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司马氏：礼法集团的可靠代表

司马氏一族

汉晋迭代，至少由三个交织并行的过程所推动，一曰曹魏核心集团走强继而由盛转衰，二曰礼法集团伺机而行、逐渐成为朝局主导势力，三曰司马氏从地方一族上升为礼法集团的最高代表。从早期所谓“三马同槽”到再度顾命，历时逾三十年，司马懿终于走到当朝政治舞台的中枢之位。

其时，名声、地位可与司马氏相比拟的家族并不少见。虽可上溯至秦末汉初投身反秦并参与项羽、刘邦之争的司马卬，司马氏一族可证实的先祖却是三百年后东汉的司马钧。元初二年（115年），司马钧领兵征伐西羌，初胜后令下属抢割羌人的庄稼以充军资，下属违反调度，分散深入，遭佯败而退设埋伏的羌人攻击，“钧在城中，怒而不救”，导致死者三千余人，司马钧败逃回朝、畏罪自杀(125)。到司马懿父辈时，司马氏可入“世吏二千石”(126)之行列，但远不及直涉权力中心的诸多一流大族，至曹魏阵营在赤壁之战前后内部分歧凸现之际，司马氏仍族势不显。司马懿之父司马防乃汉廷一并不起眼的官僚(127)；司马懿一辈的婚对也未攀结高门，司马懿以“小族”的张春华为原配(128)，甚是低调。

司马氏也有其出众之处：

一是人丁兴旺。司马懿兄弟八人，有所谓“司马八达”之称(129)，依年龄排序的前三者，即前述的同“槽”三马。

二是已成儒门。“服膺儒教的豪族的出现，在东汉时代，是一个较为普遍的现象”(130)，司马氏家族亦然，在武将司马钧后，很快完成了向儒门、经学之家的转变。

三是司马懿及兄司马朗、弟司马孚皆有名誉，尤其是司马懿，“未弱冠，以为非常之器。尚书清河崔琰与帝兄朗善，亦谓朗曰：‘君弟聪亮明允，刚断英特，非子所及也。’”

司马氏归附曹魏阵营的经过，如前所述。曹操时期，司马懿作为幕僚之一，并无特殊作为，司马朗则亡于建安二十二年（217年）的曹操兴兵伐吴之役。这一时期，曹操以司马懿辅佐曹丕，“使与太子（曹丕）游处”，成为司马氏命运的一大转机。在曹丕阵中，司马懿“每与大谋，辄有奇策，为太子所信重”，似可推断，在“世子之争”中，司马氏显然为曹丕出力极多。

有一吊诡且耐人寻味的历史情节：司马懿侍从曹丕，后入曹营的司马孚则是曹植的属下，二马分事二曹，但司马孚却刻意表现其非曹植一党，“植负才陵物，孚每切谏，初不合意，后乃谢之”；更奇的是，“世子之争”落定之后，司马孚竟由曹植一系“迁太子中庶子”，转为曹丕的左右。及曹丕即位、禅代，二马皆得重用(131)。

与礼法集团共进

曹操死后，礼法之士登堂入室，司马氏佼佼其中。司马懿获任尚书，“顷之，转督军、御史中丞，封安国乡侯”，虽非位极人臣，却已重权在握；司马孚“为中书郎、给事常侍，宿省内，除黄门侍郎，加骑都尉”，近侍曹丕。

曹丕信用司马懿，但曹丕时期，司马懿的角色基本是一“大内总管”，多于曹丕出征之际留守镇后，如曹丕所言的“吾深以后事为念，故以委卿”，以及“吾东，抚军当总西事；吾西，抚军当总东事”之类(132)（司马懿时为抚军大将军，故称）。到曹丕临终，遗命四人辅政曹叡，司马懿为其中之一，同为辅政的曹真、曹休手握兵权、不可一世，司马氏的前路仍存变数。

曹叡成为礼法集团的福星，其继位也是司马氏的吉兆。曹叡不欲朝中牵制太多，入曹营二十年的司马懿得为方镇(133)，太和元年（227年）督荆、豫二州诸军事，四年转督雍、梁二州诸军事。其间，司马懿战绩颇著，不知是否纯属巧合，其主兵时，战事多胜；其辅战时，如与曹休分路伐吴、与曹真并进征蜀，战事皆败(134)。

