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我的保姆和La grande armée〔法语：伟大的军队〕[1]——莫斯科大火——我的父亲见拿破仑——伊洛瓦依斯基将军——同法国战俘一起旅行——爱国主义——卡·卡洛——共同管理产业——分产——枢密官
“韦拉·阿尔塔莫诺夫娜，喂，再给我讲一回法国人到莫斯科的事情吧。”我老是这样说，一边在小床上伸着懒腰，用绗过的被子裹住身子，我的小床四周都缝上了布，免得我摔出来。
“咳！这有什么可讲的呢，您已经听过那么多回了，况且现在是睡觉的时候了；您还是明天早点儿起来好。”老妈妈照例这样回答，其实她很愿意再讲她所喜爱的故事，就像我很愿意再听那样。
“您就讲一点儿吧，您怎么知道的呀，它怎么开头的呀？”
“就是这么开头的。您知道您的爸爸是怎样的人——他总是拖拖拉拉的；他收拾行李，收拾行李，总算收拾好了！人人都说：‘该动身了，还等什么呢？城里头人差不多走光了。’可是不，他跟巴威尔·伊凡诺维奇[2]商量来商量去：大家一块儿怎么走，起初是这一位没有准备好，然后又是那一位没有准备好。后来我们都收拾好了，马车也准备好了；老爷们坐下来吃早饭，突然我们的厨师脸色十分惨白，跑进饭厅里来报告：‘敌人进了德拉果米洛夫门了。’我们大家心都紧了，叫了一声：‘啊，上帝保佑吧！’全都惊慌起来；我们正在忙乱、唉声叹气的时候，看见街上跑过一队龙骑兵来，他们戴着这样一种头盔，脑袋后面还拖着一条马尾巴。城门全关上了，您那位爸爸这下可交了‘好运’了，还有您同他一块儿；您的奶妈达丽雅那个时候正抱着您喂奶，——您是那么娇嫩、柔弱。”
1861年伦敦版《往事与随想》第一卷扉页
我骄傲地笑了笑，我高兴自己也参加了战争。
“起初，就是说头几天，我们还可以勉勉强强地过下去，只有两三个兵进来，用手比划着要点儿酒喝；我们照规矩给他们每人一杯，他们就走了，还举手敬个礼。可是您知道后来起了火，火越来越大，这个时候就出现了混乱、抢劫和各种各样的灾难。我们当时住在公爵夫人[3]家的厢房里，房子烧起来了；巴威尔·伊凡诺维奇说：‘到我家里去吧，我的房子是砖造的，在院子的深处，墙又结实。’我们就去了，主人、仆人一块儿，这时候就不分彼此了；我们走进特威尔大道，连两边的树也烧起来了。我们终于走到戈洛赫瓦斯托夫的宅子，它正在燃烧，每个窗口都冒出火来。巴威尔·伊凡诺维奇吓呆了，他不能相信自己的眼睛。您知道，房子后面有一座大花园，我们就到那儿去，以为那儿安全。我们垂头丧气地坐在长凳上，突然出现了一群喝醉了的兵。一个兵扑到巴威尔·伊凡诺维奇的身上，要脱掉他那件旅行皮袍；老头子不给，兵就拔出短剑砍他的脸，他脸上那块伤疤一直保留到他在世的最后一天；其他的兵就来对付我们，有一个兵把您从奶妈的怀里抢走，解开您的包布，想在里面找到什么钞票或者钻石；这个强盗看见什么都没有，就故意把包布撕碎，扔了。他们刚刚走开，我们又闯了大祸。您还记得我们那个给送去当兵的普拉东吗？他很爱喝酒，这天他喝得醉醺醺的，腰间挂上一把军刀，就这样到处逛荡。罗斯托普钦伯爵[4]在敌人进城的前一天，把军械库里的各种武器全拿出来分发了；因此他弄到了一把军刀。快到晚上，他看见一个龙骑兵骑着马进了院子；马房旁边也有一匹马立在那儿，龙骑兵要把它牵走，可是普拉东拚命跑到他跟前，抓住缰绳，说：‘马是我们的，我不给你。’龙骑兵掏出手枪来吓唬他，不过看得出枪里并没有子弹；老爷亲眼看见，对他大声说：‘你不用管马，这跟你不相干。’一点儿也没有用！普拉东拔出军刀，朝他的脑袋上砍下去，龙骑兵的身子摇晃了两下，普拉东砍了又砍。我们想：好吧，这下我们的死期到了，等到他的伙伴看见了他，我们就完了。然而这个普拉东看见龙骑兵倒了下来，就抓住他的双足拖到一个石灰坑旁边，可怜的人，尽管他还活着，就给扔进坑里去了。他的马站在那儿，不跑开，只是拿蹄子顿着地，好像它懂得似的；我们家的人把它关在马房里；它一定给烧死在那儿了。我们大家都连忙跑出了院子，火越来越厉害了。我们十分疲劳，又没有吃一点儿东西，进了一所完好的房子，就连忙找地方休息。还不到一个小时，就听见我们家的人在街上大叫：‘出来，出来，火，火！’我马上拉下一块弹子台上的绿呢把您裹起来，抵挡夜里的寒气；我们就这样走到特威尔广场，法国人正在那里救火，因为他们的官长住在总督府里；我们干脆坐在街上，哨兵到处走来走去，还有一些是骑在马上的。您在大声叫，拚命哭，奶妈没有奶，没有一个人有一小块面包。当时娜达丽雅·康斯坦丁诺夫娜[5]跟我们在一块儿，您知道，她是个胆子很大的姑娘，她看见有些兵在一个角落里吃东西，就抱起您径直到他们那儿去，指给他们看，又说：‘给小孩，忙热[6]’；起初他们板起脸看她，说‘阿列，阿列’[7]，可是她骂起他们来，——她说，你们这些该死的，这样那样的；那些兵一点儿也不懂，可是他们哈哈大笑，拿了水泡过的面包给您吃，另外还给了她一点儿面包皮。大清早来了一个军官，把所有的男人全带走了，您那爸爸也在里头（只留下女人和受了伤的巴威尔·伊凡诺维奇），军官带了他们去扑灭附近房屋的火。我们就这样一直待到晚上；我们坐着，光知道哭。天黑了，老爷回来了，还有一个军官跟他一块儿……”
