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三维笔法举例

对于《左传》中的人物，评价历代凡多，单个人物论断之外，司马迁《史记》又依人物身份为“年表”、“世家”、“列传”等，班固《汉书》之《古今人表》，则分人物为“上智”、“中人”、“下愚”共“九等之序”，其中出于或同见于《左传》者众多。专述春秋时期人物者，顾栋高之《春秋大事表》尤可参考。人物专论之外，其有《列国姓氏表》、《卿大夫世系表》、《鲁政下逮表》、《楚令尹表》、《宋执政表》、《郑执政表》等，更有《乱贼表》、《列女表》和《人物表》，《左传》之主要人物，大抵收录。

《春秋大事表》之《人物表》录贤圣十五人，纯臣十三人，忠臣合孝子二十三人又附两人，功臣二十一人，独行八人又附两人，文学十一人，辞令七人，佞臣及倖臣十五人，谗臣十五人，贼臣三十人，乱臣八十四人，侠勇四人，方伎十九人。此举其贤圣、纯臣、佞臣，以求略见《左传》以事、言、谶三维志人之法。

贤圣无疑首推至圣先师孔子。夫子之言首见《左传》文公二年，因所谈为人物形象，此类引言论事者不计。

其“在场”之事首见于昭公十七年，郯子论“少皞氏鸟名官”之故，“仲尼闻之，见于郯子而学之”。有言：“吾闻之：‘天子失官，（官）学在四夷’，犹信。”其后定公元年，有鲁“葬昭公于墓道南。孔子之为司寇也，沟而合诸墓”。定公十年，相鲁公会齐侯，齐人欲“以兵劫鲁侯”时，“孔丘以公退”。有言：“士，兵之！两君合好，而裔夷之俘以兵乱之，非齐君所以命诸侯也。裔不谋夏，夷不乱华，俘不干盟，兵不逼好。于神为不祥，于德为愆义，于人为失礼，君必不然。”齐人于盟书加“齐师出竟，而不以甲车三百乘从我者，有如此盟”时，“孔丘使兹无还揖对，曰：‘而不反我汶阳之田，吾以共命者，亦如之。’”；齐侯将享鲁定公时，有言：“齐、鲁之故，吾子何不闻焉？事既成矣，而又享之，是勤执事也。且牺、象不出门，嘉乐不野合。飨而既具，是弃礼也；若其不具，用秕稗也。用秕稗，君辱；弃礼，名恶，子盍图之？夫享，所以昭德也。不昭，不如其已也。”定公十二年，公山不狃等袭鲁“入及公侧”时，“仲尼命申句须、乐颀下，伐之”。哀公十一年，孔文子欲攻大叔疾时，“仲尼止之”，有“胡簋之事，则尝学之矣。甲兵之事，未之闻也”之言；且以“鸟木之择”自喻，以“岂敢度其私”，又“鲁人以币召之，乃归”。哀公十二年，昭公夫人孟子卒时，“孔子与吊，适季氏”，“放绖而拜”。哀公十四年，“商获麟，以为不祥，以赐虞人”，“仲尼观之，曰：‘麟也。’然后取之”。同年，齐陈恒弑其君时，“孔丘三日齐（斋），而请伐齐三”，有言：“陈恒弑其君，民之不与者半。以鲁之众，加齐之半，可克也。”又曰：“吾以从大夫之后也，故不敢不言。”

夫子之言见于上列事件之外，另有昭公二十年，“琴张闻宗鲁死，将往吊之”时，有言：“齐豹之盗，而孟絷之贼，女何吊焉？君子不食奸，不受乱，不为利疚于回，不以回待人，不盖不义，不犯非礼。”同年，闻子产卒，出涕曰：“古之遗爱也。”哀公三年，时孔子在陈，闻鲁火，有言：“其桓、僖乎！”同年冬十二月，季孙问螽，有言：“丘闻之，火伏而后蜇者毕。今火犹西流，司历过也。”哀公十五年，闻卫乱时有言：“柴也其来，由也死矣。”

有关夫子之谶语，见于《左传》昭公七年，为述后事，言出于孟僖子：

礼，人之干也。无礼，无以立。吾闻将有达者曰孔丘，圣人之后也，而灭于宋。其祖弗父何，以有宋而授厉公。及正考父，佐戴、武、宣，三命兹益共。故其鼎铭云：“一命而偻，再命而伛，三命而俯。循墙而走，亦莫余敢侮。于是，鬻于是，以糊余口。”其共也如是。臧孙纥有言曰：“圣人有明德者，若不当世，其后必有达人。”今其将在孔丘乎？

