分隔领域？敌对世界？
对上述这些问题的不同回答，将社会评论家和学者分为三组群体。第一组，也就是人数最多的一组，很早就提出了“分隔领域和敌对世界”（separate spheres and hostile worlds）的双重观点：认为经济活动和亲密关系有各自不同的舞台，而当这两个领域相互接触时，则不可避免地会产生玷污和混乱。第二组较小的群体用“只不过是”（nothing-but）来给出答案：认为经济活动和亲密关系的混合远远不会形成两个相互矛盾的法则之间的交锋，那实际上只不过是正常市场活动的另一种版本，或者只不过是一种文化表达的形式，又或者只不过是一种权力的行使形式。第三组规模小得多的群体——我就属于其中——认为前两个立场都是错误的，并指出将亲密关系和经济活动结合在一起的人是在积极地参与构建并调和“相互关联的生活”(8)。
第一种观点是如何展开论述的？这是一个历史悠久而颇有影响的传统，认为存在“分隔领域”和“敌对世界”。在这种说法中，亲密社会关系和经济交易之间存在着鲜明的分界：一边是充满情意和团结的领域，另一边则是讲求计算和效率的领域。这一学说认为，如果任其各自发展，每一个领域都或多或少会自动地良好运转。但这两个领域总是相互敌对的，它们之间的接触会产生道德玷污。举一个我们稍后会多次讨论的重要例子：个人照料的货币化将这种照料堕落成了出于谋取私利的服务贩卖。“敌对世界”学说（有时是无形中地）建立在“分隔领域”学说之上。根据这一观点，只有当人们在亲密关系的周围竖起有效的屏障时，它才会蓬勃发展。于是就出现了一种看法，即把两个分隔的领域看作是危险的敌对世界，是严格隔离的领域，其清洁管理需要良好的边界维护。亲密关系中的参与各方常常操持“敌对世界”和“分隔领域”的话语，坚持认为将经济计算引入亲密关系会腐化后者。批评家和分析家也常常追随他们的步伐。
标准的“敌对世界”观点在市场和亲密关系领域之间设置了严格的道德边界。该观点将金钱和亲密关系的任何交集都谴责为危险的堕落。迈克尔·沃尔泽（Michael Walzer）告诉我们，爱和性属于典型的“被封锁的交换”（blocked exchanges）：在这一生活领域中，货币交换是“被封锁、被禁止、被憎恶，传统上也是被谴责的”（Walzer，1983：97）。他解释说，在我们“共同的道德和情感”的语境中，“男人和女人会为金钱而结婚，但这不是‘真正的心灵婚姻’”。“性会被用来出售，但这种出售并不构成‘有意义的关系’。”（103）或者，就像弗雷德·赫希（Fred Hirsch）更尖锐的警告：“作为消费者权利的性高潮，反而排除了它真正的超凡体验。”（Hirsch，1976：101）这种观点来自在大众中普遍存在的关切。默里·戴维斯（Murray Davis）这样说：
为了钱的性爱……使我们社会中的性爱系统和经济系统之间的区分变得混乱。妓女和嫖客之间的每一笔交易都是一个重叠点，在这个重叠点上，两个社会系统之间在互换特征：性爱变得商业化，而商业变得性爱化（sexualized）。我们的社会试图避免这种跨系统的玷污，这可以解释为什么社会禁止我们出售自己的身体，而不禁止我们出售自己的时间、精力、思想和行为——尽管大多数人对禁止后者的认同并不少于对禁止前者的认同。（Davis，1983：274 n.9）
事实上，人们担心的玷污是双向的：根据“敌对世界”的观点，亲密关系也会玷污理性的经济行为（参见Saguy，2003；Salzinger，2003；Schultz，1998；Williams，Giuffre & Dellinger，1999）。正如詹姆斯·伍兹（James Woods）所论述的那样，工作场所通常被建构为无性的领域，萦绕于此的两性议题是“对组织的外部威胁，……是必须被管制、禁止或以其他方式控制在公司门外的事物”（Woods，1993：33）。他所说的“无性要求”不仅仅在于保护弱势员工（通常是女性）免受性骚扰，它还促使组织禁止用两性议题来决定工人的雇用、薪酬、晋升或解雇等问题。人们对公司新晋管理人员的最严重诽谤之一，就是他或她是一路睡到了最高层（同样恶毒的是指控他或她把情人放在了公司的工资名单上）。因此，腐化是双向的，我们最好将这两个领域远远分开。
这种对亲密关系和非个人关系之间的互不相容、不可通约或彼此矛盾的担忧由来已久，而且持续存在。自19世纪以来，社会分析家们一再假设，社会世界是围绕着相互竞争的、互不相容的原则组织起来的：共同体（Gemeinschaft）与社会（Gesellschaft）、先赋与自致、情感与理性、团结与自利。这种理论认为，前后二者的混合会使二者都被玷污：工具理性对情感世界的入侵会使情感世界枯萎，而将情感引入理性交易则会产生低效、偏私、裙带主义和其他形式的腐败。只有清除了情感因素的市场才能产生真正的效率。
