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宽内猛

这类警民交锋折射出我们当前奉行的新自由主义贫困治理模式，它以“改善穷人”的治疗性方案为中心，在双方的互动下成形。[29]根据政治学家安德鲁·波尔斯基（Andrew Polsky）的定义，治疗性方案“始于这样一个前提，即有些人无法适应日常生活的要求，或无法按照我们大多数人遵循的规则行事”[30]。由此视之，这些人只有在专家的帮助下才能培养出技能与习惯，成为有生产能力的完整公民。因此，治疗性干预旨在通过培养新的行为方式，灌输正确的价值观，彻底改变个人私密生活的方式，使社会边缘的公民重新融入主流。[31]

新自由主义国家不仅注重加强市场运作，而且寻求培养那些更愿意，也更有能力进入市场的公民。[32]当社会问题日益被重新定性为个人选择的结果（而不是结构性缺陷或政治失败的后果），穷人便被设想为缺乏必要的竞争实力、目标性与意志力，故而无法负责任地完成日常（市场）活动。正如治疗性方法的主要倡导者詹姆斯·Q. 威尔逊所言，那些生活贫困的人，尤其是“无家可归的游民、罪犯和瘾君子”，“其所作所为表明，这些人没有表现出体面公民应有的最起码的自制力”。[33]按照这一说法，既然穷人无法为自身利益负责并付诸行动，那么国家就有义务介入其中，这也是为了他们好。国家必须扮演家长的角色，监督和指导穷人，直到他们能够以理想的方式管理自己。[34]

在近期的社会福利改革中，我们可以清晰地看到这类尽显家长式作风的规训项目。自20世纪70年代以来，政府缩减了补助与服务的数量，并将其外包。而从更广泛的层面来看，福利供给的根本作用亦发生了质的转变。[35]过去的救济政策以需求为导向，致力于使弱势公民的生活“去商品化”，即让他们的日常生存较少依赖于在市场上出售劳动力。而当今的救济机构和私营福利组织则努力使这类劳动力重新商品化，为雇主提供勤恳自律的忠顺雇员。通过行为矫正课程、责任合同、药物测试、指纹识别和亲子鉴定，福利项目会根据穷人的具体表现发放补助，试图以此教导他们反省过去的选择，并“赋予”他们未来做出更好决定的能力。这些福利项目并非将贫困视为一种经济状况，而是将其视为类似上瘾或依赖的准医学症状。按照这个逻辑，他们通常采用匿名戒酒者协会（Alcoholics Anonymous，AA）宣扬的“十二步疗法”解决大量个人问题。[36]正如福利学者罗伯特·费尔班克斯（Robert Fairbanks）所指出的，此类项目所疗愈、改造及复原的最典型对象，是人们自我管理的能力。[37]

在本书中，我将阐述这样一个观点：警务已成为“指导（穷人）行为举止”的额外手段，配合上述福利机制共同运作，二者相辅相成。[38]因此，在新自由主义的规训计划突破福利组织的围墙，影响到边缘化社区的大街小巷，甚至每一条人行道的过程中，警察扮演着极重要的角色（却出乎意料地被忽视）。治疗性警务作为外展社会工作的一种形式，目标是将居民改造为具备生产能力及自我管理能力的公民。警官们被赋予了新的法律工具，以及更广泛的自由裁量权，常常使用胁迫性的最后通牒——要么参加康复项目，要么坐牢，要么找工作，要么交罚款——向居民宣贯新习惯、新态度与新的处理方式。作为一心为居民好的“严厉的爱”，这种街头贫困治理模式一方面将更高程度的镇压合法化，一方面也扩大了强制性控制网络。[39]因此，更多（从前不属于犯罪的）行为和人群受到了无孔不入的监视，以及侵入性监管。

若想了解这一规训过程，我们必须从当下盛行的、将惩罚性视为当代警务之本质特性的论述中抽离出来。福柯曾提醒我们，“惩罚措施不仅仅是实现压制、阻挠和清除的‘消极’机制”，恰恰相反，“它们与一系列积极有益的效果联系在一起，其任务正是保障这些效果”。[40]换言之，开罚单、逮捕和监禁等惩罚措施不能只被视为目的，还必须被视为手段。它们为警官们提供了强制性的“大棒”，用以激励个人发展，并说服达里尔这类居民做出不同的人生选择。惩罚措施使治疗性的最后通牒成为可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