除此之外，别忘了还有(1)：沉默、疏忽与破裂

对其狂热的支持者来说，自由秩序的初衷主要是为了满足当今的政治需要，同样，我们对它的评论也是基于此目的。谈自由秩序，实际上是对抗关于美国霸权在世界范围行动的一系列历史叙述，而这些历史叙述有意回避了一些明显的历史问题。

那些支持自由秩序的人十分虔诚，甚至极端，他们认为秩序是神圣的，任何异举都是亵渎。由此，他们编撰出了大段的历史。直到最近的一些侵略战争爆发之前，我们一直被告知，美国支持“开放的边境和开放的社会”，24建立这一秩序的美国人，他们“对统治世界并不感兴趣，而是更想缔造一个基于规则的世界”，25尽管后者建立在前者的基础之上。芝加哥全球事务委员会（Chicago Council on Global Affairs）主席、美国驻北约前大使伊沃·达尔德（Ivo Daalder）给出了一个非常典型的论断，充满历史细节：70年来，美国一直领导全球努力促进民主、人权和法治。26然而这一论断却没有提及，美国在践行其人道主义承诺方面，至少可以说，表现出了一种多变性。不妨让拉丁美洲人听听这个说法，应该会带来不同的启发。

这就是被讲述的历史，以激发一种使命感，正如国务卿希拉里·克林顿在2014年回忆的那样：

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这个曾经修建了横贯大陆的铁路、工厂装配线和摩天大楼的国家将注意力转向建构全球合作的支柱。许多人担忧的第三次世界大战没有发生。数百万人民摆脱了贫穷，第一次拥有了人权。这些都是美国两党领导人多年来打造的全球体系架构所带来的好处。27

在这个温和版本的历史叙述中，过去的黑暗正逐渐隐退。只有两场战争在讲述中会被提及：一场是在20世纪中叶取得胜利的世界大战，它往往被看作一段历史的结束，而非过程；另一场世界大战却不是这样。至于其他那些同样在建立秩序的过程中至关重要的战争，则在讲述中被完全边缘化。历史重点强调的是合作领导与和平创造，却极少提及美国对别国的胁迫，对此几乎闭口不谈。从针对美洲原住民的种族灭绝，到冷战时期的残酷斗争，历史上曾发生过的、那些粗暴的强权政治，在美洲大陆乃至全世界，通通都被抹去了。也有一些可能发生的问题随着历史的进程逐渐消散了：大规模战争虽然仍旧一触即发，但核威慑的阴霾避免了其爆发；国际机构不断积累资本，确立并扩大了援助方案，客观上减轻了贫困；国际政治中仍旧存在激烈的竞争。美国的崛起，则被巧妙地节略为一项温和而具有积极意义的工程。

并非只有政客才会为历史洗白，那些功成名就的公共知识分子也视其为一种标准信条。对于特朗普的当选，外交历史学家杰里米·苏里（Jeremy Suri）同样也提到了美国曾经繁荣兴盛的历史，并指责特朗普“破坏了真正让美国伟大的自由主义国际秩序”，使世界陷入了大倒退。这个秩序包括“一个多边贸易体系和各联盟机构，我们建立这个体系不仅是为了服务于美国的利益，也能吸引一批追随者加入我们的理念”。他解释说，“欧洲的北大西洋公约组织以及亚洲和中东的区域联盟网络”“遏制了有侵略性的国家，团结了可靠的盟友，并在适当的时候促进了民主改革”。而“其他机构”，如“欧洲复兴计划（即马歇尔计划）、关税及贸易总协定（现为世界贸易组织）、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则使美国能够领导战后资本主义体系，这提高了全球生活水平，苏联解体，中国的经济体系发生了转变。28

就如同希拉里·克林顿对美国的称颂一样，在苏里所讲述的历史中，那些血腥场面也离奇地消失了。其中对冷战的历史以及超级大国及其代理人如何遏制苏联的实际操作进行了委婉的改写。凝固汽油弹、猪湾事件(2)和康特拉斯（Contras）游击队(3)的历史也都淡出了背景。一切压迫都消失了。同样消失的还有1965年印度尼西亚苏哈托将军领导下的反共产主义清洗行动，在美国中央情报局和美国大使馆工作人员的积极配合下，这场大屠杀导致了约100万人的死亡。在谈到拉丁美洲时，同样只字不提美国支持的敢死队和秃鹫计划（Operation Condor）(4)，以及美国如何为当地的安全部队在酷刑、勒索技术方面提供了长达25年的培训。毫不冤枉地说，美国通常将其他利益置于民主改革之上。在这样的历史中，反恐战争中的各种罪行消失了，比如特殊引渡和酷刑。那些不可靠的盟友也在一次又一次的行动中消失了，从萨达姆·侯赛因（Saddam Hussein）到叶海亚·卡恩（Yahya Kahn）将军、阿富汗“圣战者”（Afghan Mujahideen）、本杰明·内塔尼亚胡（Benjamin Netanyahu）总理，再到穆罕默德·本·萨勒曼·沙特（Mohammed Bin Salman al Saud）。在这位杰出的美国外交历史学家所讲述的历史中，旧的秩序变成了充满诱惑力的美好愿景。