让我来替换老妈妈把她的故事讲下去。我的父亲完成了他这个消防队长的任务以后，在基督受难修道院碰到了一连意大利骑兵；他就去找他们的长官，用意大利语把他一家的情况对他讲了。意大利人听见la sua dolce favella〔意语：亲切的乡音〕，便答应去报告特列维兹公爵[8]，他决定先派一名哨兵保护我们，防止再发生像在戈洛赫瓦斯托夫的园子里发生过的那种野蛮的事件。他派一个军官带着命令送我的父亲回去。军官听说我们一伙人两天没有吃一点儿东西，就把大家带到一家已经给人打开进去过的商店里去；高级茶叶和近东的咖啡，还有很多的海枣、干无花果、杏仁都扔了一地；我们的仆人把自己的衣服口袋装得满满的，甜食是很够的了。哨兵显得非常有用：一群一群的兵过来围着这些安顿在特威尔广场一个角上露宿的不幸的女人和仆人找麻烦，一共十来次，可是听到哨兵的命令，他们马上走开了。
莫尔季叶[9]还记得他在巴黎认识我的父亲，并且向拿破仑报告了；拿破仑下令要我的父亲第二天早晨去见他。我的父亲穿着打猎时候穿的钉铜钮扣的蓝色旧上衣、脏的衬衫和几天不曾刷过的长筒靴子，没有戴假发，也没有刮脸，他素来讲究礼貌、严格遵守礼节，可是他就这样地应召到克里姆林宫的金銮殿去见法国皇帝了。
他们的谈话，我后来听见人转述过多次，在范男爵和米哈依洛夫斯基-达尼列夫斯基的历史书[10]中都有相当正确的记载。
拿破仑起先讲了些通常的空话、不连贯的句子和简短的意见（三十五年来人们一直认为这些话有深刻的意义，到后来才明白它们大都是十分无聊的废话），然后他责骂罗斯托普钦放火，说这是汪达尔人的野蛮行为[11]，他还是讲他的老话，说他热爱和平的信念是不可抵抗的，认为他进行战争是对付英国、而不是对付俄国的，他又自己吹嘘说，他派了守卫去保护育婴堂和乌斯片斯基大教堂，他还埋怨亚历山大，说是让坏人包围了，他〔拿破仑〕的和平的意图皇帝并不知道。
我的父亲说，和平的建议还是由胜利者提出来好些。
“我已经做过我所能做的了；我给库图佐夫[12]去过信，他不肯进行任何谈判，也不把我的建议报告皇上。他们要打仗，这不是我的错——就让他们打仗吧。”
在这幕喜剧结束以后，我的父亲要求他签发一张离开莫斯科的通行证。
“我下了命令不准发给任何人通行证。您为什么要走？您害怕什么呢？我下了命令开放市场。”
这个时候法国皇帝看来忘记了除了开放的市场以外，也不妨有一所避风雨的房屋，而且在特威尔广场上敌军士兵中间的生活也不是挺愉快的。
我的父亲向他说明了这一点；拿破仑想了想，忽然问道：
“您愿意把我的一封信送到皇帝那儿吗？要是您答应，我就下命令发给您带您全家离开的通行证。”
“我接受陛下的建议，”我的父亲对他说，“不过我很难保证送到。”
“您可以保证您要尽一切力量把信亲自送去吗？”
“Je m’engage sur mon honneur， Sire.〔法语：陛下，我拿我的名誉担保。〕”
“这就够了。我会差人去找您。您还需要什么吗？”
“我在这儿的时候，我一家人要一个住处，别的什么也不要。”
“特列维兹公爵会尽力去办的。”
莫尔季叶果然在总督府里拨了一间屋子给我们，并且下令供给我们吃的东西；他的总管甚至把酒也送来了。就这样地过了几天，一天清早四点钟，莫尔季叶派了一个副官来找我的父亲，要他到克里姆林宫去。
在这些天里大火蔓延达到了可怕的规模：炽热的空气里烟雾弥漫，热得叫人受不了。拿破仑穿好了衣服，在屋子里走来走去，样子很焦急，很烦躁，他开始感觉到他那烧焦了的荣冠不久就要冻坏，在这里不像在埃及那样，可以轻易脱身了。作战的计划是荒谬的，除了拿破仑以外，奈伊、拿尔旁纳、伯尔季叶[13]和普通的军官们——大家都知道；他对于一切的反对意见，总是用这个神秘莫测的字眼“莫斯科”来回答；在莫斯科连他也懂了。
我的父亲进去以后，拿破仑拿起放在桌子上的一封密封的信交给他，向他鞠躬答礼，说：“我信任您的保证。”信封上写着：“A mon frère l'Empereur Alexandre.〔法语：致我的兄弟亚历山大皇帝。〕”
发给我父亲的通行证至今还完整地保存着；通行证是由特列维兹公爵签字，而且由莫斯科的警察总监勒赛卜斯[14]副署的。有几个外人听说我们有通行证，便到我们这里来，央求我父亲让他们冒充仆人或者亲戚把他们带走。给受伤的老人[15]、我的母亲[16]和奶妈准备了一辆敞篷马车；其余的人步行。几个枪骑兵[17]把我们护送到俄军的后卫，到了看得见那个地点的时候，他们就祝我们一路平安，打起马走了。一分钟以后一队哥萨克骑兵围住这一伙古怪的外来的人，把他们带到后卫的司令部去。这里的指挥官是文曾盖罗杰和伊洛瓦依斯基第四[18]。
文曾盖罗杰知道送信的事，就对我的父亲说，马上派两名龙骑兵送他到彼得堡去见皇上。
“您的那些人怎么安顿？”哥萨克将军伊洛瓦依斯基问道，“不能待在这儿；这儿不是在炮火的射程以外，而且随时都可能发生严重的事情。”
