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节
现实主义学派及其发展

现实主义（realism）是国际关系学科中影响最大的一个理论体系。一种观点认为，自1919年国际政治学科诞生以来，现实主义就一直居于支配地位。形成这种局面的原因，简而言之，是因为现实主义提供了有关战争状态的最强有力的解释。1现实主义谋求阐释的是世界的现实情况，而不是世界的理想情况。它所要回答的问题是“这个世界是怎样的”（how the world is），而不是“这个世界应该是怎样的”（how the world ought to be）。对现实主义者来说，政治就是在一个缺少资源的世界上，群体间为了权力、声望、影响和安全而不间断地进行的斗争。这一解释，说明了国际政治的一个最显著的现实。由于现实主义与国际关系的“现实”有最直接的联系，因此它受到了众多政治家和外交决策者的青睐。

从另一个角度来说，现实主义又是一个构成较复杂的理论体系，包括众多不同的分支。在现实主义的旗号下，先后出现过古典现实主义（classical realism）、新现实主义（neorealism）、新古典现实主义（neoclassical realism）、进攻现实主义（offensive realism）以及防御现实主义（defensive realism）等。这些分支，名称不同，其内涵也存在差别。不过，既然都叫现实主义，自然有一些共同坚持的东西。这些可称为现实主义内核的东西概括起来包括以下要点：

1．国际体系是无政府的（anarchic）。这一点是现实主义学说的基本出发点。现实主义认为，国际政治不同于国内政治。在国际体系中，不存在一个高居于主权国家之上，可以实施法律和建立秩序的世界政府或普遍权威，因此暴力与战争是不可避免的。在这种状态下，人类主要不是作为个人而是作为社会群体相互面对，这种社会群体汇集了成员的忠诚。“竞争性群体的名称、规模和组织，随着时间的推移会改变，但群体间冲突的本质属性却不会改变。”2有关无政府的假定表明，国际政治是一种非合作博弈（non-cooperative game）。

2．在以无政府为特征的体系中，主要的行为体（major actors）是作为整体的国家（unitary state）。国家在国际体系中如何行事，决定性因素是国际体系的性质和国家的实力，而不是国家内部的政治制度。尽管国家的意识形态、社会结构或政府形式等因素对外交决策有重要影响，但这些变量不是国际关系的决定性因素。3在不存在普遍权威的情况下，国际竞争压力要比意识形态选择或国内政治的压力更大。国家要维持生存，就必须自己照料自己的利益。国际体系的自助（self-help）属性，决定国家是利己的（self-regarding）而不是利他的（other-regarding）。4

3．权力是理解国际关系的关键。国家存在的根本目标是加强权力与安全。所谓国际政治，就是国家间政治或权力政治。这种以关注国家安全与国际和平为宗旨的高政治（high politics），是不同于以促进经济社会福利为宗旨的低政治（low politics）的。在这种政治中，武力和武力威胁是国家推进其利益的主要手段。因此，衡量国家的权力，主要是看国家的军事能力。由于每一个国家的责任都是维护自身利益，提供自身安全，因此，所有国家的共通特性都是基于权力与安全而不是基于道德和理想进行外交决策。

4．国家是理性的行为体。在谋求权力与安全的时候，国家采取的是有目的的政策，或者说出于主观期望是按照功利原则或理性规范行事的。面对不确定的国际环境，国家所要争取的是自身处境的最优和自身利益的最大化。由于每个国家都要维护自己的最大利益，因此国家间的冲突是普遍的。由于人类理智不可能超越国际政治的最基本的冲突性质，因此国际制度不可能在和平与战争的根本问题上推动合作。

以上所阐述的这些要点，是对现实主义理论的总体性概括。需要注意的是，在现实主义发展的不同阶段，各个学派和分支是有一些不同的理论阐释和推论的。因此，要系统地了解现实主义，就需要搞清楚其历史发展和主要分支在不同阶段的强调重点。

