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倪文尖是少有的在文学研究和语文教育这两个领域都下过真功夫的学者，而且还是一个少有的理想主义者，而这本《倪文尖语文课》也最鲜明地反映了这一理想主义者的双重理想。文尖在文本细读方面一向最有心得，建构一种“阅读的诗学”一直是他念兹在兹的学术理想；而给学生们上好课，最大限度地尽一个师范大学教师的天职和本分，则始终是他自觉持守的生命理想。
这本书也印证了我多年来的一个感受：倪文尖的文本细读功夫和经典阐释能力在现当代文学研究界少有人能出其右，而“阅读的诗学”的建构自然是以文本细读和阐释的具体实践为前提。文尖长期致力于文学经典解读与教学，注重文本细读的方法论自觉，在此基础上，建构一个以文本为中心，兼及阅读方法论和历史解释框架的“阅读的诗学”，既是学术野心和使命，也堪称顺流而下水到渠成。
前几年文尖曾发我一个题为《文学文本的细读方法》的提纲，按他的写作习惯，估计目前还没有正式成文，我不妨独家披露一部分。在他给出的关于“什么是阅读”的诸种定义中，我看重的是如下几条：
1．阅读是内隐的心理活动、认知行为；
2．阅读几乎等于学习，阅读是发现，是发明，乃至近乎创造性；
3．阅读有不同的目标、取向、层级、维度；
4．阅读的文本取向是作者取向、读者取向等各种阅读和研究活动的基础；
5．文本取向的阅读，其基本宗旨是，在篇章层面实现对文本贯通性的理解，也就是，把阅读感受（文学文本很可能是最复杂的）合理化，“说出一句完整的话来”——而这句话又得罩住全篇，此所谓“读通”文本。
上述关于“阅读”的界定，既结合了认知心理学的内容，又立足文学性，将“文本整一性”的把握作为大方向，将“读通”文本视为指归，表明了文尖对阅读理论有自己全面深入的思考，“阅读的诗学”，其雏形就大约蕴涵其中。文尖也独异地发明了很多“倪氏”诗学概念和理论范畴，比如“阅读的文本取向”，“说出一句完整的话来”，“读通”文本与“读透”文本，“读入”文本与“读出”文本，“细读”之外，还要“重（读去声）读”，“内容＝形式”的消极修辞观，以及“形式化地解读文本，就是在研究创造性”，等等，不一而足。当然文尖对这些概念和范畴也有自己特别的说明，比如何谓“形式化地解读文本”？就是把文本内容的解读问题落实在文本形式的探寻乃至发明之中，而这里的形式既包括语言表达字词句层面的微观修辞，如核心意象、细节、肌理、语调等，也包括更为内隐的篇章层面的宏观修辞，如叙述方式、文本结构、文类体式及其变异，等等。这一系列具有方法论意义的范畴，既深入，又浅出，也有可操作性，尤其适于课堂教学，这样就在创立诗学范畴的同时，也瞄着课堂教学，堪称是探索出了一条把学术创造与教学实践尽量有效结合的途径。
有了这些“倪氏术语”，也就意味着倪文尖解读文本时形成了自己独特的理论视野。别人也讲文本细读，但有的人读文本是为了其他目的，是为了更大的理念或宏阔的论题，只是借助文本来举例。但文尖是真正意义上的以文本为中心和归宿，倾力于把文本读通、读透，从头到尾，从肌理到结构，从行文脉络到作家立场，从内部形式到外部语境……彻底地理清楚。这就是他主张的“以文本为本”，也构成了“倪氏”的“文本中心主义”。而“文本中心说”“文本整一性”是其荦荦大者，是其“阅读的诗学”的核心视野。
每部文学作品其实都有土耳其作家帕慕克在《天真的和感伤的小说家》一书中所谓的一个“中心”。优秀的作家都是既呈现又隐藏这个中心，而把探究这个中心的任务留给读者，尤其是会心的读者。当然不同的专业读者可以从文本中读出不同的中心，一部作品可能也不仅仅只有一个中心，而且对中心的体认也随着时代在变化。但是能否在阅读过程中捕捉到这个中心？如何抵达文本意义世界的核心？如何建构整体性视角？怎样探知到文本的核心秘密？是否真正触碰到了文本的灵魂？阅读的诗学尤其须涵容对作家心灵以及文本灵魂的体悟，也在这个意义上，阅读的方法不仅仅是一种技艺和技术，而关涉的是如何体贴人心，沟通心灵，抵达灵魂。