我的父亲要求，倘使办得到的话，把我们送到他的雅罗斯拉夫的庄园去，不过他附带地说了一句，他身上连一个戈比也没有。
“我们以后算帐，”伊洛瓦依斯基说，“您不用耽心，我保证把他们送走。”
我的父亲就由信使车通过当时用柴把垫的大路送走了。伊洛瓦依斯基弄到了一辆老式大马车把我们送到最近的城市，同行的还有一队由哥萨克骑兵押送的法国俘虏；他还供给我们到达雅罗斯拉夫的驿马费，总之，在战争时期的忙乱和紧张中他已经尽力做了一切了。
这就是我在俄国的头一次旅行；我的第二次旅行[19]中没有法国枪骑兵，没有乌拉尔哥萨克骑兵和战俘——我是一个人，还有一个喝得醉醺醺的宪兵坐在我旁边。
我的父亲给直接带去见阿拉克切叶夫[20]，就软禁在他的公馆里。伯爵[21]要那封信，我的父亲说，自己保证过要亲自送到；伯爵答应向皇上报告，第二天他用书面通知我的父亲，说皇上命令他拿了信立刻送去。他还写了一张收到原信的收条（收条保存下来了）。我的父亲给拘留在阿拉克切叶夫的公馆里大约有一个月；不准他会见任何人；只有谢·谢·希什科夫[22]奉皇上的命令来看过他，向他打听关于大火、敌人进入莫斯科和他同拿破仑见面的详细情况；他是到彼得堡来的头一个亲眼看见那一切的人。最后阿拉克切叶夫通知我的父亲，皇帝下令释放他，说鉴于他当时处在急迫的情况下向敌人领取通行证，情有可原，对他不予追究。释放他的时候，阿拉克切叶夫吩咐他马上离开彼得堡，不许同任何人见面，只同意他跟他的哥哥[23]告别。
我的父亲傍晚才赶到雅罗斯拉夫省的一个小小村子，在一家农民的小木房里找到了我们（这个村子里并没有主人的宅子），我睡在窗下一张长板凳上，窗关不紧，雪穿过窗缝飘了进来，盖满了长板凳的一部分，而且还堆在窗框上面，不融化。
大家都很惊惶不安，尤其是我的母亲。在我的父亲到来前几天，有天早晨村长同几个家仆慌慌忙忙地跑进了她住的木头房子，打着手势向她说明什么事情，要求她跟着他们出去。我的母亲那个时候俄国话一句也不会说；她只懂得他们在讲巴威尔·伊凡诺维奇的事情；她想不出这是怎么一回事；她想大概是他们把他杀死了，不然就是他们要杀死他，然后杀她。她把我抱在怀里，吓得半死，浑身发抖，跟着村长走了出去。戈洛赫瓦斯托夫住在另外一间木头房子里：他们进去了；老人的确躺在桌子旁边死了，他当时正坐在那里打算刮脸，突然中风，一下子就结束了他的生命。
我母亲的处境是可以想象到的（她那个时候只有十七岁）：她住在一间给烟熏黑了的小小木房里，生活在这些留着长胡子、穿着不挂面子的大皮袍、讲着完全不懂的语言的“半开化的”人中间；而且这一切都发生在一八一二年那个可怕的冬季十一月里。她的唯一的依靠就是戈洛赫瓦斯托夫；他死了以后她白天黑夜都哭。可是这些“野蛮人”却真心十分可怜她，对她表示非常亲切，表示他们独特的浑厚的好心；村长还几次差他的儿子到城里去买葡萄干、蜜糖饼干、苹果和小面包圈给她送来。
十五年后村长还活着，有时上莫斯科来，头发雪白而且秃了顶；我的母亲经常招待他喝茶，同他回忆一八一二年冬天的情况，说她当初怎样害怕他，谈他们彼此言语不通，怎样共同料理巴威尔·伊凡诺维奇的丧事。老头子还是像过去那样叫我的母亲做尤里扎·伊凡诺夫娜，不叫路易莎，他还讲我当时不怕他的长胡子，愿意让他抱我。
我们从雅罗斯拉夫省搬到特威尔省，末了，在一年以后我们又搬回莫斯科。那个时候我父亲的哥哥[24]从瑞典回来了，他做过驻维斯特法利亚[25]的公使，后来带着某种使命去见过伯尔纳多特[26]；他同我们一起住在一所大房子里。
我还模糊地记得大火的痕迹，这些痕迹一直保留到二十年代的初期：没有窗框、没有屋顶的烧毁了的大房子，塌了的墙，围在篱笆里面的废墟，上面堆着的炉子和烟囱的残余。
莫斯科大火，波罗丁诺战役[27]、别列津纳河战斗[28]、占领巴黎，这些故事都是我的摇篮曲，我的儿童故事，我的《伊里亚特》和《奥德赛》[29]。我的母亲和我们的仆人们、我的父亲和韦拉·阿尔塔莫诺夫娜，他们不断地回想到那些时间隔得那么近、事情就在他们身边发生、而又来得那么突然的可怕的日子。这以后，从前方回来的将军和军官们开始大批回到莫斯科。我父亲过去在伊兹玛依洛夫斯基团的老同事现在是这场刚刚结束的流血战争的英雄，他们经常到我们家来。他们在讲述自己的劳累和经历的时候，感到在休息。这的确是彼得堡时期的最光辉的时刻；感觉到自己的力量这样一种意识产生了新的生命；工作和操心好像都给推到明天，推到平日，现在人们要在胜利的欢乐中陶醉。
在这里我听到的关于战争的事情比从韦拉·阿尔塔莫诺夫娜的口里听到的多得多。我非常喜欢米洛拉多维奇伯爵[30]讲的故事；他讲得十分生动，做出活龙活现的摹仿、比划，还常常出声大笑，我不止一次在他的笑声中在他背后的长沙发上睡着了。
不用说，在这种环境里我就成了一个极端的爱国主义者，我还准备将来到军队里去。然而狭隘的民族感情从来不会产生好的结果；在我身上就发生了下面一个事故。在那些到我们家里来的客人中间，有一位甘索纳伯爵[31]，是法国侨民，又是俄国军队的中将。他是个极端的保皇党，参加过那个著名的节日，在那一天国王的爪牙们把国民的帽徽践踏在脚下，玛丽·安多瓦纳特举起酒杯祝革命垮台。[32]甘索纳伯爵是个瘦长的白发老人，不过生得端正，他是雅致和礼貌的典范。在巴黎给他留得有一个贵族爵位，他已经到那里去庆祝过路易十八[33]的登位了，这次是回俄国来出售他的产业。该我倒楣的是，这位所有俄国军队中最有礼貌的将军在我面前谈起了战争。