在有关自由秩序的讨论中，存在着一个时间与历史记忆的问题。这一秩序已维系的生命周期是“70年”，这个数字正巧呼应最近的北约70周年纪念日，而且还与《圣经》的完全数(5)不谋而合。从1949年至今，在“美国治下的和平”中建立坚不可摧的联盟这一提议很有吸引力。这也增强了这一秩序的神圣性和稳定性。通过强调这一点，特朗普的半路杀出就被描述为扰乱了天堂，而他们正身处一个遭受巨大而痛苦的破坏的时代，就如同在一个信仰天主教的盎格鲁人心目中，英国在基督教为国教的时代一片宁静祥和，却由于圣坛被毁陷入了混乱。如今，美国外交政策建制派（foreign policy establishment）将全球伙伴关系和国际体系几乎奉为神谕。在这一套话语体系中，北约曾是“美国领导下的自由世界秩序的核心”，29时不时就能看到为之欣喜若狂的表述。国防部前部长阿什·卡特（Ash Carter）将特朗普和普京举行联合新闻发布会这一事件比作如同“目睹一座教堂轰然坍塌”。30随着特朗普入主白宫，自由秩序的狂热支持者希望将火炬传递给其他盟友，扮演开明国际主义的名义领袖。在2019年慕尼黑安全会议上，达尔德称赞德国总理安格拉·默克尔为“自由世界的领袖”，她关于团结一致维护基于规则的秩序的必要性的演讲值得“雷鸣般的掌声”。31美国前外交官尼古拉斯·伯恩斯（Nicholas Burns）教授则称，就在最近，由于北约“在历史上第一次”遭遇了“缺乏强有力的、有原则的美国总统领导”的危险，这一伙伴关系正面临着巨大挑战。32但事实是，从艾森豪威尔到奥巴马，大多数美国总统曾对北约盟国进行过强有力的批判和恫吓，不知道伯恩斯本人如何看待这一情况。33特朗普只是在继续给予北约实质性支持的同时，表达了对盟友的公开斥责，如果这就是伯恩斯认为的不同之处，那么这一秩序的基石的确脆弱。

尽管北约经常被视为一个建立在共同自由价值观基础上的道德共同体，34因而夸张地声称美国对北约盟国的胁迫是前所未有的，但事实上，自北约成立以来，等级森严的强迫和施压始终是跨大西洋关系的一部分。1954年，美国国务卿约翰·福斯特·杜勒斯（John Foster Dulles）威胁欧洲要对联盟关系进行“令人感到痛苦的重新评估”（agonizing reappraisal）。1963年，约翰·肯尼迪总统以放弃伙伴关系为威胁，迫使西德总理康拉德·阿登纳（Konrad Adenauer）支持美国的货币政策，以抵消由于美国在欧洲的军事部署所造成的国际收支赤字。351973年4月，理查德·尼克松总统和他的国家安全顾问亨利·基辛格叫停了与英国在情报以及核武器研制方面的合作，以惩罚英国在美国发起的《原则宣言》（Declaration of Principles）以及英国在双边讨论以及其与欧共体之间进行意见交换时的隐私问题上的不合作态度。在英美之间的“特殊”关系中，铁腕施压的桥段屡见不鲜。1982年，美国总统罗纳德·里根对包括英国公司在内的多家外国公司实施制裁，以回应它们借道波兰、修建苏联天然气管道的行为。彼时的英国首相玛格丽特·撒切尔对此的回复是，“感到被一个朋友深深地伤害了”。36后来，在阿富汗和伊拉克战争中，尽管英国付出了鲜血的代价，且耗费了大量金钱，以表达对于反恐战争的支持，并巩固其在华盛顿的地位，但奥巴马总统仍然直言不讳地威胁称，英国若退出欧盟，将失去在寻求双边自由贸易协定中的有利位置。同时，美国也多次以放弃合作为威胁来说服包括西德、日本在内的盟友和客户取消它们的核计划。37

跨大西洋国家间的共同责任很容易产生等级操控，事实证明，北约的主要加盟国已经开始对其成员国提出了明确的交易条件，警告称，如果不能作出足够的贡献，就会（也应该会）导致北约解体。自称大西洋主义者的安妮·阿普尔鲍姆（Anne Applebaum）面对跨大西洋联盟的逐渐瓦解，对此感到十分痛心。与此同时，特朗普又在逼迫其成员国大幅增加会费，并威胁否则美国可能退出。阿普尔鲍姆认为，“安全防御组织”（security and defence organizations）是“特殊而不可侵犯的”，一旦离开这些组织，美国将“不再是欧亚大陆的一股力量”。同时，美国军方也将难以在中东或非洲投射军事力量，而这会让中国占据主导地位，贸易条款的制定权也会易手中国。安全组织是“美国军事力量的基础，也是美国财富和繁荣的基础”。38然而，就在4年前，阿普尔鲍姆还认为，奥巴马总统“确实有能力重启西方联盟”，因为他手握王牌——美国贡献了北约四分之三的预算——以及掌握根本矛盾：如果这个西方同盟无意自保，那么美国随时可以离开。值得注意的是，当时俄罗斯已经占领了克里米亚，并与乌克兰处于交战状态，所以促使阿普尔鲍姆改变立场的可能并不是来自东方的威胁。相反，这种批判带来的混乱局面反映了美国建立的跨大西洋秩序正处于紧张局势，这一联盟被视为神圣的，或者用奥巴马的话来说，“永恒的”，但同时又在用苛刻的条件胁迫其他成员国。有人可能会反驳，奥巴马和阿普尔鲍姆不像特朗普，他们是为了维护北约才这么明目张胆地进行威胁。然而，这些威胁若想要达到目的，就必须说到做到，不可能是虚张声势。阿普尔鲍姆曾督促白宫，可以采用遗弃威胁（threat of abandonment）手段，让欧洲听话，但当白宫真的这么做时，她却退缩了。39

