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言：历史唯物主义在国际关系理论中复兴

亚历山大·阿涅瓦斯

引语：为什么是马克思主义？为什么是现在？

21世纪头几年我们见证了美国领导的伊拉克战争和阿富汗战争和自20世纪30年代“大萧条”以来最糟糕的全球经济衰退。因此，自我管理的市场以及自由资本主义稳定效应这样的不言自明且老生常谈的“常识”再一次失去了可信性。在新自由主义改革后的30年，当代资本主义金融领域和霸权的意识形态的急剧变化颇具戏剧性。在礼貌的话语中没有听到的词语又一次登上了头版。比如“危机中的资本主义”和“共产主义：成为资本主义的替代品”这样的标题充斥金融报刊的页面。30年前，在新自由主义滥觞之时，这些词语犹如伍迪·艾伦在1979年奥斯卡获奖电影《安妮·霍尔》（Annie Hall）中的那个“流着口水、拿着购物袋闲逛于自助餐厅，并叫嚣着社会主义的家伙”的胡言乱语而被摒弃。今天新自由主义达到它的极限，共产主义和社会主义话语再次得到复兴。

公众再次对马克思（主义）感兴趣源于国际关系学科中的历史唯物主义思维获得了重大影响。在世界上第一个自我认同的共产主义国家死亡的20年后，与马克思（主义）相关的知识传统在国际关系中复活，似乎是一件非常具有讽刺意味的事件。的确，对许多人来说，苏联集团的垮台是对马克思主义和世界各地的社会主义解放事业的重大打击。虽然否认世界上一个有组织的（极）左翼力量的解体所带来的巨大挫折“有点荒谬”（Cox 2002, 59），但苏联解体可以视为马克思主义思想的某些意识形态的“解放”和（潜在的）社会主义实践奠定了（地缘）政治的基础。历史唯物主义不再受苏联官方意识形态的束缚，或者与之自动地联系在一起，这由此为历史唯物主义创造性思维打开了一个空间。

本文集旨在为近年来历史唯物主义思维在世界政治的复兴做出贡献。把这些具有贡献性的文章放在一起，从而为国际关系的学者和学生提供单一而易获的文集，这是本书出版的主要原因。因为本文集展示了在当代马克思主义国际关系辩论的一些重大问题和主题，这些辩论的目的是进一步发展这些理论探讨，以及它们对社会主义解放政治的启示意义。本书就是要说明马克思主义国际关系的研究方法（approach）是什么？马克思主义与具体的国际关系理论和一般的世界政治分析有什么关联？当我们在当代地缘政治的浑水中荡漾时，马克思主义为我们提供了什么样的概念工具？

有单一的马克思主义国际关系吗？

正如这本文集的作者所展示的一样，没有单一的马克思主义世界政治的研究方法；而是有许多“马克思主义”。它们体现着对马克思和其他历史唯物主义的重要思想家的不同和有争议的解释。1当然，方法的多样性是任何丰富和广泛的知识传统的逻辑结果。那么，究竟是什么思想线索把这些多种多样的马克思主义方法统一起来的呢？以及是什么把马克思主义与其他更传统的国际关系理论，如（新）现实主义或（新）自由主义的理论，区别开来的呢？

马克思主义思想有四个中心原则，把它们结合在一起，就可以使马克思主义理论区别于传统的国际关系理论。首先，马克思主义的国际关系方法寻求把看似自然或超历史的世界政治结构去物化（de-reify）。历史唯物主义者致力于对现实进行无情的批判（Marx 1975, 142)，从而揭示世界政治和传统国际关系诸多范畴的历史和社会学基础，这些范畴诸如“国际体系”“无政府状态”“均势”或“国际本身”。“永远历史化！”是（马克思主义的）一个绝对的口号，甚至可以说所有辩证思想都具有超越历史的律令（Jameson 1981，9)。因此，马克思主义国际关系是与世界政治的一种激进的历史主义和社会关系本体论结合在一起的，它将国际关系置于资本主义社会关系的背景下（尽管不一定有还原性）。人民创造自己的历史，而不是在自己选择的条件下，这是任何马克思主义历史主义的标志。由此，马克思主义的另一个核心原则自然就产生了：它致力于用一种整体的方法来理解和解释世界政治。这种强烈的总体观使马克思主义思想有别于许多传统的国际关系理论。

