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论：古埃及历史研究中的求真与求理

1.古埃及历史研究的独特性

对于历史研究，上古史和现代史研究差异大矣。尽管都是历史研究，研究的目标一致，基本原则一致，但从具体研究层面来说，古代史与近现代史研究所用材料不同，方法不同，手段不同，侧重不同，甚至所促生和使用的理论亦不完全相同。

就古埃及历史研究为例，由于古埃及人没有留下一部古埃及王国时期埃及人自己记载的历史文献，就连埃及人自己书写的唯一一部古埃及的历史还是托勒密王朝时期一位埃及祭司用希腊语书写的。从时间上看，这部历史是在经历了三千多年有文字的历史之后书写的。对于这漫长的历史来说，其作者曼涅托（Manetho）也是后人。更糟糕的是，这样一部著作也没能完整留存下来。后世学人只能从古典作家引用的文字中寻找曼涅托书中的内容。因此，考古学、年代学、文献学，甚至地质学、医学等学科都是用来解决古埃及历史研究问题的直接手段。

历史要有个大的框架，没有这个框架历史便成为一堆杂乱无章的片段。于是，年代学成为支撑古埃及历史研究的一大分支。古埃及历史在我们习惯使用的公元元年之前就已结束，怎么将古埃及历史的时间框架与公历纪年统一起来以使历史至少在时间上保持连贯与统一，这便成了古埃及历史的一大课题。利用一切文字与非文字的材料进行时间的断代，利用古埃及“王表”来进行帝王先后次序的排列，然后利用天文地理现象以及文化传统习俗来确定每一位国王的在位时间，古埃及历史学家们建立起一整套完全不同于近现代史研究的科学方法和理论体系。

历史的细节隐藏在各种石碑铭文、陵墓中的自传铭文、神庙墙壁上的铭文等文献之中。文字文献用圣书体文字（即我们通称的象形文字）、世俗体文字及祭司体文字书写。虽然古埃及文字被成功破译已有二百年的时间，但文体问题、表述风格问题、文献记录目的问题、不同历史时期书写习惯问题，都在很大程度上影响后人的理解。因此，古埃及历史研究中，文献学对于学者提出了巨大的挑战。

一个王朝与承继王朝之间的关系展示的是古埃及历史改朝换代的模式。古代埃及没有王朝更替的系谱，因此，建立古埃及历史框架就需要利用古埃及人记录大事的王表。最为重要的王表有五个：巴勒莫石碑、卡尔纳克王表、阿比多斯王表、萨卡拉王表及都灵王表。古埃及王表记述古埃及发生的大事，以仪式、战争、尼罗河水泛滥与税收为主要内容。利用王表研究会面临两个问题：一是王表残破不全，五个王表没有一个是完整的；二是各王表记录的国王并不完全统一。要想恢复或者重建古埃及历史框架，埃及学学者就不得不利用对比及一切文献中可以矫正法老排序的方法，先将法老的次序尽可能准确地恢复正确排序，然后再利用包括天文学推算等多种手段确定每个法老的在位时间，从而建立起古埃及历史的时间框架。因此，古埃及历史研究中年代学就成了一门大学问，且这门学问还必须首先完成，不然就无法对历史的大势做正确的理论分析。

历史分析离不开理论的探究，而宏观理论对于解决古史问题，特别是古埃及历史问题却可用者不多。比如魏特夫的“东方专制主义”理论，对于古埃及历史研究，特别是历史真相的探究，并未做出太多贡献。古史很多真相的厘清需要自己独特的理论。比如说埃及法尤姆一期文化与法尤姆二期文化的年代学考证，由于一般的考古理论认为，在不断缩小的法尤姆湖边上发现的遗址，越靠近水边应该时间上越晚。基于这样的理论推断，距法尤姆湖较远的遗址被确定为法尤姆一期文化，较近的被确定为法尤姆二期文化。然而，从文化形态上看，人们总觉得被认为晚于一期的二期文化要比一期文化更古老。为了解决这个问题，埃及学学者和考古学家们请来了古地质学家共同探讨。结果发现，法尤姆湖并不是线性缩小的，而是在不断缩小的总趋势下大大小小地不规律反复中实现缩小的。因此，完全有可能靠近湖边的遗址更为古老，而远离湖边的却是后来人们居住过的遗址。这样的事例在古埃及历史研究中经常出现。因此，古史的研究需要自己的理论，这些理论很大程度上不同于现代史研究的理论。

古埃及人没有给后人留下成文的历史，但传记文献却可以帮助埃及学学者厘清历史的来龙去脉。尽管这样间接的分析研究很艰辛，但总归算是“有米下锅”。这些文献大多是铭文，记录在陵墓里以及为纪念某件事情而立的石碑上，因此，考古学和文献学就成了古埃及历史研究的主力军。不是说考古学、文献学之外的研究不重要，而是说对于古埃及文明研究来说，首先要做的是考古学和文献学研究。这是古埃及历史研究的基础，没有这个基础，其他研究都“无米下锅”。文献学中首先要解决的是版本与文体问题。由于时代久远，很多铭文和纸草文献都破损严重，且抄录者在整理抄录过程中会出现有意无意的问题，如因理解问题而错误地增补缺失，对不清晰处理解的差异造成抄本不精准的问题。所以，后世学者处理古埃及文献的时候就需要有极强的版本学和文献学的功底，否则就会以讹传讹，造成历史研究的判断失误甚至结论错误。此外，古人留下来文献并非为了历史研究，所以不仅在选择记述内容上与我们的思考差异很大，而且他们记述历史的宗教目的也让文献内容覆盖了一层神学色彩，令我们理解起来常会出现偏差。因此，包括补遗在内的古代文献的整理、注释、翻译就变得异常重要。

这一切都使古史研究区别于现代史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