我们还可以来看看两位著名的自由秩序倡导者，美国驻北约前大使伊沃·达尔德和布鲁金斯学会的罗伯特·卡根，在特朗普时代，他们极力捍卫北约的存续和德国在欧洲大西洋共同体的特殊地位。由于担心该集团的瓦解，卡根强调“民主联盟，这是美国领导下的自由世界秩序的基石”，40而达尔德却认为，各同盟国需要的是坚定的信心，他们想听到的声音正如奥巴马在乌克兰危机之后所表示的，第五条款（Article 5）(6)“是一个坚不可摧的承诺，是不可动摇的，也是永恒的”。41然而事实并非如此。2004年，当德国政府拒绝向伊拉克派兵，坚持对这场战争的一贯反对时，卡根和达尔德一起表达了对盟国不服从的谴责，这听起来即使不是特朗普式的做派，也肯定是十分强制性的态度。42他们称北约成员国为“盟友”的口吻让人不寒而栗。他们坚称，如果欧洲盟国不尽心尽力，北约不参与伊拉克战争，这会让美国人不得不质疑北约存在的价值：“那么‘联盟’这个概念还有什么意义……如果法国和德国打算对美国说‘不’，那么未来的美国政府，包括约翰·克里政府，将不得不重新考虑联盟的价值。”当美国这个超级大国面临着美索不达米亚地区日益加剧的内乱和抵抗之际，这两位大西洋主义者并没有像今天那样将北约描述为美国领导的自由世界秩序的基石，值得美国永远维护。在反恐战争进入白热化的时候，他们曾写道——彼时小布什政府最初的信心已逐渐褪去，取而代之的是人们担心重塑大中东地区秩序这种雄心勃勃的计划耗费太大，而且很难实现——这种负担必须由国际社会来分担。美国霸权正面临越来越大的挑战，即便自由秩序的狂热者也能看出，秩序的紧密程度完全有赖于等级胁迫（hierarchical coercion）。特朗普随后又借同样的理由公开谴责欧盟，并坚称美国的承诺是有条件的，这其实只是风格上的变化，而实质始终如一。

尽管在欧洲，北约是遏制和反对苏联的中坚力量，但北约自身的历史就与独裁主义纠葛不清。几十年来，北约不乏包括葡萄牙和希腊在内的一些独裁政权。处于弗朗西斯科·佛朗哥将军（General Francisco Franco）专制统治下的西班牙，尽管北约成员国的身份曾遭到美国政府的否决，但它仍通过《马德里条约》（Pact of Madrid）(7)和一项基地协议，以非正式的方式加入跨大西洋防御体系。土耳其日益加强的独裁政权，使所谓在北约建立自由民主俱乐部的提议变成了一个经久不衰的笑柄。至于北约东扩，显然没有给波兰或匈牙利带来自由化。北约自己的军事行动也并不总是促进了自由主义的发展。在利比亚，北约空袭引发的国内革命给当地带来的是经济崩溃、议会对立、酷刑泛滥，以及露天奴隶市场的兴起。在巴尔干半岛，北约对种族灭绝的干预无意中引起了多国反对其暴行的呼声。2000年，科索沃独立国际委员会（Independent International Commission on Kosovo）在科索沃战争之后成立，根据该委员会的报告，北约的国际存在并未能阻止科索沃解放军（Kosovar Liberation Army）的报复性种族清洗。43北约的建立背后有多方面的因素，包括对苏维埃共产主义的反对、对自由主义价值观的认同，也有欧洲对于廉价安全的渴望，以及美国对跨大西洋主导地位的野心。然而，这些因素之间并不总是协调一致的。因此，认为过去70年的秩序是以自由主义原则为基础、以北约等机构为保障而持续稳定的说法，是站不住脚的。仿佛在“自由秩序”这一概念被发明之前，世界犹如一片异域之地，而各国各行其是。

