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知识分子共同体与公共交往
现在我们回过头来考察都市知识分子的共同体是如何形成的，他们是如何构建内部和相互之间的公共交往关系的。在这里，我们要引进布迪厄的场域理论，这一理论对分析这一问题提供了有效的阐释途径。
布迪厄的场域理论是他反思社会学的重要分析模式。布迪厄认为：“在高度分化的社会里，社会世界是由大量具有相对自主性的社会小世界构成的，这些社会小世界就是具有自身逻辑和必然性的客观关系的空间。”(22)这些一个个相对自主的社会小世界就是场域。场域理论有三个核心概念：场域、资本和惯习。场域是一种关系网络，是各种位置之间的客观关系之组合。在这些关系网络中，每个场域都有自己运作的支配性逻辑。作为各种力量活动的场所，场域同时也是一个充满争夺的空间，各种位置的占有者们争夺和重新分配物质和符号资本。布迪厄这里所说的资本是从马克思的资本理论发展而来，但内涵和外延更为广泛。资本形态可以分为三种类型：经济资本（指的是不同的生产要素如土地、货币和劳力）、文化资本（指的是知识能力的资格总体，由学校和家庭传承下来）和社会资本（指的是“某个个人或是群体，凭借拥有一个比较稳定，又在一定程度上制度化的相互交往、彼此熟识的关系网，从而积累起来的资源的总和”(23)）。这三种资本形成了行动者在特定的场域中赖以凭借的资源。而所谓的惯习（habitus）与习惯（habit）不同，它是某个共同体成员在长期的共同社会实践中形成的高度一致、相当稳定的品位、信仰和习惯的总和，是特定共同体的集体认同和身份徽记，也是其内部整合和区别于其他共同体的最重要标志。在布迪厄看来，场域并不是一个纯粹的空间意义上的物理范畴，而是一个充满内在紧张性的社会范畴。这种紧张性的产生，乃是因为活动于其中的行动者们通过运用各自所拥有的经济资本、文化资本和社会资本，致力于争夺社会的稀缺资源——象征资本。象征资本与前三种资本不是同一个层面的概念，它指的是特定的社会空间中公认的知名度、声誉、成就感和领袖地位。其他三种资本可以在社会空间中不断地生产出来，而象征资本永远是稀缺的，总量有限。布迪厄将场域比作是一场游戏，资本的拥有者们遵循共同的游戏（场域）规则，力图使自己的资本在互动关系中得到别人和社会的承认，转化为宰制性的象征资本。(24)
以布迪厄的场域理论来研究都市知识分子共同体，我们可以获得若干新的视野和角度。从知识分子共同体的内部关系来考察，每一个知识共同体也是一个具有自主性的场域，它们是由一群拥有共同惯习的知识分子所组成的，共同的意识形态或学历出身、知识类型、道德价值、文化趣味、生活品位使得他们物以类聚。知识分子选择共同体的考量标准是哪一种共同体惯习更符合自身的口味。沈从文和丁玲，这一对一起从湖南内地来到沿海大都会的知己，之所以后来分道扬镳，很大程度上因为两人所羡慕和追求的文化惯习不同：沈从文希冀的是布尔乔亚的理性、斯文和唯美主义，而丁玲向往的是波希米亚人的自由、热烈和反抗激情，因此一个加入了北平自由主义的文艺沙龙，另一个投身于上海的左翼文化运动。
即使在拥有共同惯习的知识分子共同体内部，遵循布迪厄的理论框架，仍有许多饶有兴味的问题需要考察：在共同体内部，共同体成员们是在什么样的都市空间之中进行交往的，咖啡馆、沙龙、聚餐会、书店、同人杂志还是公共媒体？这些内部空间具有什么样的外部氛围，又如何形成价值共识？共同体内部的领袖和权威是如何产生的，又通过什么样的机制提携新人？在各种社会关系网络中，共同体又是通过什么类型的资本活动以获得象征资本？而其象征资本又具有什么样的特色？
其次，从知识分子共同体之间的关系考察，我们必须追问的是：具有不同意识形态信仰、价值目标和生活方式的知识分子共同体，他们之间的话语和惯习是不是一种不可通约的关系？如果依然拥有某些交往的公共空间的话，又是一种什么样的公共空间：公共媒体、大学还是广场？共同体的内部场域与共同体之间的外部场域中交往的游戏规则有什么不同？在相互论争的共同体之间，争夺的是什么样的话语霸权或象征资本？在互相冲突的话语深层，是否还有未曾言明的思想预设？
最后，从知识分子的整体关系与其外部的都市空间网络来看，其群体的空间分布不仅是在城市与城市之间有所不同，比如上一节提到的北京和上海知识分子不同的意识形态和文化价值取向，即使在同一座城市之中，特别是像北京、上海这样的大都会，也会有所不同。城市并不是一个整体性的同质概念，在其文化地理的版图之中，呈现出一个严格的等级化空间秩序。以旧上海为例，按照文化权力的等级排列，从西南部的法租界，到中心区的英美公共租界，再到西北方向的虹口日本人居住区，呈现出一种降调式的文化空间排列。不同的知识分子群体有特定的城市活动空间，比如现代主义派文人必定在法租界的咖啡馆聚会，这是作为都市布尔乔亚阶级的空间象征，而左翼的波希米亚人常常出没于虹口地形复杂的弄堂、亭子间、小书店和地下咖啡馆，充满了密谋的氛围。至于公共租界，则成为不同知识分子彼此交往的公共空间。凡此种种，都证明了大都会的文化地图所呈现的，是一张都市知识分子交错复杂的关系网络。