“那么您一定是在打我们吧？”我极其天真地问道。
“Non，mon petit，non，j’étais dans l'armée russe.”〔法语：不是，小朋友，不是，我是在俄国军队里。〕
“怎么？”我说，“您一个法国人，参加我们的军队？不会有这样的事！”
我的父亲严厉地瞪了我一眼，用别的话支开了。伯爵勇敢地弥补了这件事情；他对我的父亲说，“他喜欢这种爱国主义的感情”。可是我的父亲不喜欢这种感情，他在伯爵走了以后就把我痛骂了一顿。“你冒失地乱讲你自己不懂、而且你也没法懂的事情，闯了这个祸；伯爵由于对自己的国王忠心才来替我们的皇帝效劳。”的确我不懂这个。
* * *
我的父亲在国外住了十二年，他的哥哥更久一些；他们打算仿照外国方式安排他们的生活，同时又不增加开支，而且还要保持俄国式的舒适。他们的生活却始终不曾安排好——也许是由于他们不善于安排吧，不然就是因为在他们的身上俄国地主的本性胜过了他们的外国习惯。他们的产业是共同管理的，田地是合在一起的，宅子的底层住满了大群的家仆，因此产生混乱的一切条件都有了。
有两个保姆照料我——一个俄国人，一个德国人；韦拉·阿尔塔莫诺夫娜和普罗沃太太都是很和善的女人，不过我看见她们整天编结长袜子，不停地彼此挖苦，也感到厌烦，只要有机会我就跑到枢密官（做过公使的那位伯父）住的那一半宅子里去，找我的唯一的朋友——他的听差卡洛。
我很少遇见过比卡洛更善良、更温和、更宽厚的人。他离开了所有自己的人，孤零零地待在俄国，俄国话也讲得很不好，他对我却有一种类似女人的感情。我整小时、整小时地待在他的屋子里，麻烦他，打扰他，顽皮淘气——他都带着好心的微笑忍受下去了；他还用硬纸板给我剪出各种各样好玩的东西，用木头给我做出各式各样的小玩意儿（我为这个多么喜欢他！）。晚上他常常从图书室里给我拿些图画书到楼上来——赫麦林和帕拉斯的旅行记[34]，还有一本厚厚的书《图画世界》[35]我非常喜欢，我看来看去，看到后来连那硬皮封面也经受不住了。卡洛接连一两小时指点我看同样一些图画，而且翻来覆去把同样的解说讲了千百遍。
在我的生日和我的命名日[36]到来之前，卡洛就要把自己关在房里；从他的房里传出来铁锤和别的工具的声音；他常常迈着急匆匆的足步经过走廊，有时候他拿了一个小小的胶水锅，有时候还拿进去用纸包着的什么东西，但每次进出他都把门锁上。可以想象到我多么想知道他在准备什么；我差了家仆的小孩们去打听，可是卡洛十分小心。有一次我们发现楼梯上有个小窟窿，可以直接看到他的房间里面，不过它对我们也没有用处；只看得见窗户的上部和腓特烈二世[37]的肖像，像上有一根大鼻子，有一颗大宝星，还有一种消瘦的兀鹰的样子。到了那个日期的前两天，响声停止了，房门打开了——屋子里的一切都和平时一样，只是地上有一点金纸和花纸的切边；我的脸涨红了，我受到好奇心的折磨，可是卡洛带着不自然的严肃表情，完全不提那件微妙的事。
我痛苦地一直熬到那个重大的节日，大清早五点钟我已经醒了，就在想卡洛准备的东西了；八点他本人出现了，打着白领结，穿着白背心，套上深蓝色燕尾服——双手空空的。“他准备的东西什么时候拿出来呢？是不是他弄坏了呢？”时间过去了，寻常的礼物送来了，叶丽莎威塔·阿列克谢叶夫娜·戈洛赫瓦斯托娃[38]的听差已经来了，他送来用餐巾包好的贵重玩具，枢密官也已经给我带来很好玩的东西，可是对那个猜想不到的礼物的焦急等待妨碍了我的快乐。
午饭后或者用茶后，保姆好像无意地突然告诉我：
“您到下面去一会儿，有一个人找您。”
我想：“现在是了。”就双手按住楼梯扶手滑到下面去。通大厅的几扇门带着响声一下子打开了，奏起了音乐，绘着我的名字缩写花字的彩灯亮起来了，家仆的小孩们打扮成土耳其人给我送来糖果，然后就是木偶戏或者室内焰火。卡洛满头大汗，一个人忙来忙去，完全由他亲自动手。他的高兴并不亚于我。
有什么礼物可以同这样的喜庆相比呢？——我从来没有喜欢过什么东西，在我任何年岁，所有权和贪得心的结节[39]都不曾在我身上发达过——现在我正受着悬念折磨的时候，一下子出现了许多蜡烛、薄金片和火药的气味！只缺少一样——同伴，我整个儿童时代都是在孤寂中度过的，[40]所以我在这方面并没有给惯坏。
我的父亲还有一个哥哥，比他和枢密官都要大些，[41]他们同这个哥哥之间有着公开的争执；不过大家的田地还是合在一起，由他们共同管理，也就是说共同糟蹋。三个人的共同管理在争吵的情况下所造成的混乱是十分令人愤慨的。两个弟弟千方百计反对哥哥，哥哥也是一样地反对他们。村长们和农民们简直不知道该怎么办：一位老爷要大车，另一位要干草，第三位要柴火，每个人都发命令，每个人都派去自己的代理人。哥哥派了一个村长——不到一个月两个弟弟找了一桩没有道理的事情做借口把他撤了职，另外派了一个哥哥不承认的村长。在这种情形下面闲言闲语、搬弄是非、暗探、得宠的人全都出现了，平日得不到公道、也得不到保护的贫苦农民在这一切底下，在各方面作牛作马，担负着加倍的劳役，而且为老爷们那些任性要求所造成的混乱现象出力卖命。