如果我们看一下自由秩序的谱系关系，就会发现一个更难解决的问题，那就是自由秩序在很大程度上是对一个历史时期的追溯性构想，其目的在于对当下的斗争进行干预。尽管自由秩序的支持者将其视为战后美国治下的和平的这一概念，并认为这种秩序的价值是先验的、普世的，但作为一种信仰，它的起源却并没有那么久远。正如亚当·加芬克尔（Adam Garfinkle）警告的那样，对看似有威胁的事物进行事后命名是一种扭曲的诱惑，因为它会“夸大被命名事物的优点，并消除任何令人讨厌的不和谐因素”。44

乔舒亚·希夫林森（Joshua Shifrinson）45使用“Google Ngram”制作了一张图表，展示“自由国际秩序”这一概念从1800年到2008年间的使用情况。从这张图可以看到，“自由国际秩序”这一词汇使用频率的提高与冷战后期密切相关，之后更是呈现出巨幅增长态势。基于该词语的其他变体的搜索也呈现出类似的模式，例如，当“自由秩序”一词的使用率明显上升，“基于规则的国际秩序”的使用率增长则更为迅猛（见图1.1）。

因此，“自由秩序”这一短语，以及作为一种对于背离者的控诉，其使用可以追溯到思想史上的两个历史时刻。第一次显著增长的出现，同对于美国衰落的焦虑和对多极化趋势感到担忧的时代几乎完全一致。事实上，“自由秩序”概念的主要倡导者罗伯特·基欧汉（Robert Keohane）和约瑟夫·奈（Joseph Nye）也曾针对“自由国际体系能否在美国霸权衰落后继续存在”这一话题展开辩论。

就在最近，还出现了针对小布什政府和反恐战争的批评之声，希望将“自由”这一概念重新定义为一种光荣的美国传统，改变其在政治保守主义者眼中的肮脏形象。由伊肯伯里牵头发起的针对布什总统的声讨，其矛头直指他在任时推行的狂妄单边主义、蔑视盟友、废除国际协定，以及采用非常规引渡手段和施行酷刑等问题。所有这些批评家依据的就是自由主义和帝国主义秩序之间的显著差别。当时他们还认为，对于自由秩序而言，最大的干扰因素是反恐战争，而不是特朗普。但后来他们又自相矛盾地表示，是特朗普主义引发了前所未有的过失，而在此之前的70年间，这一秩序完整且紧密。

在记录冷战时期和冷战后“世界秩序”的文献中存在一个明显的不同之处。虽然这两个时期在讲到美国安全战略的时候，也都提到了美国对于“自由世界”的承诺以及认为美国具有独特使命的美国例外主义。但是，在论及其与苏联之间进行的长期安全竞赛时，对于美国领导的世界秩序的言论都带有明显的宗教色彩，而且强烈地表现出以敌人为中心。它们不仅明确提及了上帝、神圣意志、上天所赋予的历史使命等，还都指出了对手的危险和邪恶。其中大量使用的信仰语言，远远早于冷战专家罗纳德·里根（Ronald Reagan）总统后来讨好福音派右翼时所提出的。例如战后美国外交政策主要制定者之一迪安·艾奇逊（Dean Acheson），他的父亲是一名圣公会主教，而身为一位基督教徒的儿子，艾奇逊对美国所肩负的“责任”有着强烈的传教意识。他的两位国务卿接班人——约翰·福斯特·杜勒斯和迪安·腊斯克（Dean Rusk），也同样出生在牧师家庭。制定反苏遏制政策的“战略思想家”乔治·凯南（George Kennan）也在呼吁中谈及“精神活力”（spiritual vitality）这样的表述。美国冷战纲领性文件NSC-68（美国《国家安全委员会第68号文件》）(8)提出通过“精神反击力”（spiritual counterforce）来对抗共产主义的狂热信条。著名的美国国务卿约翰·福斯特·杜勒斯也曾使用宗教语言来宣传美国好战的反共产主义使命。冷战时期的独裁者，如参议员约瑟夫·麦卡锡（Joseph McCarthy）和联邦调查局局长J．埃德加·胡佛（J．Edgar Hoover）则把他们的行动装扮成爱国主义基督教反对共产主义无神论的事业。冷战时期的自由主义鹰派分子同样也借用这种托词。参议员约翰·肯尼迪（John F．Kennedy）在竞选总统时，讲到这是“一场上帝意志指引下的自由主义意识形态同残忍的无神论暴政之间的竞争”。46即便是亨利·卢斯（Henry Luce），也呼吁要开创一个美国的世纪，来实现人们现在歌颂的世界秩序，推动宗教复兴，取得冷战中的核心胜利。47无论是精神上的斗争，还是基督教文明与野蛮无神论之间的竞赛，这些措辞已达到过度的煽动性，同时也带来了巨大的力量。从语言和行动效果上看，它起到了很大的动员作用。而今天所讨论的话题，自由秩序这一概念或许过于抽象，难以产生这种振奋（或者说煽动）人心的效果。正如斯蒂芬·沃特海姆（Stephen Wertheim）警告的那样，“如果要在‘美国优先’和‘战后国际秩序’之间做出选择，选民会选他们理解和认同的、能唤起更美好未来的那个选项，那么，真的有人相信后者会胜出吗？”48

