货币治理的影响

这幅货币金字塔示意图中的标签可能是空想，甚至是异想天开，但它们所描述的地理学却并非如此。货币是一件严肃的事情，直接影响国家内部和国家间的权力关系。始于19世纪建立专属领土货币的行动赋予了各国政府在本国境内的巨大权力，使公共部门相对于社会主体享有特权。从那时起，决策者就一直依赖从正式货币垄断中获得的优势来促进他们的国家利益。然而，现在一切都在改变。随着货币去疆界化进程的加快，权力正重新分配，从根本上改变了国家在货币治理中的角色。

领土货币的收益

我们很容易理解为什么威斯特伐利亚货币地理模型受到各国政府的青睐。严格的领土货币主要有五大收益：第一，降低国内交易成本，以促进经济增长；第二，管理宏观经济运行的有力工具；第三，公共支出的可能收入来源；第四，强有力的政治象征，以促进民族认同感；第五，使国家拥有免受外来影响或约束的切实可行的手段。可以预期，这五项收益都受到决策者的高度重视。

降低国内交易成本可能是领土货币最基本的收益，公共部门和社会主体都能分享这项收益。正如早期货币的发明提高了交换效率一样，与前威斯特伐利亚时期货币相互竞争的混乱局面相比，每个国家创造单一货币必然会进一步降低当地交易成本。从历史上看，货币领土化促进了完整而连贯的国家市场的出现，这是国家建设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Helleiner 2003a）。一种独家货币最大限度地发挥了国家边界内网络外部性的潜力。

领土货币的所有其他收益都直接增加政府的有效权力。其中一个收益来自货币对实际经济运行、总产出和就业以及价格的潜在影响。只要各国政府能够在自己的领土内保持对货币供应的控制，它们至少在原则上有能力影响和管理市场活动的总体节奏。这就是通常所说的货币政策，可以用来促进国家的广泛繁荣和强大，以及满足政府狭义的财政要求。政府有两种政策工具可用。第一是货币存量本身，可以通过控制货币存量以增加或减少居民的支出水平。第二是汇率，即本币以外币表示的价格，可以诱导本国和外国商品的转移以增加或减少国民经济中的支出。当然，这两种工具都不一定绝对正确，也不可能在长期内对经济活动产生持续的影响。大多数经济学家都认为，相当长的时间内，货币政策只能控制物价水平。但正如约翰·梅纳德·凯恩斯的名言所说：“从长期来看，我们都死了。”大多数经济学家也承认，对于政府官员感兴趣的短期，货币和汇率政策可以作为宏观经济管理的工具来发挥重大影响。

诚然，来自自主货币政策的权力可能被滥用，而且经常被滥用，造成持续的价格不稳定甚至恶性通货膨胀。在这种情况下，许多人可能会认为，政府对货币供应量和汇率的控制弊大于利，他们更愿意以这样或那样的方式束缚决策者的手脚。但决策者却很少认同这种观点，他们通常高度重视让政策保持一定程度的灵活，以促进他们对国家利益构想的实现。可以肯定的是，大多数政府在大部分时候都会将独立宏观经济管理的能力视为一种不能轻易放弃的特权。

第二项众所周知的收益是铸币税——货币垄断赋予政府随意增加公共支出的能力。从技术上看，铸币税是指货币面值超过其生产成本的部分，可以被理解成税收或从金融市场借款的能力。由货币创造提供资金的公共支出实际上占用了私人部门的实际资源，而私人部门的购买力因随之而来的通货膨胀而相应降低，这对政府来说就是一种特权。由于涉及通货膨胀的影响，这一过程也被通俗地称为通货膨胀税，以此强调这也是一种可以而且经常被滥用的权力。然而，尽管存在与通货膨胀相关的不利经济因素，从政治角度来看，铸币税特权作为一种抵御风险的保险政策是有其合理性的。正如一位消息人士所说，这是一种不得已的收入（Goodhart 1995，452）。铸币税实际上是决策者在发生突发危机或国家安全受到威胁时调动资源的最灵活的税收手段。这也是大多数政府在大部分时期不愿轻易放弃的能力。