根据匈牙利马克思主义哲学家格奥尔格·卢卡奇（Györg Lukács）的说法，马克思的社会总体性思想是历史唯物主义方法的决定性组成部分。正如他所指出的那样，马克思的“每一个社会的生产关系都是一个整体”的名言，是历史地理解社会关系的方法论出发点和关键（Lukács 1972, 9)2。因此，马克思主义拒绝把社会世界的分析分割成看似不关联的领域，孤立地对它们进行研究。它反对任何在方法上假设存在着分为两部分的对立领域的社会现实，如华尔兹（Waltz）式现实主义对国内和国际的诡妙区分，或者温特（Wendt）式建构主义的“物质”和“观念”的二元概念。这种社会关系的二元划分与马克思关于社会结构是有机的、系统的、整体的观点是对立的。3将这种整体的社会概念外推到不同社会间（inter-societal），马克思主义人类学家埃里克·沃尔夫（Eric Wolf）写道：

像“国家”“社会”和“文化”这样的名称命名的概念，有可能把名称变成物体。只有通过将这些名称理解为一系列关系，并将它们放回到它们被抽象出来的领域中，我们才能有望避免误导性的推断，并增加我们对它们的理解。（Wolf 1997, 3）

从世界政治的整体视角来看，关键的施动者和结构不仅是（新）现实主义和（新）自由主义分析中的民族国家单位和国际体系，还包括运行于国际层面中，并经常在跨国和全球层面发生联系的阶级、意识形态运动、经济市场力量、思想观念、身份和规范。

在这些方法论基础上的研究计划，就是要把握社会现象的基本关系，而不被短暂现象所误导。马克思写道：“如果事物的表现形式和事物的本质会直接合而为一，一切科学都成为多余的了。”（Marx 1981, 956）这一基本格言包含了批判的现实主义科学哲学，构成了马克思主义国际关系思想的第三个关键特征。4但是，这种重本质轻表象的思想，是不是马克思主义经济还原主义的证据呢？对马克思主义理论的一种普遍批评是，它本质上是经济学的，即把所有社会现象归结为技术—经济基础，而把所有其他社会要素视为仅仅是表象的（见，例如，Waltz 1979; Kubalkova and Cruickshank 1989; de Goede 2003；转引自Alker and Beirsteker 1984; Bieler and Morton 2008)。5然而，用经济主义的画笔描绘所有的马克思主义思想，就会忽略马克思的《资本论》——它被许多人视为最具经济学性质的著作——的一个要点。正如《资本论》副标题所示，马克思的这部巨著是对古典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的批判。马克思认为古典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是一种经济还原主义。因此，马克思对资产阶级经济学家所隐藏的资本主义生产过程中的人与社会关系深层次的挖掘，以及他的社会价值理论，是其资本主义现代性概念的核心。对一些马克思诠解者的许多讽刺之一是，这种社会价值理论将如何不断地与经济主义（economism）的指控相冲突。6

最后，历史唯物主义不仅关注解释世界政治的本来面目，而且还要从根本上改进它。对马克思主义者来说，理论和实践没有明显的区别；这两者有着必然的、辩证的联系。因此，马克思主义赋予了一个特定的以彻底的、普遍的人类解放为导向的伦理和政治概念。这进一步涉及反思知识和理论在掩盖资本主义社会关系的矛盾和冲突性质方面的作用。不同于新现实主义和新自由主义的问题解决理论（Cox 1986)，马克思主义是一个批判性理论，它强烈地认为学术与政治存在着关联。尽管备受责难，但事实是，马克思主义的意识形态理论在经济范式变化的时代为这种关联提供了一种非常不同的分析抓手。7在最一般的层面，国际关系理论中历史唯物主义的四项分析原则——历史主义、批判现实主义、方法论整体主义、理论与实践相联系，可以说界定了马克思主义关于世界政治一种独特的方法。