与充满流血、炮火、审判的时代相比，我们这个年代的颂词是高度世俗化的。国际政治在空荡的天空下肆虐。这并不是要谈论“自由秩序”信徒的个人神学。相反，我们注意到人们在公开谈及美国的全球使命时，明显收敛了虔诚的措辞。这种转变，在很大程度上，可能是由于美国安全部门的社会属性和行为方式正在发生变化，朝着更加多元化的方向发展，对这些机构来说，对美国治国方略进行宗教上的辩护是没有太大意义的，甚至最好不提。在建制派中，张扬虔诚的信徒不再像以往那样多了。现在已很难看到反苏遏制政策之父乔治·凯南膜拜的那种狭隘、虔诚的社会观念。他们确实有时把自由秩序定义为蒙昧主义宗教和血腥神话的对立面。有些文献在这方面也较为激进，把世界秩序描绘得机械而毫无血腥，淡化甚至否认积极的权力斗争。例如，负责东亚和安全事务的美国助理国务卿库尔特·坎贝尔（Kurt Campbell）就把美国在亚洲的主导地位比作一种“操作系统”49，关于上帝和斗争的语言被一种计算机隐喻所取代，使美国表现为一种权威的技术专家。这种形象之所以吸引人，是因为它把美国霸权自然化，想象出一个基于崇高理想的新世界，提倡共同价值观、和谐利益，充分体现了设计优势。谁会拒绝这样一个性能优良的操作系统呢？但是，又有谁会为它而战呢？

类似地，用一个相对温和低调的说法取代了激烈的精神层面的斗争，外交政策的制定者们实际上缺乏一个能够维持凝聚力和动力的来源——一个明确的强敌。虽然中国在物质上变得更加富裕和强大，但它并不能像苏联那样构成全面的意识形态挑战。在历史上，摩尼教（二元论）的世界观曾导致了严重的错误，例如长期否认共产主义世界内中苏分裂的可能性。不过，它也带来了一些好处，就是让人们认识到暴力斗争的现实，并证实了那些尴尬而不合时宜的联盟。这相当于使用非自由手段来达到最终的自由主义目标。在确保最终道德目标的情况下，美国可以在地缘政治中进行妥协。由于其拥有明确的对手，以及反共产主义者的共性，这保证了一定程度上地缘政治的一致性。随着这一对手的倒下以及单一霸权全球斗争的结束，自由秩序支持者就很难合理把握手段和目的之间的关系。冷战分子会联合自己的同胞来抵制对手，并把非自由主义行为美化为一种必要的、不太邪恶的行为，并相信这最终能够给独裁主义附庸国带来巨大变革。50在1948年意大利民主选举中，美国中央情报局通过各种手段在选举中打败共产党，包括资助反共政党、伪造文件诋毁共产党，以及警告那些公开支持共产党的意大利人——他们将被禁止进入美国。反共主义成了一种宗教性的追逐，而种种行径逐渐违背了一直以来被赞美的自由秩序。为了所谓长期的自由主义事业，美国于是行使了自己的特权。如果像特朗普的批评者现在指出的那样，通过虚假新闻、贿赂和胁迫的方式蓄意颠覆外国民主选举的行为代表自由世界秩序的对立面，是对这一秩序的破坏，那么美国从一开始就在如此破坏这一秩序了。美国通过其实际行动默认了，崇高目标的实现意味着非自由的手段，这一逻辑支持它同各种非自由主义势力（如教皇）达成联盟。

类似这种“手段—目标”（means-ends）的理论，促成了更多具有讽刺意味的联盟。与自由秩序的神话历史形成尴尬对比的是，美国在战后与满怀中世纪怀旧情结的宗教武装分子合作由来已久，从德怀特·艾森豪威尔总统欢迎穆斯林兄弟会的组织者赛义德·拉马丹（Said Ramadan）进入美国总统办公室，到布热津斯基（Brzezinski）为遏制苏联而提出的从非洲东北部到中亚的“伊斯兰危机弧形带”，以及美国在阿富汗、波斯尼亚（波黑）资助针对俄罗斯附属国的“圣战”，还有美国曾对叙利亚伊斯兰民兵提供的部分支援。51至少在前述合作中，美国清楚地知道自己在支持什么。在这里，并非要评价这些决策是明智还是愚蠢，但它们确实表明，在与各种邪恶作斗争的时候，仅凭一种冷酷无情的心态，即便目标笃定，最后都会变得一团混乱。

自由秩序的赞颂者，站在他们的立场上，也意识到了他们所推进的全球格局存在着历史性和概念性的难题。他们中的许多人曾在政府任职，深知即使最简单的事情也很难完成。他们承认，在美国领导的秩序机制的周围，还隐藏着其他秩序机制。他们承认，他们犯了一些狂妄自大的错误，诸如自由战争或市场原教旨主义（market fundamentalism），它们在某种程度上与秩序并无因果关系，尽管当时的决策者将它们视为维护世界秩序、践行自由主义使命的核心。52他们也承认，这个自由主义秩序下的世界也有它的不完美，也会犯错误，比如联合国的能力和霸权的号令也是有限的，还发生过像猪湾事件和越南战争这样的“差错”。