第三项收益是领土货币对内部分裂者或持不同意见者所起的重要象征作用。只要所有公民都觉得自己作为一个单一社会单位的成员被联结在一起——都觉得自己是“想象的共同体”（Anderson 1991）的一部分，就会促进政治权力的集中。文化人类学家强调，国家的建立不仅仅是通过武力，也要通过忠诚，即一种对共同身份的自愿承诺。“我们”和“他们”之间的关键区别可以通过各种有形的符号来加强，如旗帜、国歌、邮票、公共建筑，甚至国家运动队。正如埃里克·赫莱纳（Eric Helleiner 1998b，2003a）强调的那样，这些符号中最有效的是货币。赫莱纳认为，国家认可的货币至少可以通过四种方式增强民族认同感：为民族主义形象提供载体，有助于建立集体传统和记忆；充当社会交流的共同媒介；培养对国家和民族的信任感；以及促进发展人民主权意识。因为国家货币是由政府或中央银行发行，所以国家货币每天都在提醒公民与国家的联系。同样，由于货币在日常生活中的普遍使用，它强调了一个事实，即每个人都是同一个社会实体的一部分——这一作用与单一民族语言的作用不相上下。共同的货币有助于使不同的、往往是对立的社会群体同质化。

最后从消极意义上讲，领土货币收益在于增强了政府避免依赖其他来源获取这一关键经济资源的能力。货币领土在国家和世界其他地区之间划出了明确的经济边界，提升了政治权威。政府越接近绝对的货币垄断，就越有能力在制定和执行政策时使自己免受外部影响或约束。这个逻辑很简单：如果你想要政治独立，不要依赖别人的货币。

赢家和输家

因此，我们不应惊讶于各国坚决地坚持货币主权的理念。然而重要的不是形式原则，而是实际做法，这不仅取决于货币供应，而且取决于需求。当今各国政府对需求的控制越来越严格，对本国货币存量及汇率行使直接的管辖权。随着去疆界化程度的提高，即使是最专制的政府也无法保证其货币总是优先于其他地方的货币。

因此，去领土化必然会改变货币事务中包括政府间以及公共、私人部门间的权力分配。显然，国家间影响力的平衡发生了关键性的转变。不那么明显但同样重要的是，政府和市场之间的相互作用随之发生了决定性的变化——这些变化可能对每个国家的有效政治权威产生深远影响，而无论其货币的竞争力如何。尽管影响的方式并不总是那么容易预测，货币垄断给政府带来的四项收益都会受到影响。

宏观经济管理

例如，去领土化对政府宏观经济管理能力的影响将大不相同，这取决于特定货币的竞争力以及官方政策与市场偏好的相互作用。去领土化对政府宏观经济管理能力的主要影响体现在国际收支融资机制上。

长期以来，经济学家一直将相对容易的国家内部区域失衡调整与相对困难的国家间支付调整进行对比。它们的一个主要区别是，由于存在着大量可以在盈余地区和赤字地区之间随时进行交易的广义短期金融债权，在发生暂时性动荡时，单个国家内部均衡资本流动的余地更大。反过来，这些广义债权的发展被归因于单一国家货币的存在，这当然消除了所有的外汇风险。

这种推理显然是基于传统国家货币的排他性假设。然而，即使考虑到跨境货币使用速度的加快，这一假设有所放松，但同样的逻辑仍然适用。给定货币职能范围越广，均衡资本流动的有效范围就越大（以买卖该货币计价的广义债权形式），因此，在其他条件相同的情况下，这些资本流动应减轻国际收支对国家政策的限制，减少拥有最具竞争力货币的国家的调整成本，这些国家的宏观经济政策灵活性应得到加强。相比之下，货币竞争力较弱的国家将发现自己在调整过程中不太能够依赖均衡的资本流动。由于对它们的货币缺乏信心，国际收支的制约将增强，这些国家的回旋余地也将相应减少。