主题、辩论与背景

本书致力于马克思主义思想在世界政治中的创造性再生，旨在解决马克思主义和国际关系理论面临的一些关键问题。两组核心的、相互关联的主题贯穿于本书之中：(1）资本主义现代性的地缘政治；（2）“国际”（或在历史上以不太特殊的形式出现的不同社会间）对马克思主义理论的重要性。第一组主题关注现代主权的民族国际体系与全球资本主义之间的确切关系，以理解和解释当代地缘政治合作与冲突的模式。为什么全球资本主义制度下有这么多国家？这个问题引发了一系列相关问题。资本主义和国际体系之间的联系，以及地缘政治竞争和战争的趋势，是附带的还是结构性的？资本主义是否有什么固有的东西使领土国家的多元化永久化？如果是的话，哪些机制或趋势可以来解释这一点？如果不是，那么在全球化时代，资本主义能否超越国际体系呢？换句话说，资本全球化是否已经导致国家关系和形式的跨国化了？这些问题是本书中亚历克斯·卡利尼科斯（Alex Callinicos）、基斯·冯·德·佩吉尔（Kees van der Pijl）、汉内斯·拉赫尔（Hannes Lacher）和本诺·特施克（Benno Teschke）、尼尔·戴维森（Neil Davidson）、威廉·罗宾逊（William I. Robinson）等人文章的核心。

资本主义现代性的地缘政治

在《资本主义需要国际体系吗？》一文中，卡利尼科斯试图证明资本主义和国家多元化之间有着必然的结构关系，同时他认为在解释地缘政治竞争和战争方面，国际体系有一定的自主性。卡利尼科斯将上述问题置于最近全球化—帝国主义辩论的背景下，将资本主义的帝国主义从理论上解释成为两种分析上截然不同，但相互不可还原的经济和地缘政治竞争的历史交汇。这种帝国主义的“两种逻辑”理论，与戴维·哈维（David Harvey 2003）的方法有很多共同之处，是最近马克思主义圈内争论的主题（见HM 2006)。戴维森、拉赫尔、特施克和罗宾逊的文章从不同的角度对这一观点进行了批评。

针对卡利尼科斯明显地复兴经典马克思主义帝国主义理论，拉赫尔和特施克提出了一个建立在罗伯特·布伦纳（Robert Brenner）和埃伦·梅金斯·伍德（Ellen Meikins Wood）的政治马克思主义基础之上的一个替代性的理论框架。这种观点认为“资本主义的国际性”（interstate-ness of capitalism）在结构上已内在地成为，从而也是构成性地成为资本主义的现代性。因此，他俩的理论并没有像卡利尼科斯的理论那样，将国际关系的模式置于无政府主义和资本这两种一般的、理想典型的逻辑相结合的模式之下。他们主张一种以施动者为中心的辩证方法，重建真实历史的社会经济和（地理）政治冲突情景，从而提出资本主义地缘政治竞争与合作的多重逻辑（第32页）。拉赫尔和特施克强调以施动者为中心和辩证的方法，这与威廉·罗宾逊的观点一致。罗宾逊也批评了卡利尼科斯（和哈维）的帝国主义理论，认为它们陷入了物化和理论主义的双重陷阱。与精神分裂般的经济和政治逻辑二元论相反，罗宾逊声称，随着资本全球化，资本主义国家也全球化了。罗宾逊认为，世界资本主义已经见证了一个在性质上新颖的跨国发展阶段的出现，因此，他要求马克思主义者放弃他们的民族国家中心思想，超越帝国主义的经典理论（第74、68页）。罗宾逊强调出现了一个跨国资本家，由此，世界贸易组织、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界银行、联合国等超国家组织与自身正在经历跨国化的民族国家共同组成了跨国国家机构。