然而，一旦这些问题浮出水面，他们就会立即将其同秩序的本质区别开来。即便是最为热烈的歌颂者也并不否认历史的消极面。相反，他们会将之划清界限，就如同辩护律师把诉状中不需要的内容删除掉。黑暗行径被视作自由秩序的异常现象，而非自由秩序的特征或病理。自由秩序原本被称为世界的、历史性的变革，但当问题出现时，这一秩序突然被描述为充满局限和束缚，而在这一秩序下发生的错误并不能与秩序联系起来，也和其划时代的野心无关。发生在西方世界以外的事情突然变得无足轻重，因为这一秩序是发生在西方世界内部的，尽管此前自由秩序的支持者们还声称要成为全球领导者、强调全球军事影响力、提出要监视中东、强调人道主义努力和西方以外的军事打击的重要性。清一清嗓子，精彩故事继续不受影响地上演。那些不适合讲述的大部分战后历史很快就被另作处理，但还是会不断干扰着历史的重述。约翰·伊肯伯里声称，为了保持欧洲、亚洲和中东地区贸易和外交的开放，帝国主义已不合时宜，“除了一些重要的、破坏性的例外，如越南战争，美国已经接受了后帝国主义原则（post-imperial principles）”53。面对这场讨论，除了这些问题之外，不要忘了还有更核心的问题。越南战争是美国战后最激烈、最持久的海外行动之一，这场战争旨在维护一个跨越海洋和大陆的体系。我们将会看到，这场行为没有被看作一次秩序之外的非典型过错，一次偶然的、帝国主义性质出界行为，而被视作一种为了维护世界秩序的真诚努力，恰恰是为了维系这一世界，而且是一次由自由主义和帝国主义冲动共同驱动的计划，同时也反映了两者之间存在的紧张关系。

在文献中经常能看到一些片面的描述，仅仅强调秩序是一项崇高的事业。约瑟夫·奈在讨论世界秩序的时候一直保持着冷静的态度，他认为：

有关秩序的神话可能被夸大了。虽然美国表现出对民主和开放的整体偏好，但它又一直在支持独裁者，时常做出见利忘义的利己主义举动。在最初的几十年里，战后体系在很大程度上仅限于以大西洋沿岸为中心的一群志同道合的国家，其中并不包括许多大国，比如中国、印度和苏联，而且它对非成员国并不总是带来良性影响。在全球军事方面，美国未能成为霸主，是因为苏联平衡了美国的力量。即使美国在权力巅峰的时候，也无法挽回“失去中国”，阻止不了德国和柏林的分裂、朝鲜半岛的平局、苏联在阵营内部平叛暴乱、古巴建立发展共产主义政权，以及越南战争的失败。尽管如此，在过去的70年里，该秩序在维护世界安全稳定的进程中取得了显著成就。这些成就使人们心中形成了一个强烈共识，即捍卫、深化和扩展这一体系一直都是而且今后也是美国外交政策的中心任务。54

值得称赞的是，约瑟夫·奈承认，违背历史的美化演绎存在很大的风险。与此同时，那些有关自由秩序的神话历史却非常有生命力。非自由主义的行动和“见利忘义、自私自利的行径”（即使是在他所称的“基于规则的系统”中）都不是秩序本身的错误，更与秩序无关，因此不会影响人们对秩序的整体评价。这就完全可以得出结论，约瑟夫·奈的警告并不一定有效。正如他所言，美国霸权并不是一个长达70年的权力“体系”，而是在近些年才发展起来的。1945年以来的世界秩序，在一定程度上，可以定义为美国攫取世界主导地位的过程，其范围仅局限于一些民主国家和资本主义的边缘地带，它甚至无法战胜信心坚定的小国对手，发号施令也受到阵营外部大国的限制。这些却让约瑟夫·奈得出了一个反向的推论，即在这个世界重返多极竞争的时代，外部限制和对手强烈抵抗的种种现象都证明了进一步扩大霸权的必要性。而且，在他那些几乎没有引起太多注意的委婉说法中（如“朝鲜半岛平局”“对非成员国并不总是带来良性影响”）背后，实际上是一个充斥战争和反革命镇压的世界。

罗伯特·卡根对此提供了一个重要的、截然不同的观点，作为这类观点的变体，或可成为讨论这些问题的一个切入点。他在文献中罕见地承认：

特别是在使用武力方面，存在着双重标准。美国官员相信，不管他们承认与否，或者自己是否意识到，基于规则的秩序允许美国在一定情况下可以违反规则来行使权力，这意味着美国可以在没有联合国授权的情况下进行军事干预，比如在越南和科索沃，也可以从事秘密活动而免受国际制裁。55

事实正是如此。但承认这一点实际上意味着，卡根承认，通过保留行使非自由主义手段的特权，霸权有时是帝国主义性质的。这指出了霸权阵营内部存在一个还没有引起人们充分讨论的分歧：虽然一些人认为秩序在手段和目的上要坚持规范性，但也有一些人意识到世界充满冲突，因此为非常规手段辩护以获得更大的利益。

