序
中国传统治道是中国古代思想的原生形态，具有十分丰富的思想内涵。挖掘这一博大精深的思想资源，无论是对于建立中国思想研究的主体性，还是对于建立当代世界合理的社会秩序和心灵秩序，促进人类文明的持续发展，都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和作用。
一
“治道”原本就是中国传统思想特有的范畴，早在先秦时期就已形成，秦汉以后被历代思想家、政治家所广泛使用。
“治道”是一个复合词，由“治”与“道”两个单音词组成。“治”，东汉许慎《说文解字》仅记其一个音义，“直之切”，音“迟”，水名。据《辞源》，“治”的另一个音义为“直吏切”，音“质”，作动词用，有“疏理”“打理”“办理”“整理”“处理”“管理”的意义。至于为何这些意义要选中“治”这个字来表达，是否与“大禹治水”的传说有关，待考。孔子在《论语·宪问》中说：“仲叔圉治宾客，祝
治宗庙，王孙贾治军旅”2，这里，就是在上述意义上使用“治”字的。类此，还有“治兵”“治产”“治学”等用法。由动词而转为名词和形容词，“治”与“乱”相对，指的是国家治理得当、政治清明有序的状态，如《易传·系辞下》：“黄帝尧舜垂衣裳而天下治。”3
“道”，是中国传统思想的核心概念之一，具有方法、技艺、规律、事理、学说、道德等多种含义，笼而统之，可用“道理”一词加以概括。把“治”与“道”结合起来，组成“治道”一词，首见于《墨子·兼爱中》：“今天下之君子，忠实欲天下之富，而恶其贫；欲天下之治，而恶其乱，当兼相爱，交相利，此圣王之法，天下之治道也，不可不务为也。”4这里的“治道”即为“治理天下之道”，与后世使用者意思相仿。另《庄子·天地》有：“夫子问于老聃曰：‘有人治道若相放，可不可，然不然。辩者有言曰，离坚白，若悬寓。若是则可谓圣人乎’。”5《庄子·膳性》又说：“古之治道者，以恬养知；知生而无以知为也，谓之以知养恬。”6这里的“道”是“治”的对象，前者的“治道”相当于“修道”，后者的“治道”其对象是养生之道，都不是后世所指的“治国之道”的意思。
《管子·治国》篇曾经提出“治国之道”的概念，主张“凡治国之道，必先富民”7。而自觉地把“治国”与“道”结合起来，进而明确使用“治道”概念来表述“治国之道”的，在先秦诸子中，当推荀子。《荀子·王霸》篇中说：“国者，天下之制，利用也；人主者，天下之利埶也。得道以持之，则大安也。”8在荀子看来，国家是天下最有力的工具，统治者只有用“道”即正确的治国原则去掌握政权和治理国政，才能实现最大的安定。简言之，治国必有道，这一“治国之道”，简称“治道”。
正是基于这一认识，荀子在《正论》篇中明确使用了作为“治国之道”的“治道”概念。他批驳：“世俗之为说者曰：‘太古薄背，棺厚三寸，衣衾三领，葬田不妨田，故不掘也；乱今厚葬饰棺，故抇也。”9荀子认为：“是不及知治道，而不察于抇不抇者之所言也。”10“抇”指盗墓，当时在社会上流行这样的说法，认为古代没有人盗墓是因为普遍实行薄葬，而后世盗墓风猖獗是由于人们的厚葬而引起的。荀子认为这是不懂得“治国之道”的说法。古代圣王抚育人民，百姓安居乐业，风俗淳美，人们羞于去做鸡鸣狗盗之事，更不会去盗墓在死人身上发财。所以百姓是否盗墓，其原因归根结底还是在于统治者的治国之道是否得当。为此，荀子引用孔子的话加以说明：“天下有道，盗其先变乎”——这里的“道”，应该就是“治国之道”，即“治道”。
先秦法家思想的集大成者韩非，在其论著中，多次使用了“治道”的概念。如《八经》篇有：“凡治天下，必因人情。人情者，有好恶，故赏罚可用；赏罚可用则禁令可立而治道具矣。”11《诡使》篇有：“圣人之所以为治道者三：一曰利，二曰威，三曰名。”12如此等等。
