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论

达里尔·沃特金斯是一个50多岁的黑人，头顶渐秃，步态微跛，双手长满老茧，干了一辈子辛苦的体力活儿。他曾参加第一次海湾战争，这导致他部分听力受损，长期受创伤后应激障碍（PTSD）折磨。在我们相识以前的三年里，达里尔·沃特金斯一直在洛杉矶中南部的一家小便利店里兼职打黑工，负责上架和拖地。他每周能拿到150美元现金，还要依靠每月221美元的一般救济支票才能勉强维持生计。凭着这份微薄的收入，达里尔在距便利店几个街区的地方租了一个小小的单间公寓。突然有一天，达里尔的生活急转直下。他的老板卖掉了商铺，达里尔随即失业。由于没有稳定的收入，他很快被赶出公寓。为了另觅住所，他坐了两个小时的公交车去退伍军人事务部福利办公室寻求帮助，但未能得到任何及时有效的帮助。他们只是递给达里尔一张廉价分租房（single-room-occupancy，SRO[1]）清单，房子位于洛杉矶城市另一端的贫民区。

洛杉矶贫民区被当地人称为“五分区”，范围涵盖城市东部的50个街区。尽管与快速重建的市中心相距不远，它的现状却与之有霄壤之别。洛杉矶标志性的市政厅就在不远处，重焕生机的中央商务区与最新潮的咖啡店也仅隔几个街区，贫民区却展现着美国最原始的结构性暴力与城市边缘化现象。历史学家迈克·戴维斯（Mike Davis）将“五分区”比喻为“但丁地狱的内圈”，大约有1.3万名极端贫困的居民生活于此。[2]在过去30年里，五分区已沦为饱受去工业化及福利削减痛击的人们最后的寄居地。随着工作机会与社会救助的枯竭，来自美国各地的居民源源不断地迁至洛杉矶贫民区，以获取应急资源和低价住房。他们中的绝大多数是正值壮年的黑人男性，受教育程度较低，许多身有残疾、罹患精神疾病或吸毒成瘾。[3]在贫民区，有三分之一的居民住在街上、收容所或临时住房里，那里是尽人皆知的美国流浪者之都。

达里尔在洛杉矶度过了大半生，却从未踏入贫民区一步。如今，退伍军人事务部建议他搬过去。他很清楚，那是社会放逐者的流亡之地。“就像被一吨重的砖头迎面砸来，”达里尔回忆起面对那个“住房选择”时的感受，“当那位坐在桌前的女士说出‘贫民区’这个词时，我的五脏六腑揪成一团。我猜，直到那时，我才真正认识到自己的处境。我已经穷途末路了。”

达里尔别无选择，只得无可奈何地背起行李袋，登上开往贫民区的公共汽车，用仅剩的积蓄在分租房旅馆里租了一个房间。尽管条件简陋，没有独立卫浴，屋子里还飘着一股淡淡的臭味，但他仍强打起精神，怀抱希望。为了凑到房租，他与附近的居民一道徘徊在街巷中，推着摇摇晃晃的购物车捡拾废品，寻找纸箱、铝罐、小型电子产品和其他能够卖钱的物件。运气好的时候，达里尔尚能付得起房租，若是行情太差，他就只能露宿街头或住在收容所。

我与达里尔相遇时，他刚来贫民区不久。我俩在贫民区的小公园里玩多米诺骨牌玩得热火朝天，从此结下了缘分。对于这片贫民区，我和达里尔都是初来乍到，但来路大为不同。当时我在加利福尼亚大学洛杉矶分校读研究生，致力于了解社会底层百姓的日常生存之道，有意以此为主题写一本书。贫民区的许多居民慷慨地带领我走进他们的生活，达里尔正是其中一位。无数个清晨，我与他一同出发，在垃圾桶里翻翻找找。这是一份辛苦而肮脏不堪的工作，达里尔似乎乐得有我这么一个只求答案不求报酬的“学徒”，沿路为他打开垃圾桶的盖子，帮他在回收中心讨价还价。

