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各学科的比较

约翰·麦克尼尔简洁地指出，环境史研究的“跨学科实践是智识探索可以达到的。”(19)环境史学家的兴趣跨越了通常的学科边界，包括人文学科和自然科学之间难以逾越的鸿沟，他们不知不觉地从广泛的专业中搜集信息，阅读史家一贯忽视或避而不读的书籍。同时，许多学科的学者都被环境史迷住了，他们亲自撰写环境史，常常做得很出色。环境史书由地理学、哲学、人类学和生物学等学科的作者撰写，这在其他大多数历史学科中并不常见。接下来的部分将说明环境史与社会科学、人文科学以及包括生态学在内的自然科学的关系。

与其他社会科学的关联

历史学有时候被认为是一门社会科学。对于作为历史学的一个分支的环境史，也可以作如是观，因为在某种意义上它研究的是人类社会如何随着时间的推移而与自然界发生联系。唐纳德·沃斯特在“从事环境史研究”这篇颇具影响的论文中，将环境史当作历史学科内部的一场革新运动；但他指出，作为该文重要主题的那“三组问题”，每一组都借鉴了“一系列外部学科”。(20)澳大利亚历史地理学家鲍威尔辩驳说，环境史并非史学的一个分支学科，而是一种跨学科的方法论。(21)鲍威尔的断言至少有实证依据，因为即使是最贴近历史专业的环境史学家也承认，环境史中很多有价值的著作以及相当大一部分著作都是由涉足其他学科的学者完成的。

威廉·格林认为，环境史研究比任何一种历史研究方法都能更透彻地理解人类在世界共同体中的相互联系，以及人类和地球上其他生物之间的相互依存。(22)他进一步说到，环境史补充了经济、社会和政治等传统的历史分析形式。

这可能是这门学科本身跨学科的结果，因为要恰当地从事环境史研究，就需要熟悉生态学和其他自然科学，还有科技史、地理学以及社会科学和人文科学的其他分支。有几个历史领域与环境史密切相关，因此不可能总是划出一条严格的分界线。而且，如斯蒂芬·多弗斯评论的，“很难确定历史地理学和环境史的界限”。(23)历史地理学家发现，他们与环境史有共同的边界，能无所顾忌地跨越这一边界，写出一些环境史佳作。伊恩·戈登·西蒙斯是这类地理学家中的佼佼者，他的《改变地球的面貌》(24)一书以技术为基础对该主题进行简要考察，其中考虑了不同的环境变化率、预测问题以及影响决策和执行的议题。同样，他的《环境史》(25)也是一部有价值的概述作品，它强调了历史研究的科学基础。安德鲁·古迪的出色文本《人类对自然环境的影响》已出第七版。(26)

在赖利·邓拉普于1980年编辑的系列论文中，生态学范式被应用于社会科学。他在自己的论文中指出，社会科学很大程度上忽视了人类社会有赖生物物理环境而生存这一事实，并将人类从支配所有其他生命形式的生态原则中排除出去。(27)为纠正这一现象，他和其他一些作者将源自生态学的模型运用到他们自己的学科之中，譬如社会学（小威廉·卡顿和邓拉普）、政治学（约翰·罗德曼）、经济学（赫尔曼·戴利）和人类学（唐纳德·哈德斯蒂）。(28)历史学虽不在其列，但越来越多的像威廉·麦克尼尔和艾尔弗雷德·克罗斯比(29)这样的史学家已在考虑，生态学范式会如何改变我们对人类过去和现在的理解。

严格地说，充分展开的环境史叙述应当描述人类社会的变化，因为它们关系到自然界的变化。这样，它的方法与其他社会科学，如人类学、社会学、政治学和经济学的方法就很接近。这方面的一个很好的例子可能是艾尔弗雷德·克罗斯比的《哥伦布大交换》。(30)该书表明，欧洲人对美洲的征服远远不只是军事、政治和宗教的过程，因为它涉及欧洲生物的入侵，包括驯养物种以及老鼠这类趁机而入的动物在内。欧洲的植物，不论是作物还是野草，排挤或代替了本土植物；并且与战争相比，欧洲微生物对当地人口的影响甚至更具灾难性。