弟兄间的争执产生了第一个使他们自己感到震惊的结果，这就是他们同杰维叶伯爵家[42]的官司打输了，尽管是他们这一边有理。他们的利益虽然是一致的，可是他们从来无法达成协议采取共同的行动；这种情况当然有利于对方。他们除了失去一份大的很好的田产以外，枢密院[43]还判决三兄弟每人支付诉讼费和赔偿损失费三万纸卢布[44]。这个教训开了他们的眼睛，他们决定分产。预备谈判进行了大约一年；全部产业分成相当平均的三份，谁得哪一份，由抽签决定。枢密官和我的父亲去拜访了他们几年没有见面的哥哥，为了进行谈判和得到和解；然后就传出来这样的消息：他要到我们家来完成这件事情。这位哥哥来的消息在我们家里散布了恐怖和不安的情绪。
这是一个独特怪诞的人物，这种人只有在独特怪诞的俄国生活中才能够存在。他是一个很有天赋的人，可是他一辈子尽做荒唐事，而且经常荒唐到犯罪的地步。他受过很好的法国式教育，读书多，——却整天荒淫和游手好闲，一直到死为止。他起初也是在伊兹玛依洛夫斯基团里服役，担任波将金[45]手下副官一类的职务，后来又在某使馆供职，回到彼得堡以后被任命为东正教事务管理局总监察长。不论是外交方面或是僧侣方面的环境都不能够驯服他那不肯就范的个性。他同高级僧正们的争吵使他丢掉了这个职位；在总督府举行的一次正式宴会上他想打或者打了一位先生一记耳光，因此给驱逐出彼得堡。他就到他的坦包夫省的田庄上去；在那里农民们因为他凶暴残忍和欺侮妇女的行为差一点儿杀死他；他的马车夫和他的马救了他的命。
这以后他就在莫斯科住下来。他的亲戚、朋友都不跟他来往，他一个人孤零零地住在特威尔大道上他那所大公馆里面，干着压迫他的家仆、压榨他的农民的勾当。他有一个收藏丰富的图书室，又有一个完整的收容农奴姑娘的“后宫”，这两处他都上了锁。他什么事也不做，私下虚荣心又很强，有时甚至到了幼稚的程度，他为了解闷买了许多用不着的东西，打了一连串更不必要的官司，而且不达目的不肯罢休。他为了一只阿马地小提琴[46]，打了三十年的官司才打赢了。他特别费了大力打赢了另一场官司，得到两院公馆中间一堵公墙，他占有这堵墙一点儿用处也没有。他已经退休了，在报纸上读到他的老同事们晋级受勋的消息，他就花钱把颁发给他们的勋章买来，陈列在桌子上，作为悲伤的提示：这些和那些勋章他本来也可以得到！
他的兄弟和姐妹们都害怕他，不跟他来往；我们的仆人宁可走一大段路绕过他的公馆，免得遇到他，他们看见他的时候脸色都吓白了；女人们害怕他无耻的追逐，家仆们到教堂去做祷告，求保佑他们不要落到他的手里。
要到我们家里来的就是这个可怕的人。从清早起整个宅子都异常地惊动起来了；我虽然出生在他的公馆里（我的父亲从外国回来就住这所公馆里），可是我从未见过这个神话性的“哥哥—仇人”；我很想看见他，同时我又害怕——我不知道为什么，可是我很害怕。
在他来以前两小时光景，我父亲的最大的外甥[47]，两个至友和一个和善的、虚胖的办理法律事务的官员来了。大家坐在那里默默地等候他；管事忽然进来，用一种不像是他自己的声音报告：
“兄长驾到。”
“请。”枢密官带着看得出来的激动说。我的父亲闻了一撮鼻烟，外甥整整领结，官员呛了起来，大声咳嗽。本来命令我到楼上去，可是我浑身发抖，待在隔壁屋子里。
“兄长”慢慢地、尊严地朝前走来，枢密官和我的父亲走去迎接他。他双手把一幅圣像捧在胸前（就像人们在结婚和丧葬仪式上那样），用拖长的声音（略略带了一点鼻音）对他的兄弟们讲了下面的话：
“先父在临终前用这幅圣像祝福我，委托我和亡兄彼得代替他做你们的父亲并且照顾你们……要是先父知道你们反对哥哥的行为……”
“好啦，mon cher frère〔法语：亲爱的哥哥〕，”我的父亲用他那经过考虑的冷静的声音说，“您执行先父的遗志执行得很好。最好还是把这些对您、对我们都是痛苦的回忆丢开吧。”
“怎么？什么？”笃信上帝的兄长吼道，“你们邀请我来，就是为了这个……”他把圣像扔在地上，银制的像饰叮当地响了起来。这个时候枢密官的吼声更加可怕。我慌忙地跑上楼去，正好看见官员和外甥躲到阳台上去，他们惊惶失措的样子并不比我好一些。
究竟发生了什么事情，而且是怎样发生的，我讲不出来；那些吓坏了的仆人都躲在角落里，没有一个人知道出了什么事，不论是枢密官或者我的父亲都没有在我面前讲过这个场面。吵闹渐渐地平息了，分产决定下来了，是在当天，或者是在另外一天——我记不得了。
我的父亲分到了瓦西里叶夫斯柯耶[48]，这是在莫斯科附近鲁兹基县的一个大的田庄。第二年我们在那里度过了整个夏天；这个时候枢密官在阿尔巴特给自己买了一所房子；我们回到莫斯科就单独住在我们那座空空荡荡、死气沉沉的大公馆里面。这以后不久我的父亲也在老马房街买了一所房子。