达里尔在艰苦环境中展现的乐观精神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每天一早，他都以灿烂的笑容相迎，咧开的嘴角里露出宽宽的牙缝。他常常讲起儿时恋人与新兵训练营里的蠢事，逗得我笑声不断。但有些时候，在洛杉矶的烈日下挥汗如雨几个小时，也会让他的声音变得低沉阴郁。“认真想想，”当我们竭力控制他那笨重的手推车时，他抱怨道，“我根本不应该干这种活儿啊。美国需要我的时候，我挺身而出。我对国家和政府充满信任。但现在我需要帮助了，他们又在哪儿呢？我哪里都试过了。精神健康部、公共社会服务部、住房办公室、退伍军人事务部，全是同一副嘴脸——‘我们无能为力，沃特金斯先生。’就好像他们利用完，就扔下我不管了。”

达里尔的话在我脑海中萦绕不去。这种情绪绝非他一人独有。从我来到贫民区的第一天起，就不断听新来者诉说他们“已经付出了许多”——不论是服兵役、纳税、勤奋工作，还是在贫困而充满暴力的环境中“洁身自好”，却在最绝望的时刻被国家弃置不顾。但他们很快认识到，国家对他们并非完全不闻不问。相反，国家干预已经重组，并以激进警务的形式重新出现。洛杉矶警察局致力于为五分区的居民解决问题，使他们回到过去的环境中去，而不管本人的意愿如何。

住进贫民区不过几周，达里尔就尝到了这个教训。那是一个似乎平平常常的清晨，他坐在马路边歇脚，身旁停放着那辆满满当当的废品车，一路推行把他累得够呛。这时，洛杉矶警察局的两辆警车毫无预兆地突然停在几英尺[4]外的地方。没等达里尔反应过来，警察已来到他身前，一把将他按在旁边的墙上，给他戴上手铐。他们在搜查令数据库里检索达里尔的名字，而后以坐在人行道上这个罪名逮捕了他——在洛杉矶，这是一项可被逮捕的轻罪。但相比突如其来的逮捕，更让达里尔感到奇怪的是随后的立案审查阶段。到达警察局后，警察们给他下了一个意想不到的最后通牒：如果他参与为期21天的寄住康复项目，那么此次指控就能撤销。达里尔接受了这个提议。20分钟后，他与其他五名被捕者在社工的护送下离开警察局，穿过东边两个街区，来到全美规模最大的庇护所兼非营利服务机构——联合救济会（Union Rescue Mission，URM）。刚刚迈入该机构大门，达里尔立即开始接受联合救济会强制安排的王牌就业培训和《圣经》学习课程。

第二周，我在公园里与他偶遇，听他讲述了自己被捕的经过，以及他为何仅仅过了四天就从联合救济会偷跑出来。那里的生活条件，特别是强制熄灯和早睡的规定，似乎加重了他的创伤后应激障碍。达里尔告诉我，那几个晚上，他彻夜未眠，筋疲力尽地与失眠和惊恐发作缠斗。救济会允许他白天出门，但每隔4小时必须回去报到一次，无论是继续上课，还是仅仅汇报行踪。这样一来，他几乎不可能继续收废品，而那是他的日常收入来源。该项目还要求他参加药物咨询，并接受随机药物测试。最让他无法接受的是，救济会竟要求他上交每月领到的一般救济支票，并坚称这样做是为了培养他储蓄的好习惯。

达里尔尽管迅速与康复项目切断了联系，但很难避免与警察接触。还不到一周，在他排队领取某外地教会团体分发的免费三明治时，警察直接将整队人一网打尽，给他们戴上手铐，截停搜查。“警察就不想让我们领到食物。”第二天早上，达里尔对我说道，“他们说，我们不应该在那里等待施舍，而应该把时间花在找工作上。”达里尔恳求警察理解，解释说自己最近被解雇后，一直没能找到体面的工作，却只得到一张乱丢垃圾的罚单（因为他在微风中弹了弹烟灰）。警察要求他带着罚单回到联合救济会，在那里接受4个小时的就业咨询，以此抵消174美元的罚款。“他们还觉得是在给我帮忙呢。”他懊恼道。但达里尔下定决心不再回去，即便只有4个小时。随着时间的推移，他未缴纳的罚款增至500多美元。他被吊销了驾照，并再次收到逮捕令。