在最近对马克思主义国际关系的广泛概述中，约翰·霍布森（John Hobson）质疑诸如卡利尼科斯、拉赫尔和特施克等人的理论所包含的非还原方法的可取性和成功性，虽然这种非还原方法的目的是避免陷入对世界政治进行经济或阶级还原性分析的陷阱。在提出当代马克思主义国际关系中存在着三种非还原主义战略（相对自治性、两个逻辑的多元主义和失败的基础—上层建筑观）之后，霍布森表明这样变更马克思时代基础—上层建筑模型可能只是治标不治本（第121页）。从另一个不同的角度，尼尔·戴维森也对卡利尼科斯的两种逻辑方法、拉赫尔和特施克关于国际体系是资本主义条件的论点提出了异议[阿林森（Allinson）和阿涅瓦斯也对国际体系是资本主义条件的观点做过进一步探讨]。与两者不同的是，戴维森提出了一种国家的概念，这个源于卢卡奇的概念，即把国家当成一个“中介化总体”（mediated totality）。

戴维森的方法通过对资本主义的典型特征——竞争性积累的分析，强调资本主义与竞争性多元国际体系之间存在着系统联系。他摒弃了全球化时代不时出现的“永久和平”论调，探讨了在国际舞台上“经济竞争以政治方式表现出来的众多间接途径”（第95页）：只要世界资本主义继续存在，战争和地缘政治竞争也将继续存在。彼得·高恩（Peter Gowan）在其著作《当代资本主义的工业发展与国际政治冲突》也持这种观点（卡利尼科斯、阿什曼[Ashman]、阿林森和阿涅瓦斯等人也持有这种的观点）。在本书收集的高恩的文章中，高恩考察了在马克思主义国际政治经济学中相对未被探讨一个关键问题——工业竞争：即规模回报递增的逻辑及其与全球北方核心资本主义国家间竞争的关系。高恩专注于规模经济如何在工业世界经济中运作，详细描述了“当代世界经济中贸易规则的帝国主义特征”。在此过程中，他探讨了工业核心资本主义重商主义实践的种种方式，即如何在保护自己市场的同时获得新市场。高恩打破了自由贸易资本主义的神话，展示了国家资本运作其中并相互竞争的“不规范和政治化的区域”（第136、140页）。

分析美国帝国权力在当今时代转换时期的作用时，马克·鲁珀特（Mark Rupert）用一个新葛兰西主义观点，回述了在全球资本主义不断变化的历史结构的背景下，特别是从福特主义到后福特主义的全球化资本主义的转变中，美国帝国主义背后的矛盾的社会关系和过程。鲁珀特的“多层面解释”结合了这些资本主义历史结构中的经济、政治和文化因素，同时展示了这些结构是如何与根深蒂固的美国例外论思想以及当代美国流行文化中军国主义的黩武的娱乐形式相互作用的。由此，鲁珀特揭示了推动当代美国的国家／社会综合体走向“帝国穷兵黩武”的多种因素（第104页）。

佩吉尔同样从新葛兰西主义视角出发，阐述了他的理论，即构成现代世界政治的核心是“洛克式心脏地带”／“竞争者国家”矛盾。这个理论认为，资本是一种域外的、具有约束性的社会力量，起源于盎格鲁－撒克逊的“洛克式心脏地带”，并从那里向外扩张，对抗并（在很大程度上）成功地征服了后来发展起来的“竞争者国家”。佩吉尔认为这种“心脏地带／竞争者国家”结构是“共同体和人类矛盾统一的最新表现形式”，它构成了不同于历史上各种有限的对外关系模式的“核心矛盾”，对外关系模式就是占据不同空间并视彼此为“他者”的共同体如何保护自己的职业，并组织与他者的交往的具体形式（第42、48页）。佩吉尔丰富的理论阐述在对2007年比尔德堡（Bilderberg）会议的实证分析中达到顶峰，展现了在当代历史转折时刻的跨国阶级机构和地缘政治之间的复杂联系。

马克思主义与“国际”