一、古典现实主义

现实主义的形成与发展经历了一个漫长的过程。早在2000多年前的古希腊，修昔底德（Thucydides，约公元前460—400/396年）在《伯罗奔尼撒战争史》中就阐释了今天被称为现实主义的思想，即雅典权力的增大，以及所导致的斯巴达的恐惧，使得战争不可避免。5这一观点虽然指涉的是古希腊个别城邦国家间的关系，但说明了“权力政治”这一导致战争的结构性因素。在16世纪，意大利政治家马基雅维里（Machiavelli，1469—1527）在《君主论》中强调国家安全远比信义和道德更重要，认为权力与欺骗是实施外交政策的主要手段。这种对国王统治术的阐述，说明了“人性恶”对于理解国际关系的重要意义。6到17世纪，英国政治哲学家霍布斯（Thomas Hobbes，1588—1679）在《利维坦》中对于无政府的“自然状态”即“每一个人对每一个人的战争”的论述，概括了主权国家间结构的整体属性。7这些重要概念和假定的提出，为现代现实主义在20世纪的产生奠定了基础。

1939年，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前夕，英国学者卡尔（E. H. Carr, 1892—1982）出版了《二十年危机》（The Twenty Year's Crisis）。卡尔在该著作中批评第一次世界大战后流行的理想主义未能把事实与理论结合起来，并且提出了一种有关国际政治的比较现实的观点。卡尔认为，政治在一定意义上就是权力政治；道义是权力的产物。现代的国际危机意味着建立在利益一致概念上的空想主义大厦已经土崩瓦解。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出现的国际道德规范，只不过是有利于维护主要英语大国的利益的辩解之词。人们通常把卡尔看作是现实主义的主要代表人物，但他实际上并不是一个纯粹的现实主义者。他的理论既批评理想主义，亦批评现实主义。他认为，理想主义无视历史教训，而现实主义对历史的看法则过于悲观；理想主义夸大了选择的自由，而现实主义则夸大了一成不变的因果关系，并滑向宿命论。他认为，既有理想主义的因素，又有现实主义的因素，既有权力，又有道德原则，这才是健全的政治理论赖以存在的基础。8

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现实主义发展成为一门成熟的学说。汉斯·摩根索（Hans Morgenthau，1904—1980）1948年出版的《国家间政治》（Politics Among Nations），对现实主义作出了经典性论证与阐释。摩根索的理论前提是国际关系的无政府特性和人性恶。摩根索认为，国际社会是由主权国家组成的，而主权国家在各自领土范围内都是至高无上的法律机构。在国际社会，不存在一个制定法律和强制实施法律的中央权力机构。9在这种情况下，国家只能以自助的方式谋求生存，以追求权力的方式实现自身的利益。在《国家间政治》一书中，摩根索提出了政治现实主义的六原则：

1．政治受到植根于人性的客观法则的支配。这些法则不受人们的偏好左右。人们要向它挑战，就要冒失败的风险。

2．政治家的思想和行动是从被界定为权力的利益出发的。这一假定使得不同国家的不同政治家所执行的外交政策有了一种连贯性和统一性，从而使得国际政治的理论分析成为可能。

3．利益是判断、指导政治行为的唯一永存标准。在一特定的历史时期之内，哪种利益能够决定政治行为，要视制定外交政策时所处的政治和文化的环境而定。外交政策所处的当代环境是极不稳定的，但这种环境是可以改变的。只有通过对支配过去并将支配未来的各种永远存在的力量进行巧妙的控制，才能实现改造。

4．普遍的道义原则在抽象的形式下是无法适用于国家行为的，必须在具体的环境中加以贯彻。抽象的伦理原则在判断行动时，看它是否符合道义法则，而政治伦理在判断行动时，则看它的政治效果如何。权衡不同的政治行动的后果，是政治中至高无上的品德。为了国家的生存，采取成功的政治行为就是道义原则。

5．不能把特定国家的道义愿望与普天下适用的道义法则等同起来。国家在诱惑下都会用适用于全世界的道义目标来掩饰它们自己的特殊愿望与行动。把特定的民族主义等同于上帝的意旨是不合道义的。这种等同很容易造成歪曲的判断。曾毁灭了许多民族和文明的十字军狂热，就是在理想或上帝的名义下进行的。公正地对待所有的国家，就应该把它们都看作是追求以权力为定义的利益的政治单元。这样，国家在保护自己利益的同时，也能尊重别国的利益。

6．政治现实主义与其他学派的思想之间的差异是真实、深刻的。政治现实主义者是从以权力为界定的利益出发进行思维，并使其他准则从属于政治准则。就这一点而言，它迥然不同于研究国际政治的“法律—道德学派”。10

