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91章 章九十一?何为大礼之议？大礼之议为何？
勉励过诚惶诚恐的许经主后，杨道陵与邵老道坐上了回达观院的马车。
吃过简单的午餐，杨道陵一个人来到了想尔阁，在靠近东侧的案桌处落座，开始思索起了明年的事情。
毕竟现如今的江西和上清宫，该做的事都做了，该交往的人也都交往了，已经是一片大好局面，所剩下的也只有一些收尾的琐碎工作而已。
因此，是时候来详细考量嘉靖三年入京的事情了。
不过，虽然他每天晚上都回忆《大明世宗钦天履道英毅圣神宣文广武洪仁大孝肃皇帝实录》，却从来没想起邵老道究竟是在哪个特定时间赴京的。
反而是从前世对《明史》的泛读中，大致回忆起了嘉靖三年这个宽泛的时间段。
究其原因，大概有两个。
一个是我大明的早早废除了起居注制度，导致紫禁城内的秘事很难为史官所知。
遥想当年，我太祖高皇帝对起居注制度是两起两废，到最后不说起居注了，连翰林院相应的编制都没有了。
而后世有些我大明的孝子贤孙皇帝，比如孝宗皇帝（嘉靖的伯父），比如世宗皇帝（嘉靖），有时突发奇想要重新恢复起居注制度，却因为太祖爷废除得太干净，筹措起来相当麻烦，再加上没有强力推动，于是便都不了了之了。
一直到后来张居正秉政，有人愿意做吃力不讨好的事情了，这才在万历朝恢复了完整的起居注制度，而万历起居注也成为了明代唯一一个较为健全的官方大内史料。
因此，前代的实录俢篆编纂的时候可以参考起居注，而大明的实录俢篆编纂的时候，却只能参考六科、通政司存留的奏章副本，实在是极其干瘪匮乏。
那么，大内之事不能见载于世宗实录，也就非常寻常了。
另一个原因，就是召见邵老道入京一事，其实是秘密进行的。
国朝历朝的实录往往都是由翰林官俢篆，比如实录总裁官副总裁官是内阁辅臣，而普通的史官则由七品到五品的翰林词臣充任。
由于内阁大臣常常能在文华殿一类的地方被圣上召见，而侍读学士侍讲学士也能在经筵给圣上讲经之时得以面圣，故而对于大内之事，这些后来充任史官的翰林词臣们也不是一无所知。
不说皇帝的亲口透露，也不说司礼监太监与阁臣对柄机要时的闲言，更不说一些恩荫的中书科舍人、内阁诰敕房中书舍人、内阁制敕房中书舍人的小报告，只说这些翰林词臣自己在紫禁城行走之时的双目所见，就足以获知一些宫闱之事。
然而，翰林词臣的活动场所与行动路线毕竟是比较固定的，紫禁城其他地方的事情很难尽入耳中，更不要说一些高规格的秘事了。
于是，被秘密在偏殿召对的邵老道，在世宗实录整个嘉靖三年的记载中，竟然没有出现过一次。
还是从后世整理的《明史》中相应的传记里头，才能够得知邵老道在嘉靖三年被征召入京了。
杨道陵虽然对于不能得知具体的入京时间而有些苦恼，却也不是完全没有任何能进行的前期准备。
既然不能知道某个特定的节点，那就把嘉靖三年的整个事件线索给梳理一遍！
而嘉靖三年的大事件，认真追究起来也只有一件而已——那就是深刻影响了本朝四十余年政治格局、政治模式、君臣关系等等诸事的“大礼议”。
严格而言的“大礼议”，只有正徳十六年、嘉靖元年、嘉靖三年三次，而嘉靖十七年的“称宗祔庙”已经脱离了原本的议题。
所谓“大礼议”，就是议大礼。议的什么“大礼”？
就是嘉靖皇帝作为藩王入继大统而衍生出来的嗣脉问题。
再说的详细一点，就是议清楚嘉靖皇帝朱厚熜究竟是过继给孝宗皇帝以儿子的身份来继承大统的，还是以武宗皇帝的堂弟的身份继承大统的。
这不仅仅是“父死子继”或是“兄终弟及”的问题，更是皇室大宗、天下大统究竟是那一支嗣脉的问题。
本来杨廷和等元老辅臣的思考是这样的——朱厚熜被过继给孝宗皇帝，称孝宗皇帝为“皇考”（“考”是父亲去世的尊称），称他本来的父亲兴献王为“皇叔父”。
这样，大统就仍然是“明太宗（当时未改为明成祖）朱棣——明明仁宗朱高炽——明宣宗朱瞻基——明英宗朱祁镇——明宪宗朱见深——明孝宗朱祐樘”这一主脉的。
而嘉靖皇帝则在不断的抗争中，在事实上达成了另一种结果——另立主脉。
也就是说，嘉靖皇帝的父亲兴献王虽然一生都只是藩王，只是朱家的旁支。
但在嘉靖皇帝的屡屡加封之下，先成为了“兴献帝”，又成了“本生皇考恭穆献皇帝”，后来又成了“知天守道洪德渊仁宽穆纯圣恭简敬文献皇帝”，最后甚至入了太庙。
把正经当过皇帝的先祖“明仁宗”给放到了祧庙，让自己一天没做过皇帝的亲爹入了太庙，且上有“睿宗”的庙号，做到了这一步，嘉靖皇帝这一脉已经在不融入孝宗皇帝一脉的情况下成为了朱家的大宗。
如此一来，嘉靖帝既不是过继给原本大宗的养子皇帝，也不是兄终弟及的普通旁支藩王之后，而是父亲入了太庙的正统一脉的后人了。
那么大礼议作为一个政治抓手，不仅仅让嘉靖皇帝在朝廷两派的攻讦中得以把弄权柄、培植势力，更是达成了增强自身即位合法性的政治目的。
毕竟“顺应天命”克继大统另立主脉的皇帝，比起被内阁大臣联合太后选中过继给主脉的皇帝，先天政治底气就不是一个级别的。
因而，即便是从事件本身的角度来考虑，大礼议也不只是个礼法问题，更是一个政治问题。
不只是作为一个权斗幌子的政治斗争问题，更是事关执政合法性的意识形态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