上列观之：“见郯子”知好学；“命乐颀”知用武；“鸟木择”知自省；“涕子产”知悯才；“论螽时”、“曰麟也”知博闻；“会齐侯”、“请伐齐三”知善政；“言桓、僖”、“曰由死”则为见时知几。而通览《左传》所记夫子之言与事，有涉“礼”、“义”者颇多，是有夫子“将有达”，为“礼”故，实知来藏往之甚也。

纯臣拟论晋之士燮。

宣公十七年，士燮带着其父士会“喜怒以类”的嘱托与希望，接过了范氏家族在晋国政治舞台上的接力棒，在成公二年晋楚城濮之战后，以不“代帅受名”使其父有“吾知免矣”欣慰之言，对晋侯更有“燮何力之有焉”的恭谨，做到了“从二三子唯敬”。但成公六年，矛盾便露出了端倪，在是否“怒楚师”的问题上，士燮同其他公族产生了分歧。此次虽然为公事，又属于集体决策，更以“三比八”之劣势完胜并获得好评，却至少为士燮留下了一个是否“怒楚师”的魔咒。这一“魔咒”是在晋楚鄢陵之战中迸发的，士燮“立于戎马之前”，曰：“君幼，诸臣不佞，何以及此？君其戒之！”可以想象，作为纯臣之士燮，在当时是如何的动容与推心置腹。后来，成公十七年，即鄢陵之战之次年，带着“难将作矣”的忧患，晋范文子（士燮）“使其祝宗祈死”，“六月戊辰，士燮卒”。

不计盟会等礼仪性外交活动，《左传》中关于士燮之事、言、谶，要列如下。

其事也简。集中于晋楚鄢陵之战时，“五月，晋师济河。闻楚师将至，范文子欲反”；“六月，晋、楚遇于鄢陵。范文子不欲战”；“甲午，范匄趋进……文子执戈逐之”。要而言之，“不欲战”。

其言也繁。可见忠君者，如成公八年到鲁国商讨“伐郯”之事，鲁君希望通过贿赂士燮而“缓师”，士燮曰：“君命无贰，失信不立。礼无加货，事无二成。君后诸侯，是寡君不得事君也。燮将复之。”论德义仁信者，如成公九年晋侯以“南冠而絷者”钟仪之事问于士燮，士燮曰：“楚囚，君子也。言称先职，不背本也；乐操土风，不忘旧也；称大子，抑无私也；名其二卿，尊君也。不背本，仁也；不忘旧，信也；无私，忠也；尊君，敏也。仁以接事，信以守之，忠以成之，敏以行之。事虽大，必济。君盍归之，使合晋、楚之成。”又如，成公十六年“晋人执季文子”后，范文子谓栾武子曰：“季孙于鲁，相二君矣。妾不衣帛，马不食粟，可不谓忠乎？信谗慝而弃忠良，若诸侯何？子叔婴齐奉君命无私，谋国家不贰，图其身不忘其君。若虚其请，是弃善人也。子其图之！”体现其政治意识和政治手段者，如成公九年，“诸侯贰于晋”，晋惧而欲“寻马陵之盟”时，对应季文子的“德则不竞，寻盟何为？”士燮曰：“勤以抚之，宽以待之，坚强以御之，明神以要之，柔服而伐贰，德之次也。”又如，成公十一年秦、晋将会于令狐寻盟时，斟酌当时的情况，士燮质疑：“是盟也何益？齐盟，所以质信也。会所，信之始也。始之不从，其何质乎？”

其谶也奇。鲁成公十二年，晋郤至到楚国聘问，受到了不合规格的接待，归晋以后同士燮说了这一情况后，士燮曰：“无礼，必食言，吾死无日矣夫！”我们看到，除卜筮以外，不具逻辑关系的谶语或预言，在《左传》中并不多见。

佞臣可看郑之申侯，《左传》记其事与言，共见于三处。

倒叙来看，僖公七年，郑杀申侯以说于齐。观《左传》所记申侯有关齐国之事，前虽有郑文公“吾知其所由来矣。姑少待我”之言，却并不能看到杀申侯何以“说（悦）”齐。[3]而再看申侯与齐国相关之事，只僖公四年齐伐楚退师之后，确定行军路线时有言：