首先是枢密官，其次是卡洛，他们一去，我们家里活跃的因素也就消失了。只有他〔枢密官〕一个人阻止了我父亲忧郁、多疑的性格的发展，现在它完全没有阻拦了。新房子很阴郁，叫人联想到监狱或者病院；下层楼是按照有柱子支持的拱顶式修建的，厚厚墙壁上开着的窗户就像要塞的炮眼一样；房子四周有一个大得没有用处的院子。
说实在话，使我感到奇怪的倒是枢密官能够同我的父亲在同一所宅子里住了那么久，而不是他们的分居。我很少见到像他们那样完全相反的两个人。
枢密官是一个性情和善、喜欢娱乐的人；他一生都是在灯烛辉煌的世界里，在官场、外交和宫廷服务的世界里度过的，他想不到另外还有一个更严肃的世界——尽管他同从一七八九年到一八一五年中间的一切重大事件不仅有接触而且有密切关系。沃龙佐夫伯爵[49]派他去见过格伦维尔勋爵[50]，打听波拿巴将军[51]离开埃及军队以后有什么打算。他在巴黎参加过拿破仑的加冕典礼。一八一一年拿破仑下令把他扣留在卡塞耳[52]，他当时在那里担任驻“在杰利米亚王的宫廷”[53]的公使，我的父亲在烦恼的时候常常这样说。总之，近年来发生的一切重大事情他都参加过，只是参加的方式奇特，不合常规。
他虽然是伊兹玛依洛夫斯基团禁卫军的大尉，却给派到伦敦的使馆里供职。保罗[54]在名册上看到这个，下令要他立刻回到彼得堡。这个军人—外交官就搭第一班船动身，去向沙皇报到。
“你愿意待在伦敦吗？”保罗用他那嘶哑的声音问道。
“要是陛下恩准的话。”这个当时在使馆工作的大尉回答道。
“马上回去，不要浪费工夫。”保罗声音嘶哑地说，他果然动身走了，连那些住在莫斯科的亲戚，他也不去看他们。
在外交问题靠刺刀和霰弹来解决的时候，他做了公使，他在维也纳会议[55]（这个所有外交官的光辉节日）的时候结束了他的外交官的前程。他回到俄国，被任命为莫斯科宫内最高侍从[56]，虽然在莫斯科并没有宫廷。他不懂法律，也不懂俄国的诉讼程序，他却进了枢密院，担任监护院[57]的委员，又担任玛利医院的院长，还是亚历山大学院院长，他处理他的工作很热心，很严格，而且很诚实，其实这种热心是不必要的，这种严格是有害的，这种诚实是没有人注意的。
他从来不肯待在家里。一天中间他要跑乏两套拉车的壮马：每套四匹，早晨一套，午饭后一套。除了去枢密院（他从未忘记到那里去）和监护院（他一个星期去两次）以外，除了去医院和学院以外，他很难得错过一场法国戏，而且每星期到英国俱乐部[58]去三次。他从来不曾有过无聊的时候，他经常很忙，而且有事情消遣；他总是有地方去，他的生活就像安装在好的弹簧上，在一个卷宗和文牍的世界里轻轻巧巧地滚过去。
而且，他一直到七十五岁都是像年轻人一样地健壮，他参加一切大的舞会和午宴，出席所有的庆祝大会和年会，不论是农业方面的，或者是医学方面的，不论是承保火险公司的，或者是博物学家协会的。……此外，也许正是因为这些，他在老年还保存了一点好心肠和一些热情。
跟活泼爱动、难得待在家里的枢密官相比，再没有像我的父亲那样鲜明的对照了：他很难得走出院子，他讨厌官场，老是不高兴，不满意。我们也有八匹马（都是很坏的），可是我们的马房就像劣马的收容所一样；我的父亲养着它们，一半是为了面子，一半是为了让那两个马车夫和那两个御者[59]除了去取《莫斯科新闻》[60]和搞斗鸡戏（这种斗鸡戏他们在马车棚和邻家院子中间的空地上搞得很成功）之外，还有一点事情做。
我的父亲差不多完全没有工作过；他在一位虔诚的、笃信宗教的姨母[61]家中由一个法国家庭教师教他念书，在十六岁时进伊兹玛依洛夫斯基团当中士，一直服役到保罗即位的时候，他就退伍了，军衔是禁卫军大尉；一八〇一年他出国，游历了一些国家，在国外待到一八一一年。他同我的母亲一起在我出生前三个月回来了，在莫斯科大火以后，他在特威尔省的田庄上住了一年，然后搬回莫斯科住下来，他尽可能地把生活安排得孤寂和枯燥。可是他哥哥的活泼爱动的性情阻止了他。
枢密官搬走以后，我们家里的一切越来越显得阴郁了。墙壁、家具、仆人——一切都现出不高兴和愁眉苦脸的样子；不用说，其中最不高兴的就是我的父亲本人。那种不自然的清静、仆人们的低声耳语和小心的脚步声——这些叫人联想到的并不是殷勤、注意，而是压抑和恐惧。屋子里的一切都是静止不动的，同样一些书放在同样一些地方，书里面夹着同样一些书签、标记，五六年中间没有人动过一下。在我父亲的寝室和书房里，一连几年没有开过窗，也没有移动过家具。他到乡下去的时候，也把他的房门钥匙放在口袋里带走了，不让人趁他不在家时想起冲洗地板或者擦洗墙壁。
[1] 伟大的军队：指拿破仑一世的军队。
[2] 戈洛赫瓦斯托夫，我父亲的小的姐姐的丈夫。——作者原注〔按照俄国习惯，把别人的名字和父名（或译“父称”是由父亲名字派生出来的）连在一起叫，算是客气的称呼，单称姓就不客气了。〕
[3] 公爵夫人：指安娜·包利索夫娜·美谢尔斯卡雅（1738—1827），作者父亲的姨母。
[4] 费多尔·瓦西里叶维奇·罗斯托普钦伯爵（1763—1826）：一八一二至一八一四年莫斯科的陆军总督。
[5] 娜达丽雅·康斯坦丁诺夫娜（“柯斯千卡”）：作者的第一个保姆。