秦汉以后，“治道”概念得到广泛的使用，政治家以之作为自己治国理念、方针、原则、措施、手段的总称，思想家则以之作为自己思考社会、探索人生、认识世界的逻辑起点和思想中心。秦始皇统一中国后，登泰山刻石颂曰：“皇帝临位，作制明法，臣下修饬。……治道运行，诸产得宜，皆有法式。”13汉初曹参在齐国做丞相时“闻胶西有盖公，善治黄老言，使人厚币请之。既见盖公，盖公为言治道贵清静而民自定，推此类具言之”14。唐太宗李世民宣称：“朕今志在君臣上下，各尽至公，共相切磋，以成治道。”15北宋司马光编撰的《资治通鉴》，就是因为宋神宗认定其“有鉴于往事，有资于治道”而得名。
“治”与“道”的紧密结合，在宋代“道学”（“理学”）中达到顶点。今人余英时先生批评现代学界“把宋代道学从儒学中抽离，又把治道从道学中抽离”的偏颇，指出：“我们必须在概念上作根本的调整，然后才能确切把握住‘推明治道’在宋代所谓‘道学’或‘理学’的中心意义。”16
这里所引的“推明治道”四字，出自朱熹对宋初“道学三先生”（胡瑗、石介、孙复）的评价，体现了“治道”是道学的中心关怀。北宋儒者王开祖，以“述尧、舜之道，论文、武之治”为宗旨，倡鸣“道学”二字，张载批评“以道学、政事为二事”的现象，程颐则提出“以道学辅人主”的主张，他们都强调“道”与“治”的合一。
“内圣”和“外王”相贯通，“道”与“治道”相交融，这一点在当事人即当时的道学家共同体中固然是不辩自明的共识，而流风所及，后来的统治者对此也是心领神会全盘接受的。如程颐提出：“治道亦有从本而言，亦有从事而言。从本而言，惟从格君心之非，正心以正朝廷，正朝廷以正百官。”17朱熹也认为：“治道必本于正心，修身，实见得恁地，然后从这里做出。”18对此，历代统治者非但不反感，反而称赞有加。如宋理宗就说过：“朕每观朱熹《论语》、《中庸》、《大学》、《孟子》注解，发挥圣贤之蕴，羽翼斯文，有补治道。”19“道”与“治道”的互蕴，学者与统治者的互动，真可谓“心有灵犀一点通”！
二
“治道”的概念虽然直到东周末年（战国时代）才正式使用，但在远古时代的“圣王”治国传说中，就有大量关于治道的内容。例如，记录了尧、舜、禹三个“圣王”和夏、商、周三个朝代事迹的《尚书》，就是一部关于古代治道思想理念和制度措施的文集。而在“治道”概念产生和广泛使用以后，尽管许多思想家和政治家不一定直接使用“治道”的概念，但他们关于“治道”的论述和措施却比比皆是。那么，到底什么是“治道”，“治道”包含哪些内容？先秦时期的思想家庄子有比较全面的阐述。请看以下文字：
“是故古之明大道者，先明天而道德次之，道德已明而仁义次之，仁义已明而分守次之，分守已明而形名次之，形名已明而因任次之，因任已明而原省次之，原省已明而是非次之，是非已明而赏罚次之。赏罚已明而愚知处宜，贵贱履位，仁贤不肖袭情，必分其能，必由其名。以此事上，以此畜下，以此治物，以此修身，知谋不用，必归其天，此之谓太平，治之至也。故《书》曰：‘有形有名。’形名者，古人有之，而非所以先也。古之语大道者，五变而形名可举，九变而赏罚可言也。骤而语形名，不知其本也；骤而语赏罚，不知其始也。倒道而言，迕道而说者，人之所治也，安能治人！骤而语形名赏罚，此有知治之具，非知治之道；可用于天下，不足以用天下。”20
在这里，庄子把人们对于“治道”（“大道”）的理解和把握，区分为九个层次：天—道德—仁义—分守—形名—因任—原省—是非—赏罚。其中，“天”为治道的最高层次，人世间所有为治之道都应该遵循自然之天道，用庄子的话来说，就是“顺物自然，而无容私焉，而天下治矣”21。“形名”和“赏罚”则在较低的层次，虽在“大道”的“五变”或“九变”之内，但如果抛开“天”这一最高层次，骤然推行“形名”和“赏罚”，不知其本，不知其始，那就不是“治之道”，而只能算是“治之具”了。