司马懿的人品、口碑似乎不错，“及明帝嗣位，欲用（司马）孚，问左右曰：‘有兄风不？’答云：‘似兄。’天子曰：‘吾得司马懿二人，复何忧哉！’”(135)

从曹叡太和元年到景初三年（227至239年）的十多年间，是司马懿的“黄金时期”，君臣关系、臣子之间关系颇为平稳。司马懿领军于外，一方面对朝中纠葛，尽可置身事外、不涉其中，另一方面又赖军功而成“朝廷之望”。并且，这一时期，司马氏广积各系人脉、广纳政治资源的节奏紧锣密鼓：

在赢得人心方面，司马懿都督荆豫，“劝农桑，禁浮费，南土悦附焉”；镇制关中，“穿成国渠，筑临晋陂，溉田数千顷，国以充实”；“关东饥，帝（司马懿）运长安粟五百万斛于京师”。曹魏统治严苛，司马懿不以为然，“时边郡新附，多无户名，魏朝欲加隐实。属帝（司马懿）朝于京师，天子（曹叡）访之于帝。帝对曰：‘贼以密网束下，故下弃之。宜弘以大纲，则自然安乐。’”(136)

在奉行礼制方面，“伏膺儒教”的司马懿当然与礼法集团声气相通，同朝为臣的陈群、蒋济、常林、郑冲、何曾、荀等皆与其交谊非浅。何况，司马懿很是刻意于礼制细节，同乡耆老常林官位不及司马懿，司马懿仍“以林乡邑耆德，每为之拜。或谓林曰：‘司马公贵重，君宜止之。’林曰：‘司马公自欲敦长幼之叙，为后生之法。贵非吾之所畏，拜非吾之所制也。’言者踧踖而退”(137)。

在培植党羽方面，司马懿不拘门第，“取邓艾于农隙，引州泰于行役，委以文武，各善其事”。史书特别提及二人，因其皆出寒微，为司马懿赏识、提携后而能建功立业(138)。

在结姻方面，司马懿一辈无涉高门，但在曹叡时期，其子辈开始婚配大族。司马懿之子，司马师初娶夏侯氏，后又娶泰山羊氏的羊徽瑜(139)；司马昭婚东海王氏的王元姬，即王朗孙女、王肃之女(140)；司马懿之女，一嫁荀彧之孙、曹操外孙荀霬(141)，一嫁后成为西晋名臣并立灭吴大功的杜预(142)。

有论者以零星记载，推断曹叡忌防司马懿，且司马懿不臣之迹由来已久，如：

司马懿都督雍凉，诸葛亮以“巾帼妇人之饰”赠之，激怒司马懿，司马懿“表请决战，天子不许，乃遣骨鲠臣卫尉辛毗杖节为军师以制之”(143)。

“帝（曹叡）忧社稷，问（陈）矫：‘司马公忠正，可谓社稷之臣乎？’矫曰：‘朝廷之望；社稷，未知也。’”(144)

曹叡在位后期大兴土木，“陵霄阙始构，有鹊巢其上”，遂问帝师高堂隆此为何兆，高堂隆对曰，“鸠占鹊巢”，进而谏言曹叡“休罢百役，俭以足用，增崇德政，动遵帝则”(145)。似乎，“鸠”之所指也像是司马懿。

这些记载可以证明司马懿有不臣之心而受到曹叡防范吗？实则未必。皇权之下，人君对臣的既用且疑乃是常态，严防臣属坐大、僭越是任一王朝的“日常事务”。何况上述例中，曹叡遣臣约束司马懿，防其贪功冒进、误中诸葛亮的意欲速战速决之计，相当高明；问询一臣属对另一臣属的看法，既表信任，又“无意”地疏间臣属之间关系，一箭双雕；至于高堂隆“鸠占鹊巢”之喻，已不可确知此论是否针对司马懿，毕竟其时司马懿不在朝枢。

事实上，曹叡与司马懿之间的君臣互信始终得以保持。当政期末，景初元年（237年）辽东公孙渊反叛，曹叡诏司马懿率大军远征，散骑常侍何曾谏言：出兵宜设副将牵制，“进同谋略，退为副佐”；曹叡竟然不从，听由司马懿独断专行(146)。战而获胜，司马懿未及还师到京，曹叡突然病危，“先是，诏帝（司马懿）便道镇关中；及次白屋(147)，有诏召帝，三日之间，诏书五至”。君臣之间如果相忌已深，如此急召无疑君逼将反，如后来的“淮南三叛”等例，都是仓促征召方镇入朝导致激叛。但司马懿全然不疑，弃军只身“乃乘追锋车昼夜兼行，自白屋四百余里，一宿而至”(148)。