佩吉尔的“对外关系模式”的理论指出了对外（或不同社会间）关系在马克思主义中更具一般理论的地位。这是本书中第二部分的主题。具体而言，这一部分的学术贡献体现在三个问题上。第一个问题涉及把托洛茨基（Trotsky）的“不平衡和综合发展”（uneven and combination development）思想在历史和概念上进行扩展，由此提出一个超越资本主义的国际理论，这样做可能的效用。第二个是一个更含蓄的问题，即不同社会间的关系是否可以被视为不仅是任何历史上特定的生产方式的上层建筑。如果是的话，第三个问题涉及如何思考政治在社会秩序和不同社会间关系的生产中所发挥的作用。

鉴于围绕“国际”的高度理论抽象辩论已经展开，了解在其特定的历史和政治背景中这些问题的一些基础知识是必要的。与马克思主义思想中的大多数理论发展一样，托洛茨基的“不平衡和综合发展”思想的产生是一种政治上的战略创新。它提出了在20世纪初沙皇俄国政治的特定背景下进一步发展社会主义革命实践的一种手段。在托洛茨基的《总结与展望》（Results and Prospects，1906年）和《1905年》(1907年）两本书中，除了名字之外，所有的内容都阐述了“不平衡和综合发展”的基本主题。在这些著作和其他著作中，托洛茨基明确反对当时的马克思主义者，特别是与第二国际相联系的马克思主义者的“阶段性”发展理论。这些理论一般认为，在资本主义还没有完全发展起来的国家里，社会主义事业必然要退居次要地位，而完成资产阶级革命才是首要任务。因此，在沙皇俄国，按照历史发展的规律，这个欧洲最落后的资本主义国家的无产阶级必须同他们的民族资产阶级联合起来，共同对付专制君主。只有在为资本主义的自由发展铺好路，为社会主义建立物质条件之后，俄国工人阶级才能为即将到来的社会主义革命做好准备。

当时大部分俄国的马克思主义者也坚持“两个阶段”的战略。这一战略是基于一种社会发展的内部主义模式。这种模式简单地认为，所有社会都注定要重复先进的资本主义国家的发展轨迹，即每个国家和社会的生产方式的进步（也就是说，技术先进）是随着时间不断地更替的。这使得马克思在1859年为《政治经济学批判导言》所写的著名的序言中一段名言在逻辑上变成了反证，并教条地解释了这段名言：

无论哪一个社会形态，在它所能容纳的全部生产力发挥出来以前，是决不会灭亡的；而新的更高的生产关系，在它的物质存在条件在旧社会的胎胞里成熟以前，是决不会出现的。（Marx 1970, 21）

与这些方法中的国家中心主义相反，托洛茨基在当时的地缘政治和世界经济背景下重新规划了俄国的发展及其社会主义革命前景。从这个角度出发，托洛茨基提出了一种“不断革命”的替代性战略。该理论认为，俄国少数工人阶级运动能够成功地将资产阶级民主主义和资本主义发展的必需阶段压缩成为一个“不间断”或“永久的”过程之中。如何做到这一点？

托洛茨基在《俄国革命史》（History of the Russian Revolution, 1930年）中提出了“不平衡和综合发展”的概念。从这一思想中，托洛茨基以资本主义制度的国际构成为基础，逻辑清晰地阐述了1917年布尔什维克革命的起源和社会主义性质。尽管俄罗斯相对落后8，但由于与更先进的西欧国家军事竞争（外部需要的鞭策）的需要，实际上强迫沙皇统治阶级采用欧洲强国现成的发展创新（技术、政治、知识、意识形态等），从而使俄国跳过一系列中间的历史阶段。正如托洛茨基的那句名言所说的那样：“野蛮人不需经历中间的过程，直接就扔掉了弓箭换上了步枪……”由此产生的社会结构形成了“历史过程中不同发展阶段的特殊综合”——“一种古代与现代形式的混合”（Trotsky 1977，26, 27），这“冲击了社会形态有限的分类”（Trotsky 1998，77）。这种综合的俄国社会形态的特点是，先进的资本主义关系和生产技术的孤岛，以一种可能引起社会和地缘政治上爆炸的方式，淹没于封建关系的海洋中。其结果是具有最先进阶级意识的无产阶级崛起，与占多数的农民阶级联合起来，有能力推翻沙皇政权，领导世界上第一次社会主义革命。

