道出当年心中的苦楚：

耻不能自食。

这种时候，周贻端的态度，对左宗棠举足轻重。天要塌了，扛不扛得住，就看夫人帮不帮。

周贻端是个用情至深的女子。新婚那年冬天，丈夫离家去京城赶考，不知是哪个没心没肺的家伙，传出一条谣言，说左宗棠半途病重，奄奄一息。周边的人担心周贻端这个孕妇难过，有意瞒着她。哪知她从异样的氛围中隐隐约约嗅出了气味，以为丈夫性命堪忧，竟然忧思成疾。直至接到左宗棠的家书，报知已经启程南归，一切平安，她才心下释然。“肝气上犯”的慢性病，却从此伴随终生，成为亚健康。当年八月生下大女儿左孝瑜，身体又差了一大截。

幸福时日短，蹉跎岁月长。周贻端含辛茹苦，荣辱不计，始终如一，站在丈夫这一边。左宗棠不甘寄人篱下，不堪外人的耻笑，周贻端都看在眼里。为了照顾丈夫的脸面，她宁愿再苦一点，劝丈夫另立门户，外出谋事，她自己在家带孩子。左宗棠向孀居的岳母借了一所房子，独进独出，另外开灶做饭，算是自立了门户。那地方在湘潭的辰山，就是岳母家的西楼。妻子的妹夫张声玠一家，住在隔壁院落里。

分家独立了，左宗棠顿时兴致高昂。他写下一副联语，张挂在书房壁上，陈述处境，表达志向：

身无半亩，心忧天下；

读破万卷，神交古人。

每日审视这副联语，自觉“志趣不凡”。

对联明志，左宗棠已经确定了自己的社会定位：其一，人穷志不短，自负不凡，以天下为己任，一旦登上仕途，就要施展抱负。“心忧天下”，是经世之才的座右铭。其二，“神交古人”，要做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的忠实继承者，要效仿古代贤圣。

他对妻子谈了一个想法。他手头有不少古今地理书籍，还有几份地图，若能据此绘出一份全国地图，然后再绘出各省地图和各府地图，加上详细的注解，岂不是大功一件？

周贻端一听，大为赞同。她扩大了丈夫的构想，提议绘出当代的地图之后，再上溯到古代，把明朝、元朝、宋朝直至更远朝代的地图，全部绘出来。

真是锦上添花！左宗棠兴奋不已，地图工程当即立项。两人分工：左宗棠负责画草图，周贻端负责描绘。

周贻端是个正儿八经的诗人，一生著有《饰性斋遗稿》，收入古近体诗一百三十五首。她嫁给左宗棠以后，便从诗坛隐身，放弃本业，充当丈夫的助手。其实她本人不仅会写抒情诗，还熟读历史，写过几十篇咏史诗，评论古代人物，从秦始皇批评到明代的张居正，足见她不是一个凡俗的女子。

左宗棠这个穷寒半生的才子，娶了这样一个妻子，命运就多了许多幸运的色彩。怀才不遇固然是一大不幸，但是，能有红颜知己贤惠内助，那是一般人无缘修来的福份，可谓三生有幸。左宗棠大器晚成，过了不惑之年，命运才有转机，终于能够成就一番伟业，关乎他与周贻端这位奇女子令人艳羡的缘分。我们常说，湘女多情，是湖南人才的精神乳汁，在左宗棠身上得到了佐证。

左宗棠此次回家后，住进周家西楼，一头扎进地理学中，和夫人一起启动地图工程。他通过考证，指出一些图志的弊端，对历史地图力求精确，附加文字说明。每作一图，交给夫人影绘，经过一年多的辛勤努力，终于完成了这项艰难的工程，但这还是第一期。后来左宗棠去安化教育未来的女婿，从陶家的藏书中发现了新的资料，夫妻二人及时补充修改，完成了第二期工程。周贻端把地图描绘下来，用湘绣的工艺，把地图绣在绢布上。遗憾的是，这些地图竟没有流传下来。此亦为后话。

5、国士之遇

道光十七年（1837），湖南巡抚吴荣光派人找到左宗棠，召他去醴陵渌江书院任主讲。左宗棠为了家里的生计，也为了报答巡抚的赏识，应召而去。

书院有学生六十人，学风有些问题。左宗棠按照朱子的《小学》，订立八条规章制度，每人发给一本日记。每天下课后，锁上教室门，学生将读书笔记交他审阅。每月初一和十五开班会，或表扬或批评，督促勉励。学生违反校规，便要斥责或除名。经过几个月的努力，学风大大改善。

