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章 序言

对非正义的愤慨冲动以及批判性地反映这一冲动的谴责可能有一个哲学能够重构的根据（Grund），这是一个古老而又流行的观念。对这一事业的质疑同样古老，如柏拉图《理想国》中色拉叙马霍斯所表达的，当他挑战苏格拉底，声称正义仅仅是强者所说的正义的时候。如果在这里我追随苏格拉底而不是色拉叙马霍斯，这只是因为，即使与后一主张同样有效，它也只能作为批判的主张是正确的，所以正义的“坚实基础”这一问题重新被提出。尽管我对这个问题的建构主义答案与柏拉图的答案有距离，但我仍然共享柏拉图的理想，因为我不仅认为正义观念有其合乎理性的理由，而且认为这一辩护可以追溯到单个根源。也就是说，在社会政治情境中的各个方面，甚至超越国家边界，正义最终指向一个规范性核心：人的基本辩护权利。在本书中，我试图捍卫这个在哲学多元化时代可能是大胆的命题。

在这里，我收集了自《正义的语境》（1994年）以来我系统地重新定义正义话语所做的最重要尝试。《正义的语境》一书富有成效的反响促使我进一步以各种方式发展其方法。一路上，我有无数的机会与许多人讨论我的想法，并从他们的问题和反对中学到很多东西。在此我不可能公平地感谢每一个人（即使在这里，公平也有个越不越界的条件限度），但我想明确地感谢一些人。首先，我必须提到尤尔根·哈贝马斯（Jürgen Habermas）和阿克塞尔·霍耐特（Axel Honneth），长久以来他们卓有成效地影响了我的思想；其次，斯特凡·戈泽帕特（Stefan Gosepath）和查尔斯·拉莫（Charles Larmore）也是不可缺少的对话者；最后，我要特别感谢理查德·J.伯恩斯坦（Richard J.Bernstein）、南希·弗雷泽（Nancy Fraser）、马蒂亚斯·伊瑟尔（Mattias Iser）、拉埃尔·耶吉（Rahel Jaeggi）、托马斯·博格（Thomas Pogge）和马丁·萨尔（Martin Saar）。我也得到一些人的重要建议，主要是以书面意见的形式，他们是：布鲁斯·阿克曼（Bruce Ackerman）、乔尔·安德森（Joel Anderson）、塞拉·本哈比（Seyla Benhabib）、诺伯特·坎帕格纳（Norbert Campagna）、让·科恩（Jean Cohen）、西蒙·克里奇利（Simon Critchley）、费尔蒙·戴维斯（Felmon Davis）、约翰·费雷约翰（John Ferejohn）、亚历山德罗·费拉拉（Alessandro Ferrara）、安德烈亚斯·弗列斯达（Andreas Føllesdal）、戴维·黑尔德（David Heyd）、奥特弗里德·赫费（Otfried Höffe）、里贾纳·克莱德（Regina Kreide）、乔德兰·库卡塔斯（Chandran Kukathas）、威尔·金里卡（Will Kyrnlicka）、马蒂亚斯·卢茨—巴赫曼（Matthias Lutz-Bachmann）、斯蒂芬·马塞多（Steven Macedo）、让—克里斯多夫·梅尔（Jean-Christophe Merle）、弗兰克·米歇尔曼（Frank Michelman）、格林·摩根（Glyn Morgan）、桑克·穆图（Sankar Muthu）、格伦·纽维（Glen Newey）、琳达·尼科尔森（Linda Nicholson）、安德烈亚斯·尼德伯格（Andreas Niederberger）、彼得·尼森（Peter Niesen）、弗兰克·鲁尔麦耶（Frank Nullmeier）、戴维·欧文（David Owen）、阿恩德·波尔曼（Arnd Pollmann）、桑杰·雷迪（Sanjay Reddy）、安迪·萨布尔（Andy Sabl）、托马斯·M.施密特（Thomas M.Schmidt）、雷诺德·施米克（Reinold Schmücker）、伯特·凡·登·布林克（Bert Van den Brink）、杰里米·沃尔德伦（Jeremy Waldron）、梅丽莎·威廉姆斯（Melissa Williams）、卢茨·温格特（Lutz Wingert）和薇奥妮克·扎内蒂（Véronique Zanetti）。

正如这些致谢辞所显示的，没有人是在社会真空的理由空间中进行思考，也不可能有这样的东西。因此，我也想特别感谢我的家人。这本书献给我的父母，缅怀先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