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冷战后美国对外直接投资的税收调节
当代美国国际税收体制对于跨国投资资本流量影响最大。27自20世纪80年代中期开始，美国对外直接投资额已经低于外国对美直接投资额。28也就是说美国此时已是资本净流入国，这一状况显然不同以往，而且对于美国财政、金融体制与外贸活动的长期影响是巨大的，并将通过传导机制全面影响到美国的经济活动的方方面面，并最终影响到政治、外交、军事。总体上看，现在美国的国际直接投资头寸净值为负值，外国对美直接投资（FDI Inbound）大于美国对外直接投资（FDI Outbound）。据美国国会研究指出，这种现象并非美国历史上首次，当美国在19世纪从一个发展中国家向发达国家转型过程中，欧洲资本大举涌入美国，投入基础设施建设，推动了美国西部开发以及重工业扩张。但是到20世纪20年代，欧洲在“一战”后进行重建，美国才一举成为净债权国家，直到20世纪80年代中期后，美国再次成为国际投资净债务国，其间经历了一百多年时间。
美国与世界其他国家的双向投资在2005年和2018年的例外趋势与遣返税政策相关。（参见图1—3）在美国的国际交易账户（ITA）中，跨国公司海外子公司（subsidaries）的权益收入包括两个部分：（1）以股息（dividends）形式遣返回到美国母公司的那个部分；（2）继续留在子公司再投资的部分（reinvestments）。有时遣返股息额会超出当期收益额，这种现象反映出再投资收益头寸变为负值。跨国公司分配股息除了正常的制度性安排，也是为了享受降税的优惠政策。美国在进入21世纪后先后出现的这两次对外直接投资总额的下降，都是由于实施减税措施带来的。在2005年，美国国会通过了《2004年美国创造就业法》 （P.L. 108–357）29，当时美国跨国公司的海外子公司为了享受减税的好处，加速向美国母公司分配股息，造成海外再投资头寸存量急剧减少，而2018年的情况及原因也类似。2018年1月1日开始，由于《2017年减税与就业法》生效，跨国公司遣返回国的股息超过了本期收益。从报表看出，美国跨国公司在海外再投资的收益头寸再次成为负值，反映了海外子公司之前累积的收益被遣返回母公司的事实。从统计数据看，2018年遣返股息6 649亿美元，再投资收益则为–1 416亿美元，其实际意义是美国跨国企业历年在海外累积的利润，以再投资形式转变为现金回到了美国。在金融账户中再投资收益还反映在直接投资资产的净购入交易。302018年的资本回流，参见图1—3。
图1—3 美国国际直接投资收益与结构，2010—2018年，按季调整，单位：10亿美元
资料来源：U.S. International Transactions, 4th quarter and Year 2018, BEA 19-11, www.bea.gov/news/2019/us-international-transactions-4th-quarter-and-year-2018, 5 Oct. 2021.
减税直接导致美国跨国公司海外收益回流，影响波及全球。美国《2017年减税与就业法》通过之后，造成全球年度对外直接投资金额下跌27%。其中，全球对外直接投资流入量下跌10 970亿美元，跌幅27%，比2016年跌幅增加了11个百分点。流入OECD国家的外国直接投资减少了23%，而从结构上看，是因为（1）本年度美国跨国公司从爱尔兰和瑞士撤资；（2）流往英国、美国和德国的资本减少。同时由于美国跨国公司向国内遣返资本（repatriation），OECD国家流出的直接投资减少了41%。2018年流向非OECD国家的G20成员经济体的对外直接投资增加了8%，资本流出减少26%，中国的资本流出连续第二年增加。2018年日本、中国和法国成为资本净流出大国，其中上半年美国的资本净流出为负值，但到2018年下半年则再次成为净流出主要国家。（参见表1—11）
表1—11 美国收到的对外直接投资收益
单位：10亿美元
资料来源：U.S. International Transactions, 4th quarter and year 2018, BEA 19-11.