在摩根索看来，国际政治同一切政治一样，都是为权力而斗争，这种斗争表现为一个国家企图控制他国的行为。国家实施外交政策是为国家利益，即为保持、扩大和显示国家权力服务的。摩根索认为，国家利益的一个最基本的组成部分是本国的生存和安全。一国所追求的利益必须与其实力相称。国家领导人不应超出本国力量所能达到的范围进行对外干涉，也不应按照本国的形象去塑造世界。如果这样做，只会反过来损害自己的安全，从而违背国家利益。11

按照摩根索的观点，国家无论是要维持现状还是改变现状，都表现为对权力的追求。各国之间的利益冲突和实力的不均等使得国家间的权力斗争不可避免。一国相对他国权力膨胀，必然产生扩张野心，从而有可能改变现状并导致战争。尽管国际道德、世界舆论和国际法对权力有一定的限制，但保持国际体系稳定的基本因素是“权力均衡”。按照摩根索的理论，如果两个或更多的国家联盟能够维持大体上的权力均衡，那么任何单一国家都不可能确信自己有能力赢得战争，这样，秩序与和平就能维持。12

古典现实主义对权力政治的阐释是精到的，但其局限性也是显而易见的，即它无法解释国家间已有的和可能的合作。国际关系的现实是，国家间不但有冲突与对抗，亦有各种不同形式的合作，不但有同盟国之间的合作，亦有敌对国家之间的合作。例如，美苏作为冷战对手，能进行某种程度的军控与裁军就是一种合作。古典现实主义的这种局限性，促使一些学者进行新的思考。20世纪70年代末出现的新现实主义，就是这样一种再思考的产物。

二、新现实主义

新现实主义（neorealism）的主要代表人物是肯尼思·华尔兹（Kenneth N.Waltz, 1924—2013）。他的代表作是1979年出版的《国际政治理论》（Theory of International Politics）。这个学派作为现实主义的一个分支，与古典现实主义有诸多相同的假定，但同时也对古典现实主义进行了重要的修正。

在《国际政治理论》（1992年版）中译本序言中，华尔兹对新现实主义的主要概念以及它与传统现实主义的主要区别做了清楚的说明。他指出：“我在本书中所提出的理论常常被称作新现实主义，有时则被称为结构现实主义（structural realism）。在建立一门国际政治理论的时候，新现实主义保留了现实政治（realpolitik）的主要内容。然而，新现实主义对于手段与目的、原因与结果的考察是不同的。汉斯·摩根索是他那个时代最杰出的现实主义者，他认为‘理性的’政治家就是孜孜不倦地致力于积累越来越多的权力。权力被视为目的本身。新现实主义则不同，它把权力看作是一种有可能使用的手段，国家拥有的权力太小或太大都会有风险。力量软弱会招致攻击，力量强大则会使对手不敢发动进攻。力量过于强大则可能刺激其他国家，使它们增加军备并联合起来对付它。权力是一种可能有用的手段，明智的政治家总是力图拥有适度的权力。在重要关头，国家最终所关心的并不是权力，而是安全。这是新现实主义对现实主义的重要修正。”13

新现实主义对现实主义的另一项修正是对因果关系的重新考虑。华尔兹指出，现实主义把因果关系看成是单向的，即主要从相互作用着的个人和国家那里寻找原因，从个人和国家行为及其相互作用所产生的后果中寻找原因。新现实主义则重新考虑了相互作用的单元与国际后果之间的因果关系。国际政治的规律并不是单向地从相互作用的单元到其所产生的后果，而是双向进行的。必须承认，某些国际后果的原因存在于相互作用的单元层次。但是，还有某些原因存在于不同的层次。存在于单元层次的原因与存在于结构层次的原因是相互作用的。在研究方法上，只有既注重单元层次，又注重结构层次，才能全面把握国际体系内的变化与延续。14

在这里，尽管华尔兹阐述了单元与结构两个层面的原因，但他实际上想强调的是结构层面。华尔兹认为，国际关系历史的结果很少与行为体的意图相符，因此在行为体的特征与动机之外还存在着另外的原因。15正是从这一点出发进行思考，华尔兹阐释了结构塑造行为体行为的体系理论。