对庄子这种以自家学说为标准来判断各家“治道”思想之高低，类似后世佛教宗派“判教”的做法，恐怕除道家之外的其他学派都会不以为然。儒家以“仁”为最高原则，主张“以不忍人之心，行不忍人之政，治天下可运之掌上”（《孟子·公孙丑上》）22；墨家以“兼爱”为最高原则，主张“若此（兼相爱）则天下治”23；法家以“法”为最高原则，主张“赏罚可用则禁令可立而治道具矣”（《韩非子·八经》）24；他们大概都不会认同庄子的说法，而把自己的主张排除在“治道”之外的。
然而，如果我们心平气和地推敲庄子的上述划分，就不能不承认，庄子是最早触及中国传统治道内涵的思想家。究庄子本意，上述的九个层次都属于“大道”的内容，只要不“骤而语形名，骤而语赏罚”，从而出现“道术将为天下裂”的局面，而是按照“大道”的本来顺序思考和运作，道术贯通，有本有末，有始有终，这九个层次统统都可以归于“大道”即“治道”的内涵。质言之，在承认并尊重“治之道”的本根、起始意义的前提下，所谓“治之具”也属于“治道”的范畴。如此看来，广义的“治道”，既包括“治之道”即治国的思想原则，也包括“治之具”即治国的制度措施。
历代思想家政治家对于“治之道”的思考与“治之具”的推行，恰恰构成了“治道”的丰富内涵。在“治之道”即治国的思想原则方面，一般的原则有：“天下为公”原则、“民本”原则、“人治”原则、“无为而治”原则；具体的模式有道家的“道治”“天治”，儒家的“仁政”“礼治”“德治”；法家的“势治”“法治”“术治”；儒法兼综的“礼法兼用”“德法兼行”“人法兼资”等。
在“治之具”即治国的制度措施方面，中国传统社会的国家治理体制有权力架构（皇帝、宰相、内阁等）、职能分工（三公九卿、三省六部等）、权力制衡（纳谏、台谏、纠察、举劾、封驳、检核）等；吏治方面的制度措施有品阶、俸禄、考课、铨选、赏罚、迁转、回避、致仕等；经济方面的制度措施有田制、户籍、工商、货币、理财、税赋、赈济等；文化方面的制度措施有学校、贡举、修史、修典、礼仪、宗教、民族、外交等，军事方面的制度措施有武官铨选、练兵检阅、后勤给养、军籍抚恤等；法律方面的制度措施有律、令、格、式、例、典、敕、诏；工程方面的制度措施有营缮、器材、水利、屯田等。
上述治国的制度措施既是“治之具”，也是“治之道”，于史有据。纳谏关乎治道，见《汉书·文帝纪》：“古之治天下，朝有进善之旌，诽谤之木，所以通治道而来谏者也。”25吏治关乎治道，见《汉书·宣帝纪》：“吏不廉平则治道衰。”26又见《汉书·眭两夏侯京翼李传》：“治道要务，在知下之邪正”27；经济关乎治道，见《史记·货殖列传》云：“则农末俱利，平粜齐物，关市不乏，治国之道也”28；礼乐关乎治道，见《汉书·礼乐志》：“河间献王有雅材，亦以为治道非礼乐不成，因献所集雅乐”29；兵旅关乎治道，见《孙子兵法·始计》：“兵者，国之大事，死生之地，存亡之道，不可不察也”30；刑法关乎治道，见《汉书·刑法志》：“议者或曰，法难数变，此庸人不达，疑塞治道，圣智之所常患者也”31；水利关乎治道，见《太平御览》：“水润不浸，稼穑不成，冬雷夏霜，百姓不宁，故治道倾”32；如此等等。由此看来，上述程颐所提出的“治道亦有从本而言，亦有从事而言”，当是中国古代政治和知识共同体中人们的共识。
三
中国传统治道的历史演进大体上可以划分为三个阶段，即先秦时期（公元前221年以前）的“原型”阶段、秦汉隋唐时期（公元前221—公元960年）的“成型”阶段、宋元明清时期（公元960—1911年）的“转型”阶段。