然而，去领土化对这两类国家的影响并不十分明确。对排名靠前的国家来说，国内货币政策的目标很可能是误导性的，因为存在大量且不确定的货币在国外流通。外国对本币需求的意外变化或本币走弱的危机也可能会周期性地破坏政策的稳定性。获得政策灵活性绝不是没有代价的。同样，对于排名靠后的国家，影响也各不相同，这取决于各国政府如何选择应对其宏观经济政策灵活性回旋余地减少的问题。如果市场主体认为政府维护货币政策独立性的努力不可信，这些国家则几乎无法进行经济性控制，并且可能会失去金融稳定性。另外，如果政府实际上将其名义上的主权（至少部分地）置于严格的市场规则之下，那么经济运行可能会更健康，调整成本也会更低。这些国家至少有义务在制定宏观经济政策时适当考虑市场情绪。

铸币税

政府的铸币税特权也是如此。在这方面，所有国家的国家权力都将受到影响，这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官方政策如何与市场偏好互动。对于竞争力较低的货币，政府通过货币创造获得适当资源的能力显然受到损害，因为从国外很容易找到一种更便捷的本国货币的替代品。这些国家征收通货膨胀税的基础在缩小。因此，它们应对突发事件的能力无疑受到制约。

但是，对于拥有更具竞争力货币的国家而言，国家权力是否相应地增强了？乍一看似乎毫无疑问。货币职能范围越广，发行货币的政府就越容易利用铸币税的财政收益。这些国家不仅国内货币垄断权得到保护，只要外国人愿意持有该国货币或在该国以外使用其货币，外国也能成为它们的收入来源。货币跨境流通的扩大产生了货币发行国政府从国外获得补贴或无息贷款等隐性收入转移的能力，这意味着整个经济体实际资源收益增加。经济学家将其称为国际铸币税，以便与传统的国内铸币税区别开来。国际铸币税在实践中可能相当可观，英镑和美元的历史经验已经充分证明了这一点。国际铸币税只有货币在市场上存在竞争优势时才能获得，但这一优势无法得到永久保证。因此在实践中，发行国获得铸币税能力可能会减少。

简单地说，随着海外发行量的增长，外国人可能会更加担心货币未来贬值的可能性，甚至担心发行国对其持有的资产的可用性进行限制。因此，随着时间的推移，货币发行国政府将不得不更重视来自其他国家货币的竞争，并相应地抑制自身对通货膨胀税的兴趣。至少，为了保持货币的吸引力，政府可能必须大幅提高利率。最终，国家政策肯定会受到抑制，因为需要阻止市场主体突然转向更受欢迎的竞争对手。

总之，铸币税特权所产生的权力对所有国家来说都会受到限制，无论其货币的竞争力如何。在一个跨境使用加速的世界里，任何政府在考虑如何为其支出筹集资金时，都不能忽视市场主体的偏好。

政治象征

货币作为政治象征的作用也会受到不同影响。如果一种领土货币起到培养国家认同感的作用，那么去疆界化在逻辑上可能会产生相反的效果，放松对国家的忠诚纽带。然而事实上，结果可能相当复杂。在某些情况下，人们对想象的共同体的认同感可能会因为货币主权被侵蚀而加强。政府可能有得也有失，这不仅取决于货币之间达尔文式斗争的结果，还取决于官方政策如何与市场主体的偏好互动。

去疆界化显然减弱了货币竞争力较弱国家的政府象征价值：这些货币的本土空间被国外更受欢迎的竞争对手成功入侵。由于过度通货膨胀或感知到的贬值风险，一种外币用于替代本国货币的程度越高，公民就越不觉得与该国之间存在内在联系。“我们”和“他们”之间的关键区别正在逐渐消失。更糟糕的是，货币原本是一种权力和高贵的象征，现今却成了每天提醒人们政府无能的工具。发行这种货币的政府也不易获得尊重。