环境史的一个重点是研究环境政策中的政治表达形式。许多国家都将这一点体现为颁布环境法，创建环境部和政府机关等行政部门，委托它们执行环保工作。就立法展开的斗争也是故事的一部分；斗争的一方是环境组织，另一方是利益集团。塞缪尔·海斯的《1945年以来的环境政治史》考察研究了美国的相关政治结构和政策结果。(31)奥利弗·霍克在《夺回伊甸园》中收录了8个来自世界各地的精选环境法案例研究。(32)至于全球环境政治研究的历史，迪米特里斯·斯蒂维斯撰写了一个很有帮助的词条，收录在《国际研究百科全书》之中。(33)

环境史同样也与经济学相关。经济学中的“eco-”与生态学中的“eco-”来自同一词根，源自希腊语的oikos，意为“家庭”（household），隐含着对预算或有人居住的世界（oikoumene）的家务管理。不管人类是否愿意，也不管人类是否意识到这一点，经济、贸易和世界政治都要受经济学所谓“自然资源”的有效利用、地理分布和有限性的制约。生态经济学领域几乎在同一时间与环境史一样获得了认可，它们在某种程度上具有齐头并进的发展轨迹。(34)

与其他人文探索的关联

环境史如同历史学本身一样，也是一种人文探索。环境史学家对人们关于自然环境的思考以及他们怎样在文学和艺术作品中表达他们的自然观很感兴趣。这即是说，至少在某一方面环境史可以被视为思想史的一个分支。如果这种探询仍是历史学而不是哲学，它就绝不应当偏离这样的问题，即人类的态度和观念如何影响着他们对待自然现象的行为。不管怎样，确定个人和社会方面有什么重要的观点，也是环境史事业的有效组成部分。在这一领域有一部十分优秀的成果，即克拉伦斯·格拉肯的《罗德岛海岸的痕迹》，(35)这本书探讨了自古代到18世纪西方文献中三种主要的环境思想。它们认为，宇宙是上帝设计的；环境塑造了人类；不管好坏人类改变了他们所居住的环境。在鼓励或禁止影响环境的行为方面，各种宗教和文化传统的作用是许多评论和争议的主题。一个非常著名而颇受争议的例子是林恩·怀特的文章《我们所致的生态危机的历史根源》，(36)该文认为，中世纪的拉丁基督教作为一种鼓吹人类凌驾于自然之上的宗教信仰，为西方的科学、技术和环境破坏铺平了道路。怀特寻求一种由阿西西的方济各（Francis of Assisi）体现的生态更为友好的基督教，传授“上帝所有造物——无论有机物还是无机物的民主”。(37)

在《自然的衰落》一书中，吉尔伯特·拉弗雷尼埃根据当代对环境历史的理解，全面考察了西方人的自然和文化思想。(38)

与自然科学的关联

环境变化常常被认为是数十年或数世纪气候变化的结果，并在过去的一两代人中成为研究的主题。譬如，在法国，埃马纽埃尔·勒华·拉迪里撰写了《丰年，饥年：1000年以来的气候史》。(39)可靠的气候观察记录不超过两三百年，大多数地区甚至追溯不到那么远。但是近年来，关于历史气候的代用资料从丰富多样的文献中涌现出来，如温带地区树种的年轮，以及南极和格陵兰岛的冰帽的积雪层中积储的空气。休伯特·兰姆及其在英国的气候研究所是气候研究的先驱。(40)克里斯蒂安·普菲斯特及其在瑞士和西欧的同事挖掘了从中世纪起各个时代关于欧洲气候线索的文献资料。(41)斯宾塞·维阿特的《全球变暖的发现》是有关气候变化的理论和发现的历史记述。(42)最近，包括理查德·格罗夫和约翰·查普尔在内的几位学者开始积极地思考，像所谓的厄尔尼诺和南方涛动（ENSO）这种太平洋暖流现象如何影响了远距离之外人们的活动，并在许多历史事件中可能起到了什么作用。(43)环境史学家感到有必要将气候引起的环境变化与人类作用引起的环境变化区分开来。在罗马时代及之后的北非，森林后退和沙漠推进主要是由比较干燥的气候引起的，还是由树木砍伐、溪流改道和居民放牧造成的？(44)因为有关气候变化的资料越来越可靠，而且越来越能够加以利用，这样的问题很可能得到稳妥的解答。