正始年间的政治斗争

曹叡死之前后，“莫知由来”的养子、年仅八岁的曹芳匆匆成为太子、继帝位，次年改元正始，历十年（240—249年）。皇朝的君主亲政体制突变，幼帝沦为玩偶、道具，受命摄辅的曹爽、司马懿二人成为主角。

第二次受任顾命，“栋梁是属，受遗二主”(149)的司马懿德高望重、今非昔比，已是礼法集团首席巨头。相形之下，曹爽则资历尚浅、乏善可陈，因曹叡生前的“宠待有殊”而陡居高位，“拜大将军，假节钺，都督中外诸军事，录尚书事”(150)，无论情势占上风还是落下风，曹爽都须纠集力量，以维系自身权势、不负先帝遗命。

但此际曹氏一系已是日薄西山，无奈又急于丰满羽翼的曹爽遂不管不顾地拼凑自己“四位一体”的班底，其来源，一则曹氏、夏侯氏亲眷，如曹操养子何晏、秦朗以及夏侯玄等；二则自家兄弟，曹羲为中领军、曹训为武卫将军、曹彦则散骑常侍，“其余诸弟，皆以列侯侍从”，诸曹“出入禁闼，贵宠莫盛”；三则仕途受滞的亲曹一系散员，如桓范、丁谧、毕轨；四则前述“太和浮华案”的被禁锢者，如邓飏、李胜、诸葛诞等(151)。

这个骤起的、鸡犬升天似的团伙很是不得人心。时人斥骂曹爽身边的“三狗”，“‘台中有三狗，二狗崖柴不可当，一狗凭默作疽囊。’三狗，谓何（晏）、邓（飏）、丁（谧）也。默者，爽小字也。其意言三狗皆欲啮人，而谧尤甚也”。“司马宣王由是特深恨之。”(152)

曹爽一伙无异于亲曹残余的聚合。颇值一提的是，为了对抗礼法集团，其打出了“尚玄”的旗号，何晏等更为后世认作魏晋玄学的创始者和主要代表人物。在思想史、文化史上，正始年间乃是魏晋玄学的灿烂时期，“思想的重点已逐渐从对现实问题的关注转移到玄远之学上来”，“哲学家们也在进行艰苦的努力”，“这种努力的成果就凝聚在‘以无为本’这个抽象的哲学命题之上，于是哲学史上的一场巨大的变革通过长达六十余年的艰难历程终于脱颖而出了”(153)。政治史家、社会史家则多对正始年间的乱象嗤之以鼻，甚言“凡讨论三国历史，不可不知‘正始之风’。因为正始之风对于两晋南北朝，影响极大。礼教因之崩坏，戎狄因之横行，国家因之分裂，民生因之憔悴，其为祸之久，约有三百余年”(154)。

笔者以为，玄风之盛，实是在礼法集团业已统制朝野的情况下，曹爽一派为打破己方影响力、话语权缺失之困境而祭出的招数。何兹全所论或更合乎历史真相——“对于魏晋玄学之盛，也不能过于夸大”，“应该看到的是：玄学只是洛阳之学”，“洛阳之外，仍有儒家的传统地位”，“洛阳以外的士子，仍是读儒家传习的经书”(155)；并且玄学代表人物也不得公然抑孔，“何晏、王弼祖述老、庄，阐扬玄学，但二人都尊崇孔子”，只是“多从玄学的角度加以发挥”(156)。

玄学不出洛阳，曹爽等人排斥礼法集团的措置也主要是在朝中施展的。正始前期，曹爽、司马懿之间表面上相安无事，但曹爽一直不失时机地对老臣及礼法之士明以优宠、实加虚衔，辅政当年以征东将军、四朝老臣满宠入朝虚为太尉，次年“加侍中中书监刘放、侍中中书令孙资为左右光禄大夫”，蒋济、高柔、赵俨等三朝老臣也各有“尊显”(157)。

大约在正始五年（244年）前后，曹爽征蜀、毌丘俭征玄菟(158)时，两大阵营冲突加剧，正始政争开始走向显性化。面对曹爽一派的进逼，礼法集团不得不坚守历曹操、曹丕、曹叡三世苦心累积的权势，应对亲曹势力心有不甘的反扑。