华尔兹提出，国际政治无政府状态这一经久不衰的特性，导致千百年来国际政治生活具有显著的相似性。16由于权力斗争是国际体系作为一个整体的产物，而不是人性（the nature of man）的结果，17因此对国家的现实威胁或可能的威胁随处可见。注意威胁与应付威胁乃是国际生活的基本方式。这种方式决定了国际体系中的相互关系是一种紧张状态，行为体经常彼此敌视。由于每个国家都须尽全力保障自己的安全，因此必然会导致军备竞赛与联盟体制。华尔兹认为，结构的原因解释了国际政治生活不断重复的模式和特征，解释了为什么不同的单元行为彼此相似，为什么它们产生的后果在可预期的范围之内。华尔兹认为，结构通过两种方式，即行为体的社会化与彼此间的竞争，使行为体的运作“趋向产生同质的结果”。社会化进程所形成的规范会限制和塑造行为体的行为，而竞争则会导致行为体理性地模仿成功的行为。18

在华尔兹看来，国家作为统一的、以生存为最低目标的行为主体，是构成国际体系的单元。结构的变化以及随之而来的国际体系的变化，是各单元的实力对比变化造成的。更简单地讲，是由大国数量的变化造成的。由于在无政府状态下行为体的行为相似，而结构决定于国家的能力分布与排列，因此结构理论可以忽略单元能力之外的所有个体属性。19华尔兹认为，只要说明了国际结构，就可以对国家行为做出预期。

对于国家行为的可预期的结果，华尔兹提出了均势的趋向，即无论国家是否愿意，它们将周而复始地形成均势。华尔兹认为，如果可以自由选择，国家将涌向较弱的一方，因为威胁它们安全的是较强的一方。如果它们加入的联盟有足够的防御和威慑能力以吓阻敌对联盟的进攻，那么它们就将得到更多的尊重和安全。这一点构成了国际政治的一种规律。20

作为一种强调安全的现实主义理论，华尔兹在其学说中还讨论了其他学者已有论证的“安全困境”（security dilemma）。按照这一理论，一个国家为保障安全而采取的措施，会降低其他国家的安全感。一个国家即使是出于防御目的增强军备，也会被其他国家视为需要作出反应的威胁。这样的相互作用会造成国家难以摆脱的一种困境。21按照华尔兹的观点，武力存在的意义在于“防止武力的使用”，因此控制武力使用的可能性是国际政治研究需要关注的首要问题。华尔兹以美苏关系为例，强调了两个超级大国不使用核力量而谋求安全的一面。22按照华尔兹的逻辑，国家不会为了追求更大的权力而冒不安全的风险。这一思想实际上是对“安全困境”提出了一种解法。

需要注意的是，华尔兹强调安全而不是权力的观点，尽管是从结构理论中演绎出来的，但并不能为所有结构现实主义者所接受。后面将介绍的约翰·米尔斯海默的结构现实主义观点，就强调大国会谋求权力的最大化和霸权。他们两人的观点，在很大程度上体现了防御现实主义与进攻现实主义的不同。

总之，按照华尔兹的观点，尽管世界结构是无政府的，国家谋求自我保存和增加其权力不可避免，但有些时候国家会选择谈判而不是战斗，因为“合作”可以避免高代价的冲突并有利于保持和平与解决经济问题。在华尔兹的理论中，关于“安全”的论述无疑是具有重大意义的。这种修正在某种程度上正是对国际现实的一种反映。

三、20世纪90年代以来现实主义的新发展

现实主义发展到20世纪90年代，又出现了新的分支。其中比较突出的有进攻现实主义（offensive realism）、防御现实主义（defensive realism）和新古典现实主义（neoclassical realism）。关于这三者的关系，人们并没有统一认识，原因在于这些学说并不能划分为界线分明的营垒，而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例如，新现实主义与新古典现实主义中都包括倾向于进攻现实主义和防御现实主义的理论，反过来说，进攻现实主义和防御现实主义都可能表现出新现实主义或新古典现实主义的不同倾向。23从这个视角来看，这4个理论分支虽然各有特色，但并不是4个并列的学派。

首先看新古典现实主义。新古典现实主义是相对新现实主义而言的。新现实主义如前所述，主要的着眼点是国际关系的结构。它谋求解释的是国际结果，诸如大国战争的可能、国际合作的前景、国家间联盟的模式等。这些现象，从总体上来看，都不是单一国家行为的结果，而是国家互动所形成的结构的产物。与新现实主义不同，新古典现实主义谋求解释的则是个别国家的对外政策和战略。它力图说明不同的国家，甚至同一个国家在不同的时期，为什么会追求特定的政策和战略，为什么会对系统压力做出不同的反应。这一学说所要探讨的东西包括个别国家的大战略、军事信条、对外经济政策、结盟的偏好以及危机应对行为等。

