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六国至北朝时期长安城宫城二号建筑（宫门）遗址发掘

刘振东

2003年，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汉长安城工作队在汉长安城东北部钻探发现了两个小城遗址，初步考证它们是十六国至北朝时期长安城的东、西宫城遗址。在东、西宫城之间的隔墙上还钻探发现了一座宫门遗址，编为二号建筑遗址。

二号建筑遗址位于西安市未央区汉城街道办事处惠东、惠西二村之南。据当地村民介绍，这一带的宫墙遗址以前保存得相当高，后来因逐渐取土而形成现在的地貌。

在二号建筑遗址的北侧有一条农业灌溉水渠自西向东穿过，在遗址的东边堆满了建筑垃圾，不仅毁坏了农田，以后还要在此修建工厂。这些都对2号建筑遗址的安全构成了严重威胁。

鉴于上述情况，加之考虑到古代门址通常能够反映因时代变迁而造成形制、规模上的变化，为了在钻探的基础上进一步了解宫城的始建年代和沿用情况，2008年11—12月由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汉长安城工作队对该遗址进行了全面发掘，揭露面积333平方米。

发掘区内的地层堆积情况比较复杂，总体情况是耕土层和扰土层下为最晚一期文化层，其下叠压最晚期的门道路面及路基，再下为门道南北墙垛外的原始护坡地面和第二层门道路面。经局部解剖，自第二层门道路面往下还有两层路面，再下为汉代文化层，然后是生土。

发掘揭露的遗迹主要有宫门南北两侧的墙垛和一个门道（图一、图二）。

宫门南墙垛东端被破坏殆尽，其余大部分仍保存了一定高度，最高处自门道地面高113厘米。夯筑而成，夯层厚约10厘米。

墙垛西端尚存高20—25厘米，西端的北部残存了一段包砖，护坡地面上存有4层，地面下埋入2层。据遗迹现象可复原墙垛西壁包砖南北共有四顺一丁，长152厘米，与北墙垛西壁早期的包砖情况相同。墙垛以西护坡地面的坡度约为8°。

墙垛东端包砖槽尚存，宽32厘米，最深处约10厘米，在其西沿残存几个碎砖块，在其东北拐角处也残留1个碎砖块，据此可知包砖东、西、北沿的准确位置。墙垛以东的护坡地面已不存。

墙垛北侧原有壁柱槽和础石，均已不存。础石被掘后留有土坑，东西一线共有12个，据此可知原有12个壁柱槽、础石，与北墙垛壁柱槽、础石的数量相同并且南北对应。南墙垛北壁的包砖情况，从西数第1、2础石坑之间保存的砖槽宽34厘米推测应为两顺砖，与北墙垛南壁包砖的宽度相同。

宫门北墙垛比南墙垛保存得好，残存最高处自门道地面高约148厘米。夯筑而成，夯层厚9—10厘米。

墙垛西端包砖保存较好，分为南、北两部分，为两次砌成。南边部分包砖较早，分内、外两排，厚约33厘米。外排包砖现存最高10层，最下2层半或3层埋于护坡地面之下。包砖自下而上逐层内收，每层收进约1.2厘米，整体上形成坡度约78°的收分坡面。砌砖之间用细泥粘接，砖缝宽约0.2厘米。内排包砖最高存13层。北边部分包砖为后补，只有1排，现存8层，系从护坡地面上起包。

墙垛以西护坡地面接近包砖处稍显平整，坡度约为5°，向西坡度增大，约为8.5°。

墙垛东端虽然包砖不存，但包砖槽保存很好，南北发掘长181、东西宽34、深17厘米。推测在其东侧护坡地面之下埋入2层半砖。从槽宽看，应为两排顺砖，与北墙垛西端的包砖情况基本一致。包砖槽之东护坡地面尚存，坡度约为5°。

墙垛南侧自西南角开始向东共保存了4个半砖砌壁柱槽。以西数第1、第2个为例说明如下。西数第1个壁柱槽现存高136、宽33、进深12（东）—21（西）厘米。门道地面上存有19层砖，地面下还有1层。柱槽并非垂直，而是自下而上向东倾斜，与墙垛西端包砖收分坡面近似，约为81°，说明当时的立柱也是倾斜的。柱槽下有础石，青石质，形状方正，表面磨光。础石东西50.5、南北41.5厘米，东、西、北三面均伸入柱槽砌砖之下。础石厚约10厘米。础石中央有一卯眼，系凿刻而成，口大底小，周壁残留凿痕，口径8、深4.2厘米，底部不太平整。在础石表面残留立柱的痕迹，结合壁柱槽的形状，复原柱子的断面呈“L”形。柱槽以西墙垛的南壁较其他地方向南凸出约9.5厘米。

西数第2个壁柱槽现存高127、宽27、进深9—10厘米。包砖外层共存17层，内层为18层，门道地面下还有1层。柱槽自下而上向东倾斜，约为83.5°，说明立柱同样是倾斜的。柱槽下也有青石质础石，东西41、南北32.5厘米，东、西、北三面均伸入柱槽砌砖之下。础石厚约9厘米。础石中央有一卯眼，口大底小，口径9、深4厘米。从础石面上残留的朱红色印痕并结合柱槽形状推测，柱子的断面呈“凸”字形。础石周围地面与础石面平或比础石面略高。

西数第3、第4个壁柱槽也是自下而上向东倾斜，壁柱槽下也都有青石质础石。测得两础石卯眼中心间距1.1米，柱间距约0.72米。

西数第5个壁柱槽只存西壁，北壁和东壁已毁。础石不存，有础石坑。

另外还应有7个壁柱槽和础石，均已不存，但都有大小不一的础石坑。

测得门道东口南北两包砖槽之间宽4.4米，西口北侧包砖与南侧复原包砖之间宽4.4米，门道中间宽4.6米。

门道北壁复原长13.2米，南壁复原长13.3米，略有出入。

门道为东西方向，约为87°。

据上述测量数据，门道东西进深13.2—13.3米，东口和西口南北宽4.4米，中间宽4.6米（图五）。

经在门道以东解剖，共清理出4层路面，在下面3层路面上均发现车辙遗迹，车辙间距1.25—1.3米（图六）。

关于门扉的安置位置，据在门道中部、与南北墙垛西数第7个柱础坑相对应的位置清理出的一个土坑推测，这里可能是埋置门限石的地方，后来门限石被挖出，留下了一个土坑。

发掘出土了大量的建筑材料，其中多数为北朝时期的砖、板瓦、筒瓦和瓦当等，也有十六国时期的戳印绳纹砖等遗物。由此结合存在4层路面的情况，初步推断宫门在北朝（西魏、北周）至隋代被长期使用，其始建年代或可上溯到十六国时期。

十六国时期的前赵、前秦、后秦和北朝时期的西魏、北周以及隋初均建都长安，前后长达百余年，在中国古代都城史上占有重要地位。这次发掘完整地揭示出该时期长安城宫城宫门的规模和建筑形式，为研究十六国至北朝时期的建筑技术提供了珍贵的实物资料，也有助于研究这一时期长安城宫城的形制布局和沿革。

十六国、北朝时期长安城的考古调查、发掘是近年才开始有计划开展的一项工作，考古资料的积累还有待于时日，对这一时期长安城的认识还处于初步阶段，需要解决的问题还有很多。我们期待着更多的考古新发现，以推进相关考古学研究的深入。

（原载国家文物局主编：《2009中国重要考古发现》，文物出版社2010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