战争本身——作为一个血腥和非自由的过程——已经从对于自由主义愿景的描绘中淡出。尽管以上论点承认美国的霸权主义军事力量及其盟友的广泛存在是其秩序的基础，但它们大多回避了霸权在历史上实际实施过的暴力行为。核武器被视为这一秩序的基础，但直到1945年击败日本帝国的实际使用中，核武器展现了其强烈的破坏性、灭绝性、革命性力量，拥有核武器才在某种意义上被视为首次建立核威慑的必要条件。大规模战争的避免也被主要归功于美国领导下的世界秩序，但被忽略的另一方面事实是，美国也受制于对手的核武库而不能肆意对其他国家发号施令。实际上，核威慑的约束作用正是源于美国未能真正实现核不扩散。

这些赞赏自由主义愿景的人们也很少关心美国如何获得对外投送军事力量的平台。事实上，这一秩序的维系正是依赖其军事力量的全球存在。这一体系中的很大一部分无疑是通过帝国主义手段创造出来的。在这些用于加强基于规则的自由秩序的全球军事力量结构中，存在一个尴尬的事实，即那些部署着防御设施的群岛基本是通过殖民掠夺而建立的。56从查戈斯群岛到关岛，以及其他被吞并的领土，如波多黎各、美属维尔京群岛、北马里亚纳群岛和美属萨摩亚，为使用这些领土，他们驱逐或者胁迫当地的岛民，这些地方的土著人至今仍然没有公民权。对于唯一敢挑战美军在冲绳驻军的日本首相鸠山由纪夫（Yukio Hatoyama），奥巴马政府以无情的沉默孤立了他。57同样，1965年，在伦敦迫使毛里求斯出售其在迪戈加西亚岛（Diego Garcia）的领土以免于被英国殖民之后，英国驱逐了2 000名查戈斯人，为美国在当地建立空军基地铺平了道路。英国无视联合国大会提出的非约束性动议和国际法院的参考意见（即认为剥夺该领土是错误的）58，仍继续强占该领土。美国也不断通过在马绍尔群岛、比基尼环礁等太平洋试验场开展辐射性试验以提升其核能力。自由秩序本应消除土地掠夺的做法，然而，这种领土兼并也是建立武装霸权制度的先决步骤。这也很尴尬，因为这些维护自由主义秩序的国家却坚持要求新兴大国停止在土地方面的殖民行为。

战争的黑暗面是叙事的边缘部分，比如很少提及的无人机，以及最新研制的超越法律管辖的暗杀武器。无人机打击的威力也鲜为人知，一位军事指挥官称，无人机是一种可以在全球范围内“实现工业级规模反恐猎杀的武器”。59从其打击意图、暴力程度和辐射范围来看，这种武器一定是自由秩序不可分割的一部分。随着对抗技术的出现，以及人们对于清除恐怖主义威胁的过程中避免人员伤亡或人质危机的愿望，无人机打击已经成为镇压及应对边境混乱的主要手段。然而，无论是在对被视为最后一个自由主义秩序缔造者的奥巴马政府进行评估时，还是在对特朗普执政时期的国际秩序评价中，正在被大量实施的不被法律管辖的暗杀行动都没有被提及。对于联盟内部在多次峰会上出现的不和谐现象，各类报道不惜笔墨，但它们暗地里实施的暴力行为却不见经传。如果查阅一下那些对自由秩序进行长期评估的报告，如兰德（RAND）研究报告、阿斯彭政策（the Aspen Policy）研究报告、新美国安全中心（CNAS）报告，其中没有任何关于“无人机”“暗杀”“杀戮”的字眼，顶多只是表达对于这种技术正在被危险的对手所掌握的焦虑。在这种沉默中，美国记者、军事历史学家马克斯·布特显得与众不同，他认为，这种权衡一点也不困难，为了捍卫世界主义启蒙运动的崇高价值，可以以英国西北边境和美国边境战争为范例，定期使用武力进行和平镇压。60这至少是一个明确的观点。

对于战争与黑暗的疏漏，不仅仅是由于对残酷血腥细节的厌恶，更是对自由主义秩序内部矛盾的反感。同样令人质疑的还有对自由秩序理念的赞美与维护。在战后初期，对于主权国家来说，安全至上是决定性原则，至少在纸面上是这样。不干涉（non-intervention）原则是《联合国宪章》的核心内容，且联合国大会已多次重申和阐明了这一原则。然而，最近的一些学说则对这一原则进行了扩大或推翻，并在一些场合鼓吹颠覆国家主权。有些联盟国家在没有得到联合国授权的情况下，以人道主义解放的名义，擅自宣布剥夺一个涉事国家的主权。一些自由秩序的倡导者提出重新实施里根时代特别针对敌对政权的方案，为各选举机构、政党、立法机关、独立媒体和工会提供资金支持。61事实上，自由秩序的实现方案包括两种，或是革命实现民主扩张，或是通过建立维护主权国家安全的全球治理体系，以期在较长的一段时间内使敌对势力发生民主演变。