[6] 忙热〔法语：吃〕，用俄国腔讲法国话。
[7] 阿列〔法语：去〕，用俄国腔讲法国话。
[8] 爱德华·莫尔季叶·特列维兹公爵（1768—1835）：法国资产阶级大革命时期和拿破仑一世时期的军人，元帅，参加过一八一二年的侵俄战争。
[9] 莫尔季叶：即特列维兹公爵，拿破仑当时任命的“莫斯科总督”。
[10] 历史书：指范男爵的《一八一二年手稿》（一八二七年巴黎版）和米哈依洛夫斯基-达尼列夫斯基的《一八一二年卫国战争记》（一八三九年彼得堡版）。范男爵的全名是弗朗索瓦·范（1778—1837），法国历史学家、拿破仑的副官。亚·伊·米哈依洛夫斯基-达尼列夫斯基（1790—1848）：俄国将军、军事历史家。
[11] 野蛮行为：原文是“вандализм”，这个词来源于古代日耳曼部族汪达尔人，它的意义是：肆无忌惮地破坏文化与物质财富的行为。
[12] 米·伊·果列尼雪夫-库图佐夫（1745—1813）：俄国元帅，一八一二年卫国战争中担任俄国军队的总指挥。
[13] 米歇尔·奈伊（1769—1815）：法国元帅、拿破仑的一个亲信；路易·德·拿尔旁纳－那拉伯爵（1755—1813）：法国政治活动家和外交官，一八一〇至一八一二年拿破仑的副官；亚历山大·伯尔季叶（1753—1815）：法国元帅，一八一二至一八一四年拿破仑的参谋长。
[14] 让·巴·巴·勒赛卜斯男爵（1766—1834）：法国外交家，一八一二年由拿破仑任命为“莫斯科警察总监”。
[15] 指巴·伊·戈洛赫瓦斯托夫。
[16] 指德国女人亨利特·哈格（1795—1851，在俄国改名为路易莎·伊凡诺夫娜），一八一一年十六岁时同作者的父亲伊凡·阿克谢叶维奇·雅科甫列夫（1767—1846）在德国斯图加特结婚。他们回到俄国后没有做过合法的登记，因此他们的孩子被当成私生子，不可以姓父亲的姓。雅科甫列夫就给儿子取了“赫尔岑”这个德国字做姓。“赫尔岑”是德文的“心”字，他父亲就常用这个字称他母亲。
[17] 枪骑兵：指拿长矛的轻骑兵。
[18] 费·费·文曾盖罗杰（1770—1818）：俄国少将；伊·德·伊洛瓦依斯基第四（1767—1827）：俄国将军。
[19] 第二次旅行：指一八三五年作者动身去流放地彼尔姆和维亚特卡的“旅行”。（见本书第二卷第十三章。）
[20] 阿·安·阿拉克切叶夫（1769—1834）：伯爵、陆军大臣，十八世纪末、十九世纪初俄国的反动政治活动家，保罗一世和亚历山大一世统治时期中最有势力的人。
[21] 伯爵：即阿拉克切叶夫。
[22] 谢·谢·希什科夫：应该是亚·谢·希什科夫（1754—1841），他当时经常在亚历山大一世的身边，一八一二至一八一四年担任国务秘书，一八二四至一八二八年担任教育大臣。
[23] 哥哥：指作者的伯父彼·阿·雅科甫列夫（1760—1813），军事委员会委员。
[24] 父亲的哥哥：指作者的另一个伯父列·阿·雅科甫列夫（1764—1839），枢密官和外交家。枢密官就是枢密院的成员，由沙皇任命或批准。
[25] 维斯特法利亚：原是普鲁士来因河东岸的一省。一八〇七年拿破仑一世把他的兄弟杰罗姆·波拿巴封为维斯特法利亚国王，首都是卡塞耳。
[26] 让·巴·茹·伯尔纳多特（1763—1844）：法国元帅。一八一〇年被选为瑞典王位的继承者，一八一八至一八四四年在位，称为卡尔十四世。
[27] 波罗丁诺战役：波罗丁诺村在莫斯科以西一一〇公里，这次战役是一八一二年卫国战争中最大的一次，库图佐夫指挥的俄军使拿破仑率领的法军蒙受重大损失后向莫斯科撤退。
[28] 别列津纳河战斗：别列津纳河是第聂伯河的右支流，一八一二年由莫斯科退却的拿破仑的残军在渡过别列津纳河时被全部歼灭。
[29] 《伊里亚特》和《奥德赛》：《伊里亚特》是古希腊叙事长诗，据称与《奥德赛》同为诗人荷马所作。《伊里亚特》是描写特洛伊战争的叙事诗；长诗《奥德赛》则叙述奥德赛在特洛伊战争结束后返回故乡、途中漂泊、历险的情况。
[30] 米·安·米洛拉多维奇伯爵（1771—1825）：俄国将军，参加过苏沃洛夫的远征军和抗击拿破仑的卫国战争。一八一八年起任彼得堡总督。
[31] 甘索纳是一个拥护波旁王朝的法国贵族，法国资产阶级革命时期中一七九二年波旁王朝被推翻后，他逃到俄国。他后来在俄国军队中服务，还参加了一八一二年的抗法卫国战争，为了实现波旁王朝复辟这个反动目的。
[32] 指一七八九年十月一日在凡尔赛举行的盛大宴会。关于这次的宴会，法国历史学家阿·马迪厄在他的《法国革命史》中有这样的记载：“十月一日近卫军在宫内歌剧院大厅举行盛大宴会，欢迎佛兰德旅团。国王和抱着太子的王后也来应酬宾客。……宾客听了音乐乘着酒兴，发出狂热的喝彩声，把国民的帽徽抛在地上践踏，而戴起了国王的白徽和王后的黑徽。”玛丽·安多瓦纳特是路易十六的王后。
[33] 路易十八：即路易十六的兄弟，拿破仑一世下台后，他登上了王位，做了十年国王（1814—1824），死后由查理十世继承王位。从一八一四年他即位起，到一八三〇年查理十世下台逃到英国止，称为波旁王朝的复辟时期。