几周后，警察再度将达里尔逮捕，理由是他坐在了联合救济会附近的人行道上。这一次，警察没有直接将他逮捕，而是当场给他下达了熟悉的最后通牒：如果达里尔不回到联合救济会参加康复项目，他就只能去坐牢。达里尔再一次选择了康复项目。在警察严密的注视下，他走进了联合救济会的大门，内心却打定主意不再参加这种项目，于是在大厅里坐了几个小时，直到确认看守的警察已经离开。日子就这样循环往复。在接下来的四个月里，达里尔又被警察拦下三次，导致被额外罚款一次，再度被捕，蹲了三周牢房，并再次被强制送入康复项目。在这期间，我一直与达里尔保持联系。随着他与刑事司法系统的纠缠越来越深，他的乐观与个人魅力开始消退，精神一蹶不振，更不用说凑钱养活自己了。

而达里尔面对警察的种种遭遇，已成为洛杉矶贫民区每一天，甚至每个小时都在复现的情景。2006年9月，就在我与达里尔抵达前不久，洛杉矶警察局启动了有史以来最强力的警务工作项目之一——“安全城市计划”（Safer Cities Initiative，SCI）。该计划每年耗资600万美元，在洛杉矶贫民区0.85平方英里的范围内增设80名警员，使此地一跃成为美国常备警力最密集的区域。[5]警方严格贯彻“零容忍”的执法模式，仅在该计划实行的第一年就实行了9 000次逮捕，开出了1.2万张罚单。

五年间，我与数百名贫民区居民共处，体察到警察对他们的生活造成的持续影响。我亲眼见证，亦侧面听说了洛杉矶警方反复拘留、审问、开罚单、逮捕和监禁的大量案例，很快意识到，若想了解美国最弱势群体的日常现实，必须将警察的普遍作用与影响纳入考虑（该群体面临的困境让他们很难保证收入，获得住房，甚至吃一顿饱饭都不容易）。因此，我写下了这本书。本书构建在数千次警察行动及与达里尔相似的案例的基础之上，由内而外地展现出警务工作如何重塑21世纪的城市贫困与边缘化问题。

本书提出了两个核心论断。第一，像“安全城市计划”这样的零容忍警务行动代表着当代贫困治理的深刻转变。随着联邦、州及地方政府不断清理福利名单，取消住房保障计划，同时将社会服务私有化，社会安全网已破烂不堪，越来越多的美国公民从中跌落，进入警察的日常处理范围。与我们对警务工作的诸多假设截然相反的是，这些干预措施的目标并非将穷人打入牢狱，而是遵循被我称为“治疗性警务”的原则。这是一种家长式的做法，试图通过空间、行为与道德纪律“治愈”社会底层人的个体病态。这种病态被认为是他们悲惨处境的罪魁祸首。

我的第二个核心论断是，这种干预式的社会控制模式已经重塑了贫困社区的文化环境。面对无孔不入的监视与管制，居民形成了共同的认知框架，我将其称为“条子智慧”。即便警察（还）没有出现，这种智慧也指导着他们处理信息，收集一切可能的选项，以及评判道德是非。“条子智慧”也帮助居民努力逃避、转移与警察的不必要接触，有时也会让他们正面提出异议。在此过程中，警务工作已深深嵌入日常生活的社会结构，重塑着社会秩序底层的人对自己、同伴及社会的理解。

由此观之，事态的发展反映出国家与城市贫民之间关系的剧烈转变。整个20世纪下半叶，由于国家不愿提供足够的经济、社会及物质保障，我们社会最贫困的群体始终身处被“恶意忽视”的环境。[6]动荡不定的市场环境从未让穷困潦倒的人获得丁点喘息之机，财政方面也未额外提供任何有意义的支持，无数新的生存危机却悄然而至。过去的恶意忽视日渐被一个“恶意关注”的时代取代。重组革新后的国家机关奉行干预政策，深入城市贫民的日常生活，对他们最普通的行为举止严加管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