师老矣，若出于东方而遇敌，惧不可用也。若出于陈、郑之间，共其资粮屝屦，其可也。

于齐而言，“出于陈、郑之间”实为上策，《公羊传》记“于是还师滨海而东，大陷于沛泽之中”，也以事实证明了申侯所建议之回军路线的正确性。

如上言申侯与齐关联。申侯被杀的第二个原因是“且用陈辕涛涂之谮也”。“谮”于《左传》记事初见隐公十一年：“羽父惧，反谮公于桓公而请弑之”，有关鲁隐公被弑之事，杨伯峻《春秋左传注》解释“谮”为“以言语毁人”，《左传》他处用此字，其意亦大略如此。由此可见，《左传》即使对申侯之死的这一层原因不报同情，起码对申侯的对立面辕涛涂，是持否定态度的。在人们的习惯思维中，反面人物的对立面，是正面人物。而《左传》叙事之本于事实，更体现其对人物性格之立体化和复杂化的思考与辨别判断。再说本事，“辕涛涂之谮”在僖公五年，有关《左传》所记申侯两事之其一：筑城。大意为辕涛涂怂恿申侯在其封邑筑城，并代替申侯向诸侯请求此事，然后向郑文公告发“美城其赐邑，将以叛也”，《左传》明言“申侯由是得罪”。辕涛涂为什么这么做呢？原因有关《左传》所记申侯事之其二：僖公四年，申侯向齐侯建议行军路线之前，辕涛涂曾给齐侯另一个建议“循海而归”，重要的是，在向齐侯陈述前，辕涛涂同申侯说了此意，而申侯的回答是“善”。由此，则辕涛涂“被执”既不考虑自己因素即建议的优劣，也未怨恨“执”人者齐侯，而是归罪于只言一“善”字的申侯。《左传》曰“谮”，公道人心自见。

或者有人以为，辕涛涂言“师出于陈、郑之间，国必甚病”，申侯言“若出于陈、郑之间，共其资粮屝屦”，申侯是出卖国家利益。“烛之武退秦师”为人所乐道，且看僖公三十年烛之武在“退秦师”时是怎么说的：

若舍郑以为东道主，行李之往来，共其乏困，君亦无所害。

小国为大国之“东道主”，实在不涉及是否出卖利益问题，也许可以选择，在不同阶段，将利益出卖给谁。或者还有人以为，“烛之武退秦师”时，是晋、秦兵临城下，不得已之言。齐国攻楚不得志而回军，也不是随便回来的。其事不同，其势同也。僖公“四年春，齐侯以诸侯之师侵蔡。蔡溃。遂伐楚”。既然“蔡溃”，齐侯为什么不原路返回呢？一方面可以看辕涛涂“循海而归”建议的前提是“观兵于东夷”，另一方面也可以看齐侯回师后的“讨陈”和两次“伐郑”。大国与小国的关系，不是“不朝”或“逃归不盟”就可以解决的。

所以，郑杀申侯，“说于齐”和“用陈辕涛涂之谮”，只是表层原因。郑文公杀申侯的根本原因，可以看“杀申侯”之后，以“初”补入的一段谶语：

唯我知女，女专利而不厌，予取予求，不女疵瑕也。后之人将求多于女，女必不免。我死，女必速行。无适小国，将不女容焉。

此为楚文王之言，关键词为“专利而不厌，予取予求”。共叔段为郑庄公之胞弟，生母为之请此“岩邑”[4]，尚且不得，申侯为一外臣，以齐之助而强据虎牢，更“城其赐邑”，岂可“不免”？

《左传》于夫子之事、言、谶，三者统一，合为一意；于士燮之事、言、谶，似浮光掠影，走马观花；于申侯之事、言、谶，则“彼亦一是非，此亦一是非”[5]，仁智各见。何则？《左传》旨在记事，不专志人，若以人物形象统一、全面、典型论之，实不相宜。

旨在记事，不专志人，似乎在说《左传》叙事的一种遗憾，实则不然。正是基于这种的旨在记事、不专志人的书写形态，使后人得以见到诸多立体、形象，具有多维性格特征的原型人物，下略述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