在这个过程中，权力和思想的因果关系和相对权重并不总是明确的。即便是在自由秩序的赞誉中，思想、制度和物质条件之间的确切关系也在不同的文章中不断变化，甚至有时在论点中也有区别。有时，这些文献强调“建立秩序的一套理念和规则”具有重要的价值，认为这些因素是创造持久且有吸引力的秩序方面具有决定性力量，独立于物质力量分配之外，也无关美国在核武器等其他形式力量上占据的优势。还有些时候，秩序的理念和规则又被视为必须以霸权的物质力量为基础，并通过制度给予他国以理性激励从而发号施令。自由秩序的支持者已事先假定了结论，而且对他们本应予以证实的东西非常笃断，此时，制度和规范的力量一再被肯定，但却没有得到证明。正如一位批评人士所质问的：“当美国的实力优势足以使任何一个国家或可能的联盟都很难在可见的将来能够与之相匹敌时，或者，当核武器革命能够让世界上的主要大国都可以在美国霸权下仍有足够力量保证自身享有安全时，制度和规范对于维系和平真的是必要吗？”62自由秩序也没有清晰的边界。相反，关于自由秩序的世界范围有很多版本，区域相互重叠，不断变化，有些时候只局限于欧洲—大西洋、大洋洲和东北亚地区，还有些时候则声称已经把俄罗斯和中国纳入全球治理——以建立一个统一的“全球体系”（global system）——以及全球范围内的市场经济。中东地区则很少介入，除非这一地区威胁到美国的信誉和声名，作为美国的代理人，这一动荡地区的非自由主义威权政体也只是偶尔才会被搬上舞台。令人困惑的是，在美国的秩序运行轨道中，以残忍著称的沙特集团犯下的那些罪行，包括监禁折磨女权主义者、在也门进行无差别的轰炸等，却从未遭到任何控诉。相反，我们真正需要担心的是，这些海湾国家是否意识到美国是一个靠不住的赞助人。很明显的是，以重塑世界秩序为目标的反恐战争占据了美国70年辉煌岁月的近20年，消耗了美国用以维持国家安全的大量时间和精力，却要么基本不被自由秩序的拥护者提及，要么被视为某种游离于自由主义秩序之外的事物。

所有这些矛盾，在一定程度上是由于不同理论取向的理论家都顶着同一个自由主义秩序的帽子讲话。不过，这也是一味赞誉自由秩序的问题。作为颂词，基本都是给予肯定、庆祝和告诫，缺少严谨的推理逻辑，也无须分清各原因之间的来龙去脉和不同权重。从根本上说，这是政治性的。自由秩序要树立合法性和良好信誉，同时转移批评和指责。这些自由秩序的拥护者进行写作也不是为了使他们尊崇的对象可以被证伪。即便是在兰德公司的分析报告中，他们也会把自由秩序的各种麻烦解释为这一秩序的无为：

在那些自由秩序处于信誉边缘的地区，这一秩序正面临最危险的境地。数据表明，在涉及自由干涉主义、欧盟机构管辖范围以及全球贸易一体化进程等方面，过度强调这一秩序的自由性可能会造成不稳定的后果。63

当自由秩序面临来自其核心地区周边（有时也包括内部）的失败时，那些华丽的辞令就不再灵验了，因为自由主义的使命可能会事与愿违，纵然其雄心勃勃也不得不收敛。因此，大多数文献也都不纠缠这些问题，而是更愿意把注意力放在如何对付邪恶的间谍、外部的野蛮势力和内部的第五纵队即叛徒（fifth columnists）问题上。

人们意识到，无论是由于美国在国际上的优势地位发生了相对的权力转移，还是由于美国国内偏离了“良性霸权”的传统共识，这个世界对于那些改造世界的远景建构正变得越来越不友好，这导致自由秩序内部也在争论，自由秩序在当下发生深刻变革之后是否还会继续存在。在对自由秩序的过去、现在和未来的描述中，人们对其能否存续的判断各不相同。一些人认为它很持久，尽管全球性的不安正在加剧，但仍可以通过改革重获新生。有一些人则在特朗普执政时期表现得异常恐惧，并为自由主义秩序写下讣告，对即将发生的事情发出警告；还有一些人对于自由主义秩序的未来则持有更加开放的态度；另有一些人认为，随着超级大国放弃其“全球领导地位”，其他民主资本主义国家将会承担起这一责任，从而恢复秩序。当美国陷入了黑暗的非自由野蛮主义的（illiberal barbarism）特朗普时代，德国作为进步的中等大国力量领袖，有望成为自由主义秩序的下一位领导者，或者至少可以扮演自由主义之火的守护者角色。德国的社会民主程度似乎也足以采纳该计划，而且其相对规模也足够大。德国政府也和欧盟的主要官员一样，呼唤基于规则的自由主义秩序理想。迄今为止，纵然违反规则的现实政治（Realpolitik）有可能影响德国和欧盟内部主流国家的做法，这也无法阻挡这种寻找自由主义霸权替代者的努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