[34] 旅行记：这是十八世纪两个博物学家在俄国边境地带进行考察后写的旅行记，由俄国科学院分别出版。萨·果·赫麦林（1744—1774）是德国博物学家约·格·赫麦林（1709—1755）的侄子，他也是彼得堡科学院的院士，叔侄二人都出版过旅行记。彼·西·帕拉斯（1741—1811）是俄国籍德国博物学家，一七六七年起担任彼得堡科学院院士，他到过乌拉尔、吉尔基斯草原和西伯利亚部分地区进行考察。
[35] 《图画世界》：一七七三年在彼得堡出版的一种带图的儿童读物，以后重版多次，到一八一七年为止。
[36] 命名日：和本人同名的圣徒的纪念日。
[37] 腓特烈二世：即腓特烈大帝（1712—1786），普鲁士国王。
[38] 叶丽莎威塔·阿列克谢叶夫娜·戈洛赫瓦斯托娃（1763—1822）：作者的姑母，巴·伊·戈洛赫瓦斯托夫的妻子。
[39] 根据当时流行的所谓骨相学的说法，人的才能由颅骨上的结节决定，作者经常讽刺这种反动说法，因此在这里使用了“结节”这个词。
[40] 除了我以外，我的父亲还有一个比我大十岁的儿子。我很喜欢他，可是他不能够做我的同伴。从十二岁到三十岁这一段时期，他是在外科医生的手术刀下面度过的。他以极大的勇气忍受了一连串的痛苦，这些痛苦使他的整个生活变成了接连不断的手术，但是经过了这些痛苦的手术之后，医生们竟然宣告他的病是无法治好的。他的健康给损害了；环境和性情促成了他的生活的完全毁灭。我那些叙述他孤寂、忧郁的生存的文字已经被我删去了；在没有得到他的同意的时候，我不想发表它们。——作者原注
作者的这个哥哥的全名是：叶戈尔·伊凡诺维奇·赫尔岑（1803—1882），比作者大九岁。
[41] 他们原来是四弟兄：彼得，就是本书第三章中提到的“柯尔切瓦的‘表姐’”的外祖父；亚历山大，就是这里讲的哥哥，据说陀思妥耶夫斯基在长篇小说《卡拉玛卓夫兄弟》中用他做模特儿塑造了费多尔·巴甫洛维奇这个人物；列夫，在本书中经常被称为“枢密官”；伊凡，就是赫尔岑的父亲。姐妹中一个是叶丽莎威塔·阿列克谢叶夫娜·戈洛赫瓦斯托娃，还有一个是玛利雅·阿列克谢叶夫娜·霍万斯卡雅。雅科甫列夫家族是俄罗斯最老、最高的贵族之一。——英译者加尔纳特夫人注
[42] 杰维叶伯爵家：雅科甫列夫家的亲戚。
[43] 枢密院：帝俄的枢密院是最高的政权机关，有权监督司法、财政和行政。在十九世纪前半期，“执政的”枢密院已变成最高司法机关。
[44] 纸卢布：十八世纪中期在俄国发行的钞票，它的价值时涨时落，到过一个纸卢布只换二十五个银戈比的时候。
[45] 格·亚·波将金（1739—1791）：公爵、元帅、俄国的国务活动家和外交家、女皇叶卡捷琳娜二世的宠臣。
[46] 意大利克雷莫纳城阿马地家族制造的一种小提琴。
[47] 外甥：指德·巴·戈洛赫瓦斯托夫（1796—1849），作者的表兄，巴威尔·伊凡诺维奇的儿子，一八三一年起任莫斯科教育区的副督学，一八四七至一八四九年任督学。
[48] 瓦西里叶夫斯柯耶：作者父亲在莫斯科河岸上的庄园，离莫斯科市七十公里。
[49] 谢·罗·沃龙佐夫伯爵（1744—1832）：俄国外交家，一七八四年起任驻英大使多年。
[50] 威廉·格伦维尔勋爵（1759—1834）：英国外交大臣（一七九一年起）和首相，反对法国的资产阶级革命和以后的拿破仑一世的帝国。
[51] 波拿巴将军：拿破仑·波拿巴，也就是后来的拿破仑一世。
[52] 卡塞耳：维斯特法利亚的首都，现在德国中部。
[53] 杰利米亚王：指杰罗姆·波拿巴（1784—1860），从一八〇七至一八一三年维斯特法利亚的国王。“在杰利米亚王的宫廷”是一句俗话，和“在玛土撒拉的日子”差不多。——英译者注
“杰利米亚王”是给杰罗姆起的讽刺的绰号。玛土撒拉是《旧约·创世记》中一个长命的人，诺亚时代的族长。
[54] 保罗：保罗一世（1754—1801），俄国皇帝，即所谓疯狂的沙皇，彼得三世和叶卡捷琳娜二世的儿子，一七九六年即位，一八〇一年被密谋分子刺杀。
[55] 维也纳会议：一八一四年九月到一八一五年六月，欧洲各强国联盟结束了对拿破仑的战争以后，在奥地利首都维也纳召开的会议。在会议上各战胜国之间订立了条约，恢复和加强各旧王朝封建反动势力与所谓“合法”政权，把欧洲地图进行了重新分割。一八一五年九月的反动的“神圣同盟”宣言是这个会议的决议的补充。
[56] 最高侍从：宫内的荣誉称号。
[57] 监护院：在沙皇俄国，管理照顾寡妇、孤儿和私生子一类人的组织的机关。
[58] 英国俱乐部：当时莫斯科贵族的俱乐部。
[59] 御者：指纵列驾马时、骑在前导马上的马夫，通常是小孩。
[60] 《莫斯科新闻》：一七五六年由莫斯科大学创办的报纸。
[61] 姨母：指安娜·美谢尔斯卡雅公爵夫人（1738—1827），作者祖母娜·包·雅科甫列娃（1734—1781）的妹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