新古典现实主义认为，国家外交政策的范围与雄心，首先取决于它们在国际体系中的地位，特别是它们的相对物质力量。这种相对物质力量确立了国家外交的基本参数，就像修昔底德所表述的那样，“强者为所欲为，弱者尽受其苦”。不过，这种权力地位对外交政策的影响是间接和复杂的，因为系统的压力是通过作用于单元层面上的干预性变量起作用的。说得确切些，在物质能力与外交政策行为之间，不存在直接或完善的传输带，而是以国家领导人的感觉为媒介。在力量转变期间，这样的感觉变量的作用特别重要。24

在新古典现实主义者看来，国家政治领导人的外交政策选择，与其说是国家物质资源的现实数量的体现，不如说在很大程度上是出自他们自身对国家相对实力的判断。这种情况意味着国家短期或中期的外交政策不一定与国家力量的宏观发展趋势相吻合。再者，国家政治领导人对国家资源的支配是有限的，并不能随心所欲地支配国家资源。因此，对权力进行分析还要检查国家相对社会而言的力量与结构，因为这些因素会影响可供外交支配的国民财富的比率。有时，总体能力相当的国家，由于政治结构不同，其行为亦可能不同。最后，可能对国家外交政策的轮廓和方向起决定性影响的系统压力，未必会强大到决定国家行为的细节的地步。这种影响只有从比较长远的角度看，才是明显的。25

比较新现实主义与新古典现实主义，可以看到，新现实主义是从结构的视角阐释国际互动的宏观趋势，它不能也无意预测个别国家的对外政策行为。正如华尔兹所说，他的理论可以告诉我们什么压力在起作用，不同的体系结构会造成怎样的可能性，但是它不能告诉我们一个体系中的单元（即国家）将怎样对这样的压力和可能性做出反应。26新古典现实主义作为对新现实主义的一种发展，强调了内部变量与外部变量、系统变量与单位变量的结合，它力图解释体系压力作用于单元的具体结果。由于两者的研究角度和解释对象不同，因此形成了一种互补的关系。

下面再看进攻现实主义与防御现实主义。27这两个理论分支的出现，在很大程度上是与美国的对外政策讨论分不开的。在冷战后新的国际形势下，美国在对外政策中应该选择优势战略（strategy of preponderance or primacy），谋求削弱诸如中国那样的可能的大国竞争者，还是应该通过“有选择的接触”（selective engagement）来确保它的长期安全？对于这样的现实问题，进攻现实主义与防御现实主义给出了两种不同的答案。

按照进攻现实主义的假定，国际关系从总体上来说仍然处于霍布斯主义的无政府状态。在这种状态下，安全的稀缺性为国家的扩张提供了强有力的动因。由于国家会不断面对其他国家的暴力侵害或征服威胁，因此不得不通过军备建设、单边外交和机会主义的扩张来改进其相对权力地位。由于只有最强大的国家才有最好的生存机会，因此国家会寻机削弱可能的敌手，追求其权力的最大化。由于扩张常常是以对手为代价积累更多权力的最好方式，因此在这样做的利益超过代价的时间和地点，国家就会追求扩张主义的政策，并倾向于采取可能导致与其他国家发生冲突的行动。进攻现实主义者坚持认为，国家必须考虑掠夺性修正主义强国（revisionist power）的威胁，因为这些国家会冒险一战以实现其目标。国际无政府状态之所以会导致国家最大限度地扩展其力量，原因就在于没有国家能确定什么时候会出现一个真正的修正主义强国。

进攻现实主义所做的阐释，主要是针对大国。进攻现实主义的代表人物米尔斯海默的著作《大国政治的悲剧》就论述了大国之间不可避免的冲突趋势。28按照进攻现实主义的观点，弱国不可能追求扩张战略，因为这样做风险太高，而较强的国家则会理性地适应国际环境，并在代价与危险是可以管理的时间与地点迅速学习扩张。埃里克·拉伯斯（Eric Labs）认为，成功的扩张者会从过去的错误中学习，并试图以一种最少受到其他大国注意的方式走向扩张。例如，当俄国在克里米亚战争中被打败之后，它所得到的教训并非不应该扩张，而是应该试图在其他地方扩张。29

