致谢

本书所表达的想法已酝酿了多年，在此过程中，诸位朋友和同事在私人生活和职业方面给予我相当多的帮助。我要感谢阿图尔·柯利（Atul Kohli），他是我在普林斯顿大学的朋友和同事，我和他定期合作开设关于帝国和帝国主义的研究生讨论班。与他在思想上的交流碰撞以及他对我的工作的犀利批评，都使我受益良多。我还要感谢丹尼尔·杜德尼（Daniel Deudney），我的老朋友与合著者，他源源不断地带给我启发和学识。我们之间长达20多年的合作从很多方面融入了这部书稿之中。此外，我要感谢安-玛丽·斯劳特（Anne-Marie Slaughter），她以用语言难以形容的方式支持了我的工作，并一直是思想启迪的重要来源。我们在“普林斯顿国家安全项目”上进行合作，并最终完成了《在法律之下塑造一个自由世界》这一报告，它是我关于自由主义大战略思考的结晶。那之后，我们还在伍德罗·威尔逊的思想和遗产这个问题上再度合作，最后与我们的朋友托尼·史密斯（Tony Smith）和托马斯·诺克（Thomas Knock）共著了一本书。(1)

我还受益于许多朋友和同事的友好和大度，他们对整个书稿或书稿的一部分作出评论，包括杰里米·阿德尔曼（Jeremy Adelman）、巴里·布赞（Barry Buzan）、迈克尔·考克斯（Mick Cox）、克里斯蒂娜·戴维斯（Christina Davis）、玛莎·芬尼莫尔（Mary Finnemore）、安德鲁·赫里尔（Andy Hurrell）、梅尔文·莱夫勒（Melvyn Leffler）、杰弗里·勒格罗（Jeff Legro）、安德鲁·莫拉维茨克（Andy Moravcsik）、丹尼尔·内克松（Daniel Nexon）和汤姆·怀特（Tom Wright）。我要感谢彼得·卡赞斯坦（Peter Katzenstein）、查尔斯·库普乾（Charles Kupchan）、迈克尔·马斯坦都诺（Mike Mastanduno）、威廉姆·沃尔弗斯（Bill Wohlforth）、约翰·欧文（John Owen）和普林斯顿大学出版社审稿人的细致评论。在达特茅斯学院迪基国际交流中心的资助下，马斯坦都诺和沃尔弗斯慷慨地主办了一次研讨这部书稿的工作会。我感谢会议主办者和参与者给予我的评论和建议，包括史蒂夫·布鲁克斯（Steve Brooks）、本杰明·瓦伦蒂诺（Ben Valentino）、巴里·波森（Barry Posen）、詹妮弗·埃里克森（Jennifer Erickson）、布丽奇特·科金斯（Bridgett Coggins）、詹妮弗·林（Jennifer Lin）、汤姆·沃尔克（Tom Walker）、阿尔伯特·李（Albert Lee）和布兰特·斯特拉斯曼（Brent Strathman）。

我对乔·伯恩斯（Joe Barnes）和丹尼尔·库茨-费伦（Daniel Kurtz-Phelan）表示感谢，他们对书稿提出了编辑方面的专业意见。我也受益于几位普林斯顿大学研究生出色的研究助理工作，包括迈克尔·麦考伊（Michael McKoy）、亚历克斯·兰诺斯卡（Alex Lanoszka）和达伦·林（Darren Lim）。我要特别感谢查克·迈尔斯（Chuck Myers），他是我的老朋友，也是普林斯顿大学出版社的编辑，从书稿到最后出版他提供了耐心指导。

我要对韩国庆熙大学赵正源（Inwon Choue）校长的支持和启迪表示感谢，感谢庆熙大学的朋友和同事们多年来和我进行的有启发性的交流。

我最开始撰写这部书稿是在2007—2008年，那时我以美国国家人文研究基金会研究员的身份在普林斯顿大学高等研究院作学术休假。我对研究院给予的支持表示感谢，对那些使这一年变得如此令人兴奋的同事们表示感谢。

最后，也是最重要的，我要对我的妻子恭香玲子（Reiko Usami）和我的儿子杰克逊·伊肯伯里（Jackson Kan Ikenberry）表达爱意和感激之情，我将这本书献给他们。

(1)　此书是，The Crisis of American Foreign Policy：Wilsonianism in the Twenty-First Century，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2011——译者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