这一理论随着人们对19世纪工业资本主义的反抗而逐渐发展壮大。虽然早先的理论家常常允许团结和自利的共存，但工业资本主义的倡导者和批评者都接受了一种假设，即工业理性正在将团结、情感和亲密关系从市场、企业和国民经济中驱逐出去（Hirschman，1977；Tilly，1984）。无论他们是痛斥资本主义的发展，还是颂扬它，或是将其视为必要的恶，他们通常都认同一种“玷污”学说，即经济领域内的情感会产生偏私和低效，而情感领域内的理性则会破坏团结。因此，领域之间的坚定隔离对二者都有好处。19世纪的家庭意识形态为“分隔领域”学说提供了更进一步的有力辩护。尽管一些女权主义者提出了批评，但社会理论家们还是坚持认为，分隔领域和敌对世界的观点对于维护家庭的神圣性至关重要。在这种充满性别化的理论架构中，家庭、妇女和儿童是需要保护的，以免受到带来危险侵蚀的、饱含攻击性的、具有男性色彩的市场的影响（Boydston，1990；Cott，1977；Welter，1966）。
当组织学家们注意到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出现的新兴资本主义形式时，这一理论以隐蔽的形式再次出现。随着资本主义的发展，企业、市场、友谊、家庭、政府和社团组织之间似乎分化得越来越明显，而现在新的组织形式带来了诸如柔性生产（flexible production）、混合企业（hybrid firm）和网络形态（network forms）等术语。保罗·迪马乔（Paul DiMaggio）指出：
尽管企业多种多样，但学者提请关注的企业都有几个明显的共同特点：比传统的科层制企业更加灵活，更愿意信任雇员和商业伙伴，在许多交易中倾向于长期的“关系合同”而非短期的市场交换，并致力于不断改进技术——以及都明显拒斥了韦伯［科层制］模式的核心特征。（DiMaggio，2001：19）
考虑到情感和理性的二元对立理论，新的组织形式提出了一个尖锐的难题：这种新的经营方式最终不会因为突破了理性和情感的边界而出现效率低下、裙带主义和腐败吗？在大多数情况下，研究经济变迁的学者仍坚持分隔领域互不相容的观点。
经济过程的专业研究者通常吸收该学说的更复杂版本，来分析全球化、商品化和理性化。他们认为，市场的扩张无情地侵蚀了亲密社会关系，压缩了亲密关系可以繁荣发展的环境，同时强化了这种环境与经济理性的冰冷世界之间的对比。因此，他们常常和社会评论家一道，认为21世纪的全球化将削弱照料活动、耗尽社会生活的丰富性，从而威胁社会团结。罗伯特·库特纳（Robert Kuttner）对当代市场的煽动性分析是该观点的一个例子。他在《一切待售》（Everything for Sale）一书中担忧道，“随着市场潮流的壮大，过去被市场以外的规范和制度所调节的领域，正在随着加速推进的力量被市场化”（Kuttner，1997：55）。他声称，这种“市场及其价格的无情侵蚀把经济人的浅薄形象变成了自我实现的预言”（57）。
仿佛是为了推升库特纳本已极端的立场，活动家兼批评家杰里米·里夫金（Jeremy Rifkin）认为，伴随着货币和信息的即时转移，“超资本主义”（hypercapitalism）世界正在加速和加剧市场交易对真实的人际关系的替代。他问道：“当大多数关系成为商业关系时，非商业性质的关系还剩下什么？［当］一个人的生活变成了由合同和金融工具支撑的一系列持续不断的商业交易时，那种源于感情、爱和忠诚的传统互惠关系会变得怎样呢？”（Rifkin，2000：112）里夫金隐含的答案是：除了冰冷的工具理性外，什么都不剩了。
吉恩·贝思克·艾尔希坦（Jean Bethke Elshtain）赞成该观点，认为尽管“在过去，有些事物，即整个生活领域，并不作为买卖世界的一部分来待价而沽”，但在今天，她感叹道，“在一个一切都可以出售的世界里，没有什么是圣洁的、神圣的，或是被禁止的”（Elshtain，2000：47）。“敌对世界”学说在21世纪依然活跃。该学说依旧将亲密关系和经济交易的广泛混合视为一种危险的反常现象，要求采取保护措施以防止双向的玷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