托洛茨基的“不平衡和综合发展”概念最大的优点在于抓住了具体与一般的辩证关系——不同社会时间的交织和综合（不同时性中的同时性），不论是从结构还是从事件（conjunctural）分析“层次”上解释现象时都是如此。正如迈克尔·伯罗韦（Michael Burroway 1989, 187）所说，托洛茨基的分析回应了认为社会发展是单一线性的马克思主义者所遇到的反常问题，也回答了列宁为什么说社会主义革命会出现在帝国主义最薄弱环节的问题。然而，正是因为俄国仍处于最薄弱的环节，社会主义革命要想成功就必须使革命在资本主义西方国际化。“没有无产阶级在西方或多或少的迅速胜利，”托洛茨基认为，“俄国的工人政府将无法生存。”“留给苏维埃体制自己的，要么垮台，要么堕落”（引自Löwy 1981, 72)。由于西欧的社会主义革命没有成功，原来是为展望沙皇俄国社会主义革命而设想的“不平衡和综合发展”思想开始为研究斯大林主义的衰败提供了一种框架。苏联以及此后苏联集团国家相应的社会结构的性质，成为马克思主义者圈内和其他人圈内辩论的主要内容。9恐怕不夸张地说，“苏联是什么？为什么它会失败？”这样的问题是马克思主义者圈内近来就国际问题进行的许多辩论的主要起因。

正是这些战略、政治和历史问题，以及其他许多问题，构成了本书第二部分的背景知识。第二部分的第一章重印了卡利尼科斯和罗森堡（Justin Rosenberg）之间关于国际在马克思主义和社会理论中的理论地位的通信。信函讨论的问题是围绕着罗森堡一个观点展开，即把托洛茨基的“不平衡和综合发展”思想作为一个一般抽象进行扩展以涵盖所有社会历史发展的多元性和互动性（第155页）的前景以及可能产生的问题。他们在讨论中涉及了广泛的问题，如马克思的抽象方法及其与不同社会间关系理论的联系；现实主义的政治和知识地位及其与马克思主义国际关系的联系，等等。他们的观点交流构成了本书中萨姆·阿什曼（Sam Ashman）文章的重点。

阿什曼对罗森堡将“不平衡和综合发展”说成一种超历史现象的做法进行了批判，并通过举例说明综合和不平衡在资本主义中的具体决定性，以此论证了应对这一概念范围要进行必要的限制（第190页）。阿什曼以布伦纳和伍德对资本主义社会关系和政治形式的特殊性的分析为出发点，认为俩人发现的经济和政治的分离是资本主义所特有的现象，现正在遭遇重要的反转趋势，即经济和政治重新统一的趋势。从这个角度来说，阿什曼认为，“不平衡和综合发展”作为一个“中介层面的分析”是可以有效利用的，它可以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抽象概念分析推进到更具体的社会形态分析，同时为研究特定社会提供了强大的分析工具。

阿林森（Jamie C. Allinson）和阿涅瓦斯（Alexander Anievas）进一步关注了这些问题。和阿什曼一样，他们也从对伍德和布伦纳的政治马克思主义及其对马克思主义国际关系的近期影响的质疑开始。他们的文章特别地集中在政治马克思主义对马克思的基础—上层建筑这一隐喻衍生出的困境所提出的解决方案上，并以此来探索更大的国际问题。与阿什曼不同的是，他们捍卫了作为一个一般抽象的“不平衡和综合发展”的概念，同时更彻底地区分了他们所称的前资本主义和资本主义时代的“不平衡和综合发展”的简单和充分的形式。在此过程中，他们主张要在扩散（diffusion）、衔接（articulation）和综合（combination）的概念之间进行必要的分析性区分，并通过在资本主义之前欧洲专制主义与奥斯曼帝国的互动的历史例子说明这些概念的区别。