进攻现实主义在阐释国家扩张的动因的时候，有一些学者认为系统层面的压力与国家追求的现实外交政策之间的联系是比较直接的，这种体系的压力使得国际处境相似的国家会采取相似的行为。相对而言，国家内部体制的差别则无关紧要。30这些人的观点与结构现实主义是一致的。也有一些进攻现实主义者比较关注一个国家为什么会以特殊的方式行事，认为国家的相对能力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国家的意图。随着实力变得比较强大，国家就会试图使其影响最大化并且控制它的国际环境。总之，国家追求侵略性的、使其影响最大化的战略是在中心决策者感受到相对能力增大的时候。31从这个视角来说，进攻现实主义也有与新古典现实主义相一致的方面。

与进攻现实主义不同，防御现实主义对国际政治是持稍微乐观一点的态度。防御现实主义认为，尽管“安全困境”难以驾驭且不可避免，但它未必会导致剧烈的竞争和战争。国际体系只在有限的情况下才会提供扩张和侵略的动机。除了体系层面的权力分布之外，其他物质因素（防御现实主义称之为“结构调节剂”——structural modifiers）也是可以增加或减少冲突的可能性的。这些因素包括军事技术上的进攻—防御平衡、国际经济压力、地区军事平衡等。以这种看法为基点，防御现实主义认为国家会努力追求安全而不是相对权力的最大化。在追求安全的过程中，国家通常会实施温和的战略，体系中较强大的国家会实施体现克制的军事、外交和对外经济政策。对于现实的威胁，防御现实主义认为国家会以适宜的方式，即以“进行平衡”的方式威慑威胁者，从而消除对实际冲突的需要。按照防御现实主义的观点，外交政策行为是国家对体系的诱惑所做出的适当反应。只有当“安全困境”升温为狂热时，才会导致实际冲突的发生。对于进攻现实主义所提出的大国战争的预言，防御现实主义认为是夸大了对威胁的感觉，并且过分相信军事力量的功效。32从强调安全的角度来看，防御现实主义与新现实主义也有一致的方面。

由于防御现实主义与进攻现实主义对国际政治的趋势有不同的判断，因此在国家的对外政策上有不同的主张。进攻现实主义基于追求权力最大化的目的，会要求国家比照竞争对手的总体实力发展自己的权力，而防御现实主义基于追求安全最大化的目的，则会要求国家按照所受到的威胁发展权力。推演其结果，前者可能导致一种紧张的局面，诸如引发军备竞赛甚至冲突，而后者则可能导致区域性的均势与和平共处。在冷战时期，美苏两个超级大国之间的关系在整体上是进攻现实主义所阐述的情况，而大多数关系正常的国家追求的则是防御现实主义的对外政策。

与进攻现实主义者相比较，防御现实主义者更重视国内因素对外交政策的影响。他们认为，国家领导人对于国家的相对能力的感觉体现了系统压力与国家对外政策之间的联系。领导人无论是为了国防而动用国内资源，还是随后调整外交政策以应对外部环境的变化，都会受到国内政治的制约。由于国家的相对权力地位从短期来看常常是不确定的，国家领导人要经常面对模糊和矛盾的信息，因此领导人先在的信念体系、对敌人的想象以及认知偏好，对情报搜集、利益评估、军事计划制定和对外政策决策等都会起重要作用。

总之，与古典现实主义和新现实主义相比，这些对现实主义的新阐释比较重视国际体系之外其他层面的因素对国家对外政策的影响。例如，一些新的理论明确区别了市民社会的资源（人口、工业能力、原材料等）和国家（即中央政府）的能力。防御现实主义的代表人物托马斯·克里斯滕森（Thomas Christensen）提出了国家政治权力的概念，把它界定为“国家领导人提出安全政策动议之后动员人民和物质资源的能力”33。进攻现实主义的代表人物法里德·扎卡里亚（Fareed Zakaria）写道：“外交政策并不是由作为民族的整体做出的，而是由它的政府做出的。因此，要紧的是国家（state）力量而不是民族（nation）力量。国家力量是政府为实现其目的而能够提取的那一部分民族力量。”34对于单元因素的强调，特别是对国家内部的各种因素以及权力之外的因素的强调，可以说是这些现实主义新分支的一个较为突出的方面。

为便于理解现实主义各分支的特点，下面对它们的异同做一个小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