而倪文尖追求的一个诗学目标，就是阅读中的同情与共情效应，或者说在阅读过程中如何被文本“打动”：
无论是重读还是初次阅读，我相信，只要用心地读了，你都会被打动，而且多半会发自内心地赞叹：《合欢树》真是篇情真意切、言近旨远的好文章。有了这个基础，我就可以提出我关心的问题了：你、我以及大家，为什么会有如此共通的阅读感受？
我当年读史铁生，最感动的是《合欢树》，至今依然能回忆起自己被触动的心情。但是何以被打动？读了文尖的分析，才有了一种通透的快感。他充分尊重了普通读者的共感机制和同理心，进而把阅读心理学加入审美体验过程中，对理解何为文学的情感力量也具有一种启示意义。
文尖所谓的“以文本为本”，既是文本诗学，也是历史诗学，尤其表现在对文本的语境化阅读的思考。在《文学文本的细读方法》这份提纲中，有一则讨论的是“语境”议题：“文本的语境没有界限，但是，文本自身构成其第一语境。”本书中的《人同此心，心同此理——细读〈合欢树〉》一文也从理解“语篇”的角度表达了同样的想法：
人类学家马林诺夫斯基曾经指出，语篇的理解离不开语境，语篇内的上下文语境之外，语篇发生的环境即所谓“情景语境”（context of situation）及其背后更大的“文化语境”（context of culture）都是至关重要的。语境并不设限，理解从而可以是无限的，一千个读者有一千个哈姆雷特。
语境因此既是文本自身的内化情境，由上下文构成，同时也至大无外，勾连着“情景语境”及“文化语境”。在2021年《文学评论》上发表的文章《文本、语境与社会史视野》中，文尖借助《哦，香雪》及其解读的再解读，把历史视野带入了文本语境中：
比如铁凝的小说《哦，香雪》，在1982年的历史情境中诞生时，“塑料铅笔盒”对于香雪的吸引力及其象征性，在作家和她所期待的读者心目中，都是毋庸多言的；而这也决定了当时对这篇小说的基本理解。时过境迁，“塑料铅笔盒”象征的“现代化”意味，对于后来的读者来说不再不证自明，甚至在其光环脱落后，“塑料铅笔盒”还面临与凤娇们的“发卡”如何区隔、与父亲制作的“小木盒”孰轻孰重等方面的质疑；这样的重读，既以对1980年代社会史图景的总体把握为基础，又因文本关键点的驱动而实现了史料的“二度激活”；而事实上，这“二度激活”的“社会史视野”，因其深深地嵌入在文本之中，所以才具有了更强的生产性。也因此，我们才能欣喜地看到，对以上重读的重读也已经正在发生：《哦，香雪》里有个重要的名词，“公社”，对于今天的读者来说，这是比“塑料铅笔盒”及其象征更难吃透的，因为这背后，有香雪们更深厚的生活世界和情感世界，而在小说文本里，“公社”既推动了主人公踏上“火车”去拿鸡蛋换铅笔盒的英雄主义行为，又同样决定了英雄主角最后的回归，尤其是作家对这回归的最高级赞美。总之，在这样的视野里，《哦，香雪》既讲出了一个“现代”主体诞生的启蒙故事，又讲（好？还是没好？）了一个“社会主义新人”在新时期凯旋的故事……
请问，这样的视野，是“社会史视野”还是“以文本为本”？显然我的建议是，不妨反问一句：这种二者必居其一的选择，是从哪儿来？
我之所以大段引用上面的文字，是因为其中凝聚的是倪文尖磨砺多年的文本细读功力，尤其善于从小说的核心意象和关键情节中洞察文本的秘密，进而把文本语境与历史语境相叠合，最终映射出文本的整体性和历史性。从他对《哦，香雪》的反复阅读中可以见出，历史语境（或者具体地说是“社会史视野”）与文本语境是内在统一于一个文本的整体性框架中的，既是历史情境的文本化，也是文本解读的历史化，正像他在同一篇文章中所说：“‘社会史视野’不是外在的，更不是外来的，而其实是，‘以文本为本’必然内生的需求、也必然发生的行动。”也启发读者把嵌入文本中的历史理解为一种历史的“行动”，由此文本内的历史就具有了未来性的视野，也才经得起一再被重读，而真正的经典正是在“重读的重读”中才能体现其历史性和未来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