对于这些主题做出贡献的还有亚当·戴维·莫顿（Adam David Morton）。莫顿批评了罗森堡关于“不平衡和综合发展”的“跨历史的社会学表述”，认为这种表述存在着潜在陷阱。莫顿在对葛兰西的作品进行进一步深入解读后，提出了“消极革命”的理论，表达的是“资本的政治统治”；并强调资本主义现代性与国际体系的内在联系。通过对葛兰西关于“美国主义和福特主义”的研究，以及对后殖民国家／社会具有构成性作用的“不平衡和综合发展”当代模式的分析——这两种模式都展示了消极革命的不同历史形式，莫顿进一步探讨了这一概念。

在最后一篇文章中，西蒙·布罗姆利（Simon Bromley）提出了政治与国际之间的关系这一相对未被探索的问题。布罗姆利专注于解释社会秩序生产中的政治生活的一般特征，并利用各种政治哲学家和社会理论家的思想来阐明为什么政治多样性是国际社会的典型性特征。在探讨政治是什么，以及政治秩序如何实现的问题时，他提出并探讨了实现政治秩序的三种理想形式：“共同体治理”“强制统治”和“合法权威”。在考察集体行动和领土之间的关系时，他认为社会的碎片化和分割是特定性质的政治秩序的结果，这种性质是基于领土的一整套独特的本体论和存在需要的产物（第251页）。

值得庆幸的是，当代马克思主义思维在世界政治方面的复兴，其意义超出了包括这本书在内任何一本书的范围。然而，我们希望本书既能对马克思主义和国际关系理论之间的最新联系提供重要的见解，又能进一步推动相关的争论。马克思主义是在公开而批判中发展起来的，它不是简单地号召武装起来，也不是一种国家意识形态，而是更精妙地促使人们去思考。马克思主义丰富的知识传统有助于挑战和丰富我们对世界的理解，召唤永恒的批判。如果这本书能在一定程度上回应国际关系领域的召唤，它就已经达到了它的目的。

注释

1．关于马克思主义国际关系最新研究概述见特施克（Teschke 2008）。

2．关于卢卡奇的总体作为中介的而不是表达的概念，见戴维森的章节。

3．然而，社会结构作为整体的概念是否应该认为是单一的或需要扩大到社会发展的更一般的概念，包括与其他社会相互关系的维度，是一个有争议的话题。（特别是）见本书中卡利尼科斯、罗森博格、阿林森、阿涅瓦斯有关的文章。

4．这种批判现实主义的哲学方法不能与国际关系理论的政治现实主义相混淆；尽管这两者可能在一些方面是重叠的，因为最近一些关于政治现实主义更深层次的研究已经试图说明这一点（参见Bell 2008）。

5．肯尼思·华尔兹（Kenneth Waltz 1979）对所谓“霍布森—列宁帝国主义理论”的批判，以及对其他（新）马克思主义方法的批判，是这种错误解释的经典例子，至今仍具有很高的影响力。华尔兹把霍布森和列宁串联起来混淆了两者在方法论上和社会科学哲学上的根本差异，这一点在主流国际关系中基本上没有得到认识（Alker and Biersteker 1984, 133—134）。尽管有一些不足，这种批评至今仍是正确的。在本书中，关于经济主义的问题，尤其可以看霍布森，还有佩吉尔和莫顿的文章。

6．这一点在罗森堡（Rosenberg 1994）以及下面卡利尼科斯和罗森堡之间的信函交流中得到了很好的阐述。

7．我要感谢约瑟夫·安索奇（Josef Ansorge）提醒我这一点。

8．正如克内－帕斯（Knei-Paz 1978, 63）所主张的那样，我在使用“落后”或“落后”一词时，没有任何道德判断。

9．参见冯·德·林登（Van der Linden 2009)对关于马克思主义辩论的百科全书式概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