注：p为预估值；r为修正值。
“税收天堂”在美国对外直接投资目的地中居重要地位。通常税收天堂指的是一些低税率或者零税率的国家或地区，也称“离岸金融中心”，欧洲的瑞士、卢森堡等基本等同于税收天堂，税收天堂由于幅员小、资源禀赋单一，为了吸引外部投资增加就业，通常会实行零税率政策。自2005年以来，特殊实体（Special Purpose Entities，SPE）31的对外直接投资流入和流出首次出现负值，这是由于卢森堡、荷兰和匈牙利等低税辖区的权益投资频繁撤资造成的结果。2018年OECD国家的跨国公司附属企业支付的对外直接投资收入增加了17%，跨国公司母公司收到的收入增加了9%。在OECD国家的资金收入中，有一半以上来自离岸金融中心，但是在2017年来自离岸金融中心的资金收入则是下降的，这种现象显然是由于应对OECD和G20国家BEPS政策造成的。32
对外直接投资收益遣返税政策的效用表现出短暂趋势。2019年上半年，随着美国税制改革效应的减弱，对外直接投资的再投资收益重新变为正值，然而再投资收益水平仍显著低于2013—2017年每半年的水平。OECD报告认为，这一现象是由于美国税制改革后，跨国公司对通过外国子公司存放现金已经失去动力，将对外直接投资收益进行股息分配成为“新常态”。33
伴随美国对外直接投资发展，跨国公司的海外收益不断增加。按照投资市值计算，美国对外投资价值增量反映的是权益资产价格的增加值，然后减去汇率变动的影响。据美国商务部数据，2016年美国对外直接投资的历史成本、本期成本和市值分别增加了3 040亿美元、3 040亿美元和4 330亿美元，累计总额分别达到5.4万亿美元、5.9万亿美元和7.4万亿美元。由于2012—2014年美国跨国公司的全球估值增加，导致美国在全世界的直接投资市值增加了2万亿美元。而2012—2014年对美国直接投资的外国企业市值增加了1.6万亿美元，仅2014—2015两年就分别增加了5 000亿美元和2 000亿美元。34
税收政策对于美国对外直接投资的调节作用很明显。在《2004年美国创造就业法》颁布之后，美国对外直接投资经历了短暂下降，其背后反映了美国企业利用一次性税收豁免政策措施，减少了对外直接投资收益的再投资，并向国内股东分配股息的因果关系。《2004年美国国内投资法》 （P.L. 108—357）包含一项对海外资产汇回美国的“免税”条款，规定对于汇回国内的海外收入一次性免除所得税率的85%（相当于实际税率5.25%），这项税收政策导致次年有843家美国企业汇回海外收益3 620亿美元，仅85家IT企业汇回收益即达690亿美元，其中高技术及医疗公司汇回收益占总额的50%。同时由于美国跨国公司回购股票，导致标准普尔500企业当年回购额上升84%，在2005年上升58%，创造了50万就业岗位。但是，这种增长在规定的“免税期”条款到期后下降。35实际上这种情景在2018年再次上演。
美国对外直接投资在2007年经济大衰退之前达到了历史最高点。按照一般规律，美国和全球经济增长率的差异决定着对外直接投资的流量、方向和规模，但是通胀率、利率、税率三大指标，以及对经济增长的预期，也都影响直接投资流量。按照美国商务部年度支付余额数据，2016年，美国企业在海外的经营支出和不动产支出总额达到3 120亿美元。36同样按照支付余额数值计算，2006—2010年，美国对外直接投资超过外国对美直接投资的三分之一以上，而在2015、2016年连续两年，外国对美直接投资持续增加。通常支付余额数值不等于资本流量数值，支付余额数值对于收益的本期成本不做调整。据高盛公司报告，标准普尔500企业平均实际有效税率为28%，与美国2017年税改前的法定税率差距20%以上，而这类企业在海外留有约2.5万亿美元的利润，其中现金约1万亿美元。37《2017年减税与就业法》的减税政策以及治理税务倒置政策，有可能使部分企业利润、资本回流，影响美资跨国公司总部和研发中心在华布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