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只不过是”？
如果说关于亲密关系和经济活动的主流分析搞错了因果关系，但仍然指出了人们所面临的现实问题，那么我们如何才能改进“分隔领域”和“敌对世界”的错误论点呢？第一种可能，是指出某种更简单的原则——经济、文化或政治原则——实际上解释了正在发生的事情：这就是“只不过是”的论证思路。第二种可能，是我们需要更好地解释人们是如何构建和调和他们的社会关系的：这就是“相互关联的生活”的替代性解释。让我们先回顾一下“只不过是”论点的优势和缺陷，然后再来讨论本书所持的“相互关联的生活”解释。
由于不愿接受粗陋的二元论，批评者有时会用“只不过是”的还原论观点来反驳“分隔领域”和“敌对世界”的说法：他们认为，看起来自成一体的亲密社会关系世界，只不过是某种一般化原则的特定情形。“只不过是”论点的支持者分属于三个原则中：只不过是经济理性、只不过是文化、只不过是政治。于是，对于经济还原论者来说，照料关系、朋友关系、伴侣关系、亲子关系都成了在约束条件下寻求利益的个人选择之特定情形——简而言之，就是经济理性的特定情形。对文化还原论者来说，亲密关系成为不同信仰或意识形态脚本的表达，而不管它们可能会产生什么经济联系。其他人则强调这些现象中的政治、强制和剥削基础。偶尔，亲密关系的参与者自己也坚持“只不过是”观点：我们必须理性地经营这个关系；你的行为冒犯了我们的宗教；或者“如果你不……，我就加害于你”。社会评论家和社会科学家经常遵循这些线索中的一种或另一种。
在整个社会科学中，经济还原论对“分隔领域”和“敌对世界”的观点构成了最为条理严密而富有冲击的挑战。该领域的典型例子是理查德·波斯纳（Richard Posner）。他秉承加里·贝克尔（Gary Becker）的传统，主张所有的财产转移都等同于理性的等价交换。波斯纳倡导颇具影响力的“法律经济学”（law and economics）范式，并率先将其推广到两性议题。这些主张“只不过是”的理论家坚持认为，去掉所有文化伪装，我们就会发现，亲密关系中的转移——无论是对性、儿童，还是血液的转让——都是按照与管理股票转让或二手车转让相同的原则运作的。我们来看看波斯纳如何证明“对［两性议题］采取经济分析方式的可行性及其丰硕成果”：
这种努力可能看起来异想天开，因为“性激情属于非理性的领域”是广为接受的常识；但这是一个错误的常识。人不想要性欲不满，同时人也不想要饥饿。前一个事实确立了性行为经济学的可能性，正如后者确立了农业经济学的可能性。（Posner，［1992］1997：4—5）
与之相似，另一位“法律经济学”的热情支持者大卫·弗里德曼（David Friedman）解释了为什么长期合同对婚姻和对商业一样有效：
一旦一对夫妻成婚一段时间，他们就已经做了很多针对关系的投资，付出了一些成本；而这些成本只有他们继续在一起才能产生回报。每一方都以巨大代价变成了如何与对方相处的专家。两人都对他们共同的孩子进行了物质和情感上的投资。虽然他们一开始是在一个竞争性市场上的，但现在他们被锁定在一个双边垄断中，并且产生了联合议价成本。（Friedman，2000：172）
法律经济学家认为，市场提供了有效的解决方案。他们告诉我们，这种有效的解决方案可以透彻讨论亲密关系带来的法律问题。这种观点认为，亲密关系与普通的市场交易一样，都提出了约束条件下的选择问题。
与之相反，“只不过是”的文化还原论者将效率、理性和交换替代为意义、话语和符号主义。这一立场的极端看法认为，文化表征（cultural representation）既决定了亲密关系的特征，也决定了经济转移的场所。以诺亚·扎兹（Noah Zatz）的分析为例，他认为卖淫交易是“一个强大的性多元主义场所，能够与初看起来相去甚远的关于性的霸权式建构相抗衡：从解剖学意义上的性别（sex）到性相（sexuality）再到身份认同（identity）的运动，以及通过将性和亲密关系从生产劳动和商业交换中隔离开而维持的公私之分”（Zatz，1997：306）。尽管扎兹认同这些制度特征，但在结论的论证中，他认为卖淫与生殖器或性满足没有必然联系。他告诉我们：“关于性的建构主义理论需要考虑到，性可能是非生殖器的（nongenital），并且生殖器也可能是非性的（nonsexual）。”（281）(11)
第三种影响广泛的“只不过是”观点认为，亲密关系只不过是强制权力结构的结果，更具体地说是父权制结构的结果。例如，凯瑟琳·巴里（Kathleen Barry）对“卖淫中的性”的分析就从“关于两性权力的性别关系”来研究女性在性方面的从属地位（Barry，1995：78）。从这个角度看，卖淫等商业化的性与强奸、约会、婚姻中无报偿的性没有什么不同。这里的关键问题不是商品化，而是男性对女性的强制。
我们看到，对于经济交往与亲密关系之间的交汇，常见的解释包括“敌对世界”论者的道德隐忧、“只不过是”经济学说的实用主义、“只不过是”文化论者的建构主义和“只不过是”权力分析者的政治批判。在“分隔领域”和“敌对世界”的论述中，经济交易领域和亲密关系领域在道德上一向是不可逾越的，在实践上也是相互对立的；在“只不过是”的观点中，则只有一个领域发挥着重要作用。
在某些方面，“只不过是”解释改进了“敌对世界”的论述。总体来看，至少前者指出，经济活动、权力和文化都在亲密关系中扮演着重要角色。带有亲密色彩的关系往往确实在很大程度上体现在经济活动中，如移民家庭内部的汇款、家计生产等；有时，例如在支付嫁妆问题中，我们只有借助对文化差异的理解，才能解释经济活动和亲密关系之间的关联模式；最后，例如当经理向其雇员寻求性服务时，我们也能看到亲密关系有时会引起严重的权力问题。然而，“只不过是”观点中的任何一种选择本身都不能为广泛存在的经济交易和亲密关系的各种组合提供一套合理解释。在日常生活中，人们究竟如何调和经济活动与亲密社会关系的交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