相比之下，从最具竞争力的货币来看，去疆界化更有可能增强货币的象征价值。货币发行国在货币等级体系中的卓越地位提升了其在世界事务中的整体声誉。货币广泛的国际流通成为货币发行国地位和威望的重要来源，这是国际社会地位提高的一个非常明显的迹象。当货币获得各方面的崇高敬意时，谁不会为之骄傲呢？

然而，当政府试图通过干预来改变或控制市场偏好时，事情就变得更加复杂了。例如，如果一国政府决心采取行动应对来自外国货币的竞争时，那么弱势货币也可能变成某种强势力量的来源。实际上，在这种情况下货币政策可能会转变为一种政治象征。由市场驱动的外国货币的入侵几乎可以被视为公开的军事侵略行为。此时，捍卫国家货币被视为代表了想象的共同体的光荣立场——爱国主义的终极体现。

相反，强势货币也可能成为弱势的来源，特别是如果一国政府在其货币流行程度开始下降却试图维持其货币国际地位时。正如我所说，没有一种货币在跨境使用方面会维持永久的主导地位。然而，一旦获得货币地位的威望，无论是顶级货币、贵族货币还是精英货币，都很难将其拱手让人。但是，正如在国内坚决抵御国外货币入侵可以激发人们对政府的信心一样，如果在国际上恢复国家货币地位的努力没有取得成果，则很可能会产生相反的效果而引起质疑甚至嘲笑。英国政府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为防止英镑区解体而进行的旷日持久但徒劳无功的斗争提供了一个最好的例子（Cohen 1971）。电视名人戴维·弗罗斯特（David Frost）尖刻的讽刺话最能概括英国公众的反应：“看到英镑的遭遇真是太可惜了。曾经英格兰央行发行了一张纸条，上面自豪地写道：‘我保证按要求向持票人支付一英镑。’现在它简单地写着：‘敬请关注（Watch This Space）。’”14操纵市场需求以保持货币地位的努力并非总能成功。

货币隔离

当我们谈道货币垄断不受外部影响的最后一项收益时，情况也大致相同。在这方面，拥有最受欢迎货币的国家会获得更高比例的收益。因为一种货币职能范围的扩大，提供了胁迫其他国家的潜在手段。货币排名靠前国家政治权力的增强往往以牺牲排名靠后的国家的利益为代价，这些国家变得越来越依赖外国货币。但结果究竟如何，则高度取决于官方政策和市场偏好的相互作用。

很明显，货币之间的等级制度可能会影响各国间的权力分配。等级制度的概念本质上是政治性的，代表着不同程度的相互影响，即某个政府对其他政府实现国内外政策目标能力的影响。在国际上，发行广泛流通货币的国家能够通过直接或间接地控制金融资源的获取，对其他人施加影响。乔纳森·科什纳（Jonathan Kirshner 1995）列举了货币排名靠前的国家可能以四种方式胁迫利用货币依赖性：（1）强制执行（enforcement）——操纵现行规则或威胁制裁；（2）驱逐（expulsion）——中止或终止的特权；（3）攫取（extraction）——利用关系获得相应的实际资源；（4）截留（entrapment）——转移从属国的利益。在国内，国家在制定和执行政策时应该更好地避免受到外界的影响。

然而在这一点上，只有当所涉货币在市场上保持竞争优势时，才能利用其影响力。一旦竞争对手的货币开始出现，发行国将发现自己操纵他人依赖性的能力可能会受损。预期结果很大程度上将取决于市场主体的反应，他们可能会加强或消除公开强制措施的影响。因此，操纵他人依赖性权力的行使越来越依赖于系统地培养市场情绪。均衡资本流动可能会为广泛流通货币的发行国继续提供额外的政策灵活性，以应对暂时性冲击。然而，随着时间的推移，国家的行为将越来越受到限制，因为需要阻止市场主体突然或大量将其货币兑换成其他货币。总之，有效的政治权力最终可能会减少。