从都市的空间关系入手，可以打开知识分子研究的全新视野。这一研究论域因为已经拥有了多种理论框架和解释模式，以及丰厚的史料基础，呈现出诱人的前景。它将为新世纪的中国知识分子研究增添一道灿烂的风景线，因而显得更加多元、广阔和生机无限。
许纪霖
(1)参见［美］林毓生：《中国意识的危机：“五四”时期激烈反传统主义》，穆善培译，贵州人民出版社，1986年，第43—49页。
(2)参见费孝通：《乡土中国》，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85年，第21—34页。
(3)参见［美］余英时：《中国近世宗教与商人精神》，见氏著：《士与中国文化》，上海人民出版社，1987年，第519—579页。
(4)陈寅恪：《柳如是别传》（上册），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年，第175页。
(5)参见［法］福柯：《不同空间的正文与上下文》，陈志梧译，见包亚明主编：《都市与文化》第1辑（《后现代性与地理学的政治》），上海教育出版社，2001年，第18—28页。
(6)参见［德］哈贝马斯：《公共领域的结构转型》，曹卫东等译，学林出版社，1999年。
(7)参见［美］罗威廉：《晚清帝国的“市民社会”问题》与［美］玛丽·兰金：《中国公共领域观察》，见［美］黄宗智主编：《中国研究的范式问题讨论》，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3年。
(8)参见［美］魏斐德：《市民社会和公共领域问题的论争》与［美］黄宗智：《中国的“公共领域”与“市民社会”》，见［美］黄宗智主编：《中国研究的范式问题讨论》。
(9)参见杨念群：《中层理论》，江西教育出版社，2001年，第3章（《“市民社会”理论视野下的中国史研究》）。
(10)C. B. Macpherson, The Political Theory of Possessive Individualism: Hobbes to Locke,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62.
(11)费孝通：《乡土中国》，第21—34页。
(12)参见杨念群：《中层理论》，第3章（《“市民社会”理论视野下的中国史研究》），第131—134页。
(13)对19世纪中国管理型公共领域的另一个比较重要的研究个案是王笛的《晚清长江上游地区公共领域的发展》，载《历史研究》1996年第1期。
(14)参见许纪霖：《近代中国的公共领域：形态、功能与自我理解——以上海为例》，载《史林》2003年第2期；另参见方平：《清末上海民间报刊与公众舆论的表达模式》，载香港《二十一世纪》2001年2月号。
(15)参见许纪霖：《近代中国的公共领域：形态、功能与自我理解——以上海为例》。
(16)参见［法］布尔迪约、［法］帕斯隆：《再生产：一种教育系统理论的要点》，邢克超译，商务印书馆，2002年。
(17)参见［意］葛兰西：《狱中札记》，曹雷雨等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0年，第1—18页。
(18)［美］萧邦奇：《血路：革命中国中的沈定一（玄庐）传奇》，周武彪译，江苏人民出版社，1999年，第7页。
(19)［德］卡尔·曼海姆：《卡尔·曼海姆精粹》，徐彬译，南京大学出版社，2002年，第224—225页。
(20)［德］卡尔·曼海姆：《卡尔·曼海姆精粹》，第183页。
(21)［德］卡尔·曼海姆：《卡尔·曼海姆精粹》，第223—224页。
(22)［法］布迪厄、［美］华康德：《实践与反思：反思社会学导引》，李猛、李康译，中央编译出版社，1998年，第134页。
(23)［法］布迪厄、［美］华康德：《实践与反思：反思社会学导引》，李猛、李康译，中央编译出版社，1998年，第162页。
(24)参见［法］布迪厄、［美］华康德：《实践与反思：反思社会学导引》，第131—186页；［法］朋尼维兹：《布赫迪厄——社会学的第一课》，孙智绮译，台北麦田出版社，2002年，第72—87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