一是再发止战呼声。正始五年，“（邓）飏等欲令爽立威名于天下，劝使伐蜀，爽从其言”，司马懿制止，诸臣附和着异口同声地反对，但曹爽仍然“大发卒六七万人”，逞意而行。然而，战事进展完全不似曹爽预判，“是时，关中及氐、羌转输不能供，牛马骡驴多死，民夷号泣道路”，蜀方则“因山为固”地抵抗。僚属建议曹爽撤军，司马懿更抓住“名士好名”的特点，对其时督雍凉、与曹爽共同主持作战的夏侯玄施加压力，“进不获战，退见徼绝”，全军覆没是迟早的事，届时你将承担怎样的责任呢？夏侯玄怕了，转而说服曹爽引军“无功而还”，并且退时损兵折将，“所发牛马运转者，死失略尽，羌、胡怨叹，而关右悉虚耗矣”(159)。

二是反对改易制度。曹爽一派发起的“正始改制”或称“正始新政”，史载晦暗不明，史评多为负面，如《三国志》描述为“是时，曹爽专政，丁谧、邓飏等轻改法度”(160)。但也有史家引司马懿与夏侯玄之间的书函问答——“太傅司马宣王问以时事”，夏侯玄提出“审官择人”“除重官”“改服制”等，而司马懿消极对待(161)——据此称赞曹爽、何晏、夏侯玄等人的“改革”，王夫之甚言“曹氏一线之存亡，仅一何晏”(162)。实际的所谓改制，诸如正始六年八月“曹爽毁中垒中坚营，以兵属其弟中领军羲”之类，意在加重己方权势而已，“帝（司马懿）以先帝旧制禁之不可”，似未奏效(163)。

三是批判亲曹势力成员。王朗之子、以“王学”显赫一时的王肃态度鲜明：

时大将军曹爽专权，任用何晏、邓飏等。肃与太尉蒋济、司农桓范论及时政，肃正色曰：“此辈即弘恭、石显之属，复称说邪！”爽闻之，戒何晏等曰：“当共慎之！公卿已比诸君前世恶人矣。”(164)

此类批判，实已体现了两大派系之间对立的愈益激化、愈益不可调和。礼法集团抵制曹爽，如名臣傅嘏，曹爽旗下之人“求交于嘏而不纳也”，“嘏友人荀粲，有清识远心，然犹怪之。谓嘏曰：‘夏侯泰初（夏侯玄字泰初）一时之杰，虚心交子，合则好成，不合则怨至。二贤不睦，非国之利，此蔺相如所以下廉颇也。’嘏答之曰：‘泰初志大其量，能合虚声而无实才。何平叔（何晏字平叔）言远而情近，好辩而无诚，所谓利口覆邦国之人也。邓玄茂（邓飏字玄茂）有为而无终，外要名利，内无关钥，贵同恶异，多言而妒前；多言多衅，妒前无亲。以吾观此三人者，皆败德也。远之犹恐祸及，况昵之乎？’”

争斗还不止于口舌，何晏将洛阳等地数百顷官地据为己有，“（傅）嘏谓爽弟羲曰：‘何平叔外静而内铦巧，好利，不念务本。吾恐必先惑子兄弟，仁人将远，而朝政废矣。’晏等遂与嘏不平，因微事以免嘏官。”(165)

“高平陵事变”：新朝的入口

朝局日益分裂，到正始后期，曹爽一系已经占据优势：“及（何）晏等进用，咸共推戴，说爽以权重不宜委之于人。乃以晏、（邓）飏、（丁）谧为尚书，晏典选举，（毕）轨司隶校尉，（李）胜河南尹。”(166)此前老臣徐邈为司隶校尉，“百寮敬惮之”(167)，毕轨接任后，“枉奏免官，众论多讼之”。为使何晏主管选举人事，曹爽赶走了吏部尚书卢毓，卢毓转任廷尉后，又被毕轨、何晏找借口奏免(168)，随即“为人好货”的邓飏串通何晏卖官鬻爵。诸如此类，不仅礼法集团反对，连曹爽之弟曹羲也“深以为大忧，数谏止之”，“又著书三篇，陈骄淫盈溢之致祸败，辞旨甚切，不敢斥爽，托戒诸弟以示爽”(169)。