先秦时期是中国传统治道的“原型”阶段。从伏羲、黄帝到尧、舜、禹，再到夏、商、周，留下了许多治国的传说和思想资源，而真正具有传统治道奠基意义的，却是周朝初年周公的“制礼作乐”以及周朝末年“礼崩乐坏”所引起的百家争鸣。
公元前11世纪，周朝建立以后，为了巩固统治，采取了“分封建国”的做法，形成了一个以宗法血缘关系为纽带的治理体制。适应这一体制，周公提出“敬天爱民，明德慎刑”的治道思想，并建立了一整套的国家管理制度，统称为“周礼”。
公元前770年，周朝的国都东迁，史称“东周”。从这一年开始直到公元前221年秦始皇统一中国，被称为“春秋战国”时期。这一时期，是中国古代思想发生的“轴心时代”。面对“周文凋敝”“礼崩乐坏”的局面，为了重新建立合理的社会治理秩序，诸子蜂起、百家争鸣。在诸子百家中，具有较系统的治道思想而又对后代产生较大影响的，有以“仁政”与“礼治”为核心的儒家，以“尚同”与“尚贤”为核心的墨家，以“法、术、势”为核心的法家，以“道法自然”和“无为而治”为核心的道家等。
春秋战国的混乱局面，以秦始皇统一中国而告终。由此，中国古代社会进入了一个辉煌的发展时期，史称“汉唐盛世”。它是中国传统治道的“成型”阶段。
秦始皇以法家思想为依据，建立起中国历史上第一个君主专制中央集权的政治管理体制，奠定了统一国家的发展基础。继之而起的汉代吸取秦朝的经验教训，在治国的指导思想上，经过比较与实验，从秦朝的“法治”中经汉初的“黄老之治”，而最终由汉武帝确立“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统治思想，并在实践中形成“霸王道以杂之”的治道格局。
此后，经过社会大动荡的魏晋南北朝时期，统治思想多元化，儒、佛、道三家各擅胜场，直到公元581年隋朝的建立，结束了分裂局面，中国再度归于统一。继隋而起的唐朝，是中国历史上最兴盛的一个王朝。唐太宗统治期间，史称“贞观之治”，堪称中国传统治道的实践典范。
公元960年，宋朝建立，是中国古代社会由鼎盛步入衰退的转折点。宋元明清时期是中国传统治道的“转型”阶段。
宋代初年的统治者吸取唐朝末年皇权式微、天下分崩离析的教训，采取一系列措施强化中央集权，形成皇帝高度专权，中央严密控制地方的政治管理体制。这种强化中央集权的做法，虽取得一时的效果，但负面影响更大。为了克服这些弊端，建立合理的社会治理结构，范仲淹和王安石先后主持了政治改革；司马光立足于从历代帝王的治国之道中汲取智慧的启迪，主持编写了一部关于治国安邦的历史教科书——《资治通鉴》；而程颐乃至南宋的朱熹等人则从“推明治道”而走向建立“道学”（理学），企图以建构合理的心灵秩序而恢复合理的社会秩序。
公元1271年，北方的蒙古族贵族统治者入主中原，统一中国，建立了元朝。元末农民起义中上台的明太祖朱元璋，是中国历史上把君主专制统治发展到极端的帝王。他废除丞相制度、强化中央集权、实行思想钳制，建立起一整套君主专制的统治制度。明朝末年，社会矛盾空前激化，朝廷内部党争不已，下层民众铤而走险，勃兴于东北地区的满族贵族统治者乘虚入关，建立清王朝。面对着这一“天崩地解”的局面，黄宗羲、顾炎武、王夫之等一批知识分子进行了深刻的反思，他们从反省明王朝乃至整个传统社会的治道思想和制度入手，批判君主专制，高扬民本精神，形成了一股“破块启蒙”的思潮。
清代是中国历史上最后一个封建王朝。1644年入主中原以后，满族贵族努力学习汉族文化，接受中国传统的治道思想和制度措施，并使之发展到极端。1840年，英国人发动“鸦片战争”，用炮舰轰开了古老中国的大门。面对当时中国积贫积弱的局面，不少有识之士“睁开眼睛看世界”，主张“师夷长技以制夷”。学习西方的内容，从坚船利炮到发展工商，直至民主政治制度。改造中国的手段，从兴办“洋务”，到实行“维新”，直至进行革命。