总结

简言之，一些政府，尤其是那些拥有最流行货币的政府，显然受益于去疆界化。此外，由于它们的收益是以货币竞争力较低的国家为代价，因此，国家间权力的平衡显然向着有利于它们的方向转变。但即使是排名最靠前的国家也无法免受市场压力的影响。随着时间推移，货币广泛流行的所有优势都会受到需求驱动的竞争力量侵蚀。因此很明显，从比较角度来看，不管政府的货币多么受欢迎，最大的赢家根本不是政府，而是一批经过挑选的私人部门主体（特别是那些在市场上有能力和机会选择替代货币的主体）。在国家与社会的关系中，去疆界化显然更倾向后者。世界各地政府享有的特权比以前少了，私人部门的选择比过去多了。

纯粹从物质上讲，社会主体获得了一个重要的效率收益指标——货币发挥其主要职能的便利性是否提升。跨境可替代性一定程度上遏制了铸币税特权被滥用或宏观经济管理被误导。在政治上，私人部门对公共政策的影响力达到了前所未有的程度。国家权力显然被削弱。

寡头垄断国家

然而，这并不意味着在政府行使货币主权的地方，现在就由私营部门断然掌权——只要国家仍然是当今各国之间激烈竞争的货币的主要来源，情况就不会如此。达尔文主义的斗争虽然激烈，但至少就目前而言这种斗争仅限于供应方面。因此，尽管在货币事务管理方面的作用有所减弱，各国政府继续发挥作用。国家权力可能会被削弱，但它还没有被消灭。

随着去疆界化，政府被剥夺了它们曾经对货币需求的垄断控制权，处于货币金字塔顶端的国家和底部的国家都是如此。由于许多交易者和投资者现在有了货币选择权，在既定的政治领土内，能够强制本国货币发挥排他性作用的国家越来越少。然而迄今为止，政府仍然主导着市场的供给，对目前货币的创造保持着管辖权。因此，只要各国政府能够成功地在国内和国外竞争中争取市场主体的忠诚，它们仍然能够影响需求。政府权力仍能改变用户偏好。

因此，从本质上讲，今天国家的作用与寡头垄断行业中竞争企业的作用没有什么不同（国家相当于寡头垄断企业），从来没有人指责寡头垄断企业缺乏实际权威。在一个货币体系日益相互渗透的世界里，各国政府都发现自己被迫加入到竞争中，以保持或提升本国货币的市场份额。与寡头垄断企业一样，政府通过有意或无意地尽其所能来塑造和管理需求，从而增强其影响力。

国家之间的商业竞争并不是什么新鲜事。作为世界政治大博弈的一部分，各国政府一直在相互争夺市场和资源。货币竞争的不同之处在于，国家作为市场一方（即供给方）的主导者直接参与竞争，推动由自己创造、自己认可的货币。

当然，寡头垄断的类比并不完美。货币作为一种公认的计价单位和交换媒介，具有私人企业产品所不具备的公共产品特征。此外，国家拥有合法强制的权力，从而使其拥有商业寡头垄断一般所不具备的政策选择能力。尽管如此，这种类比是恰当的，因为国家间的货币竞争具有寡头垄断的两个关键结构特征：相互性和不确定性。两者都是传统寡头垄断所固有的特征。

就像在寡头垄断行业中，国家的数量足够少，以至任何一个国家的行为都对其竞争对手的某些行为产生一定影响；反过来，其他主体的行为和反应也无法准确预测，结果体现决策的相互性，迫使所有国家如竞争企业一样专注于长期策略的考虑。从这个意义上说，货币生产商与汽车或电脑生产商其实没有什么不同。此外，与汽车或电脑生产商一样，政府被迫通过努力管理市场的需求方来实施其策略，以“销售”其“产品”。它们的目标客户是国内外的货币使用者。目的是维持或加强货币的版图，货币就如用注册商标出售的商品一样。货币治理本质上已经成为一场争夺市场忠诚度的政治竞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