正始八年，“曹爽用何晏、邓扬、丁谧之谋，迁太后于永宁宫，专擅朝政，兄弟并典禁兵，多树亲党，屡改制度”。无奈，郭太后与曹芳相对而泣地告别，司马懿则“称疾不与政事”，次年二、三月，中书令孙资、中书监刘放、司徒卫臻也“各逊位，以侯就第”。

至此，曹爽一系率先实现了“僭政”，留给礼法集团的只有一条路，深耕厚植四十年的司马懿自然成了朝中礼法之士获得救赎的希望所在。

嘉平元年（本为正始十年，249年）正月，曹爽及其兄弟等拥曹芳拜谒洛阳城外的曹叡之墓高平陵。装病的司马懿复起，与反对曹爽一系的众臣联手，在请得郭太后的旨意后，下令关闭城门、控制武库，司徒高柔、太仆王观等接掌曹氏兵营，司马懿本人和太尉蒋济率兵出城“迎接”曹芳，同时要求剥夺曹爽等人的官职和兵权。

曹爽被困城外，不知所措，继而就地为营、构筑防务，试图抵抗。司马懿派人劝说曹爽认罪，曹爽先是犹豫不决，后竟放弃对抗，奉还曹芳，诸曹被免职归第。

司马懿进一步指使有司加罪曹爽。有司遂以刑讯逼供，造出曹爽与何晏、邓飏、丁谧、毕轨、李胜等人谋反的伪证，诸人随即被捕、被诛，并灭三族，受牵连者达五千余人。

时在雍凉的夏侯霸、夏侯玄因与曹爽的关系受到牵连，夏侯霸游说夏侯玄一起投奔蜀汉，被夏侯玄拒绝。不久，夏侯玄被征入朝，司马懿又以与夏侯氏不和的郭淮都督雍凉，夏侯霸惊惧，逃入蜀汉。

此事史称“高平陵事变”。经此事变，以司马懿为首的礼法集团尽灭曹爽一系势力，四月，改元嘉平(170)。

“高平陵事变”是司马氏创立新朝的真正起点。事变之前，曹魏渐衰，礼法势力日隆，但对于是否必以改朝换代的路径对付不堪的曹魏，礼法之士的想法不尽一致。礼法派大员、太尉蒋济全力参与事变，为尽快了断事态，蒋济招抚曹爽，“言宣王（司马懿）旨‘惟免官而已’”，事后司马懿背信弃义，坚持诛杀曹爽等人，蒋济忿然，拒受封赏，不久便发病去世。从辞封上疏看，蒋济是将事变界定于解决“上失其制，下受其弊”之范畴的，并无倾覆曹魏之念(171)，蒋济的这一态度，在礼法集团中是有一定代表性的。

事变后，司马氏代魏之势无可更易，虽然新朝从起点到功成还有距离、有变数，但历史已经翻篇，新朝业已奠基。

这里可能涉及关于魏晋禅代的旧争：西晋皇朝，起始为何？

记叙皇朝，或以创基为始，或以立朝为始，皆无不可。但按传统史家的说法，“古来只有禅让、征诛二局，其权臣夺国则名篡弑”，而“至曹魏则既欲移汉之天下，又不肯居篡弑之名，于是假禅让为攘夺”(172)，迭代之局要么是征诛，要么是篡弑，由此，若以“高平陵事变”为新朝之始，西晋便是篡魏夺政。

实际上，“皇权本为公共资源，是社会组织的必要形式，本不属于某个氏族天然占有”，“本无‘篡位’不‘篡位’之说”(173)。时至今日，我们无需视“篡”为大逆不道，更无需为西晋回避“篡”的恶名。过分刻意于国号、年号之变，反而可能造成对历史现象认知的偏差甚至扭曲。新旧更替总有渐进过程，没有一朝是从石头缝里蹦出来的，“高平陵事变”的意义在于：其既是汉晋政治结构、政治机制的一次逆变，也是历史演进主题的一次重大转换——以司马氏为首的礼法集团占据绝对优势后，政治的主题已经转变为按照其意愿塑造奉行礼法之治的新朝；曹魏虽然还能行尸走肉地延续十七年，但其间大政尽在司马氏。排除代魏的障碍、在礼法派的底子上培育忠于司马氏的新朝执政集团，已是不同于前的政治运动方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