环境史，在很大程度上来源于对从生态科学理解人类历史的意义的认识。有一位先驱，号召人们对跨越科学和人文这两种文化的鸿沟做出反应，他就是保罗·西尔斯（Paul B. Sears）。西尔斯在1964年发表了一篇引起争议的文章，题为“生态学——一门颠覆性的学科”。(45)他在文中指出：

来自生态学研究的自然观对西方社会广泛接受的一些文化和经济前提提出了质疑。这些前提中最主要的是，人类文明，特别是具有先进技术文化的文明，可以凌驾于自然的限度或“法则”之上，或超乎其外。(46)

与之相反，生态学将人类置于生命网络之中，强调人类依赖食物、水、矿物质和空气的循环，并依赖与其他动物和植物的持续互动。西尔斯称生态学为“颠覆性的科学”，它无疑颠覆了直至20世纪人们广为接受的世界历史观念。保罗·谢泼德和丹尼尔·麦金利采用了他的这一引起争议的形容词，于1969年出版了一部名为《颠覆性的科学》的文集，(47)从各学科中收录了37篇文章，包括西尔斯的两篇。谢泼德批评了人类掌控范式，强调了如下信念的荒谬性，即相信“只有人类能够摆脱预言、决定论、环境控制、本能以及‘束缚’他类生命的其他机制的约束”。令他吃惊的是，“即使像朱利安·赫胥黎这样的生物学家也宣称，世界的目的是为了创造人，人的社会进化使他从生物进化中永远解脱出来。”(48)然而，环境史学家并不总是能完全领会生态学，尤其是群落生态学（community ecology）的含义。

其中一个含义是，人类是生命共同体的一部分，在共同体内通过与其他物种的竞争、合作、模仿、利用和被利用而进化。人类的持续生存取决于生命共同体的生存，并取决于在这个共同体中获得一个可持续的地位。史学的任务包括考察我们物种在生物共同体中所发挥的作用变化的记录，其中一些比另一些更成功，一些比另一些更具破坏性。

维克多·谢尔福德，20世纪最重要的一位生态学家宣称：

生态学是一门关于共同体的科学。对单一物种与环境关系的研究，如果不考虑共同体，结果到头来无关乎其栖息地的自然现象以及共同体的相关事物，那就不适于纳入生态学领域。(49)

对于环境史，我们也可以得出相似的结论；这里研究的物种是人类。在很大程度上，生态系统已影响人类活动的模式。反过来，人类的活动也极其显著地造成它们今天所呈现的状态。也就是说，人类和生命共同体的其他成员一直处于共同进化的过程中，这个过程并没有随着人类物种的起源而结束，而是持续到现在。历史撰述不应忽视这一过程的重要性和复杂性。

需要强调的是，历史上任何地方的所有人类社会都存在于生物共同体之中，并依赖生物共同体。小农庄和狩猎氏族是这样，大城市也是如此。生命的相互联系是一种客观事实。人类从来都不是孤立存在的，也不可能单独存在，因为他们只是使生命成为可能的复杂而密切联系的一部分。环境史的任务是研究人类与其所在的自然共同体的关系，这些关系是通过时间的推移以及频繁发生、常常又意想不到的变化而形成的。认为环境是与人类分离的东西，仅仅是人类历史的背景，这种想法是误导人的。人类与其所在的共同体的天然联系，必须成为历史记述的组成部分。

奥尔多·利奥波德写道：

现代［生态思想］的一个异常现象是，它虽然是两个群体的创造，但每个群体几乎都不知道另一个群体的存在。一个群体研究人类社会，几乎把它当作一个独立的实体，并将其发现称为社会学、经济学和历史。另一个群体研究植物和动物群落，轻松地将政治大杂烩归为“人文学科”。这两种思潮的必然融合，也许会构成本世纪的显著进步。(50)

环境史是这种融合的积极的组成部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