恰在此时，两江总督陶澍到江西阅兵，由于圣眷正隆，他向朝廷告假，回家乡安化扫墓，途经醴陵。

陶澍是左宗棠心仪已久的经世派官员和学者。他在总督两江期间，手下有一个出色的团队，其成员都是一时人杰，其中包括江苏巡抚林则徐，江苏布政使贺长龄，以及睁眼看世界的先行者魏源和经世学者包世臣等人。在这个团队协助下，陶澍在吏治、河工、漕运、盐政、荒政等方面做出了较大的成绩，又以提倡经世致用的实学在世人中享有盛誉。

陶澍这次途经醴陵，左宗棠有了一个和他结识的机会。但是，不论古今，一位部长级的高官和一个穷教员，是很难凑到一块的。可是，醴陵知县作为东道主，却能把两人撮合到一起。不过，这需要左宗棠本人做出适当的努力。

知县得知陶大人经过此地，连忙安排馆舍。知道左宗棠是对联高手，又写得一手好字，便请他撰写楹联。左宗棠用了一番心思，想以自己所撰之联打动陶大人，给他留下深刻的印象。何况，他早已景仰陶大人的政绩，许多掌故谙熟于心，便挥笔写道：

春殿语从容，廿载家山印心石在；

大江流日夜，八州子弟翘首公归。

左宗棠写罢，又在一幅画上题写了一首诗，试图以此加强陶澍的印象。

果然，陶大人下得车来，走到馆舍大门前，见了贴在两旁的对联，不由面露微笑，连连颔首。

这副对联，含有一个掌故，陶大人是当事者，自然知晓。左宗棠是局外人，凭着博闻强记，竟然可以信手拈来。他在给贻端夫人的信中，解释了这副对联的寓意。

陶澍家里有一所印心石屋，进京觐见时，他曾把此事奏闻道光爷，请皇上御笔亲题“印心石屋”四个字。道光爷准其所请，这是陶澍一生引以为荣的大事。左宗棠在上联中，采用纪实的手法，把此事记载下来。陶澍读了，一是高兴世人都知道他跟皇上的君臣之谊非同一般，二是诧异醴陵这个小小的地方，怎么竟有人读得懂他的心思？

下联的意思比较直白，夸赞陶大人在所有封疆大吏中声望最高，湖南人对他的返乡都极为盼望。恭维得恰到好处，没有拍马屁之嫌。

陶大人心里暗暗称奇，兴致高涨，对这副楹联“激赏之”。

知县将陶大人延入馆舍，进得客厅，一幅山水画扑进陶大人眼帘。上面题有两句小诗：

一县好山为公立，两度绿水俟君清。

又是同样的手笔，同样的文采。陶澍激动了：小小醴陵，一定有老夫的知己！他说这里的山山水水，都是老夫一腔正气的见证！

陶澍一扫老年的迟缓，也顾不得总督尊贵的身份了，追问道：“此人是谁？写这些对联的是谁？老夫一定要见见他！”

知县答道：“回大人，此人名叫左宗棠，是一名年轻的教员。”

此人竟是个后生？陶澍暗自惊诧，连连催促，要他把左宗棠请来。

就这样，二十五岁的左宗棠走到了五十七岁的陶澍眼前。宾主坐下，聊聊数语，便觉投机，忘了时间，竟然谈了一个通宵，订下忘年之交。

陶总督和左宗棠有三十二岁的年龄差，阅人无数，但他被这位青年的人格魅力深深打动，对他的不凡见识甚感钦佩。

陶总督对左宗棠，可谓惺惺惜惺惺。他也经历过左宗棠这样的成长阶段。少年家贫，随父念书，而他读书学习，也是崇尚实务，因此为官以后，在四川取缔私人贩盐；在安徽治理水灾，赈济灾民，安顿了几十万流离失所的百姓；在江苏大兴水利，疏浚河流。

左宗棠的激动也不下于陶大人。巴结权贵非他平日所愿，陶总督主动召见，引为知己，可见自己估计不错，此公的确是礼贤下士。他请求陶大人允许他以老师相称，表示要毕生仿效。陶公爱才，欣然应允。

这次会晤，陶左二人及其家庭结下了终生不解之缘。

会见过后，左宗棠写信给筠心夫人，心潮澎湃，洋溢于字里行间。他没有掩饰自己的骄傲，说陶澍大人想见他，急不可耐，“敦迫促见”。见面以后，又将他“目为奇才”，和他“纵论古今，至于达旦”。

通过这次会晤，左宗棠再一次证实了自己的想法是对的：只要有真才实学，一定能够得到高层有识之士的赏识。

左宗棠与陶澍的忘年交，和他结识胡林翼一样，对他一生的影响是无可估量的。由于陶澍和胡林翼的关系，左宗棠引起了他心目中的大英雄林则徐的注意，而他与林则徐的交往，则奠定了他一生最大的志向：建立一支强大的海军，加强国防建设，并且一定要底定新疆，完善塞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