1911年，孙中山领导的“辛亥革命”推翻了清王朝，结束了几千年封建专制制度在中国的统治。从此，中国逐步地融入了现代世界发展的潮流，走上了一条政治民主化、经济现代化、管理科学化的道路。中国传统治道也完成了自己的历史使命，不再作为社会的统治思想和制度规范，而仅仅作为一份供后人研究的思想资源，在现代中国与现代世界的思想演变和社会发展中，发挥着某种智慧启迪的作用。
黎红雷
2022年12月
注释
1. 黎红雷，海南琼海人，中山大学哲学系教授，中华孔子学会副会长、博鳌儒商论坛组委会主席、华商书院首席顾问，研究方向为中国古代管理思想与儒家商道智慧。
2. 程树德：《论语集释》第3册，程俊英、蒋见元点校，中华书局1990年版，第997页。
3. 黄寿祺、张善文：《周易译注》（修订本），上海古籍出版社2001年版，第572页。
4. ［清］孙诒让：《墨子间诂》上册，孙启治点校，中华书局2001年版，第113页。
5. ［清］郭庆藩：《庄子集释》第2册，王孝鱼点校，中华书局1985年版，第427页。
6. 同上书，第548页。
7. 李山译注：《管子》，中华书局2009年版，第256页。
8. ［清］王先谦：《荀子集解》上册，沈啸寰、王星贤点校，中华书局1988年版，第202页。
9. 同上书，第338页。
10. 同上。
11. 同上书，第430页。
12. 同上书，第410页。
13. ［西汉］司马迁：《史记》第1册，［南宋］裴骃集解，［唐］司马贞索引，［唐］张守节正义，中华书局1959年版，第243页。
14. ［东汉］班固：《汉书》第7册，［唐］颜师古注，中华书局1962年版，第2018页。
15. 骈宇骞、骈骅译：《贞观政要》，中华书局2009年版，第38页。
16. 余英时：《朱熹的历史世界》，台湾允晨文化2003年版，第170页。
17. ［北宋］程颢、程颐：《二程集》第1册，王孝鱼点校，中华书局1981年版，第165页。
18. ［南宋］黎靖德：《朱子语类》第8册，王星贤点校，中华书局1983年版，第2678页。
19. ［清］毕沅：《续资治通鉴》，“标点《续资治通鉴》小组”校，中华书局2014年版，第4458页。
20. ［清］郭庆藩：《庄子集释》第2册，第471页。
21. 同上书，第294页。
22. ［清］焦循：《孟子正义》上册，沈文倬点校，中华书局1987年版，第232页。
23. ［清］孙诒让：《墨子间诂》上册，孙启治点校，中华书局2001年版，第101页。
24. ［清］王先慎：《韩非子集解》，钟哲点校，中华书局1998年版，第430—431页。
25. ［东汉］班固：《汉书》第1册，［唐］颜师古注，中华书局1962年版，第118页。
26. 同上书，第263页。
27. 同上书，第3167页。
28. ［西汉］司马迁：《史记》第10册，［南宋］裴骃集解，［唐］司马贞索引，［唐］张守节正义，中华书局1959年版，第3256页。
29. ［东汉］班固：《汉书》第4册，［唐］颜师古注，中华书局1962年版，第1070页。
30. 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事科学院战争理论研究部《孙子》注释小组：《孙子兵法新注》，中华书局1977年版，第1页。
31. ［东汉］班固：《汉书》第4册，第1103页。
32. ［北宋］李昉编：《太平御览》第2册，夏剑钦点校，河北教育出版社1994年版，第831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