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

西潮东渐前，中国的发展基本遵循“在传统中变”（change within tradition）的理路，即所谓“出新意于法度之中”(6)。鸦片战争以来，尤其在甲午“打了大败仗，发生了大崩溃”后，“在传统之外变”（change beyond the tradition），则成为沛然莫之能御的风潮。

较之于过去传教士苦口婆心的主动劝说和国人的被动接受甚至排斥，甲午之后情形为之一变，国人径自主动接受西学，甚至自发翻译、传播西学。留洋者、尊新趋西者联合出版机构，承揽起翻译和推介西学之务，积极从事西学的输入与传播。以往的被动接受者，摇身一变成为主动的传播者，这个逆转改变了古籍的命运：西学荣发之际，正是古籍遭遇质疑与敝屣之遇的开始。

近代对西学的认知，存在一个历时性的全面认知过程，即从歆羡西人科技和工艺，再到对其制度和价值观念的觊觎，实现了实践层面对西学以“器物—政制—文化”为递进范式的接受与学习，这一理路也正因应了自晚清至民国于现实中经历的由外及内的革新履历。从“夷”，到“西”，再到“泰西”；从“夷务”，到“洋务”，再到“时务”，对西方的认知中所隐伏的价值判断变迁，也正说明了思想意识层面上对西学也渐次呈现出以此为尊，将之内蕴的认识路径。对西学的认知态度与实践取向，不但构成了整个民国时期古籍存续的外部环境，更对其内生理路的重新构建也带来了重大影响。“异端”的正统化，正统的边缘化，古籍存活在中西文化之争的框架内。古籍一退再退的生存困境与西学一兴再兴的上升，似乎与西学间呈现出一种此消彼长的镜像化反向生存模式。这当然是近代尊西趋西所倚恃的宏观语境事实，不过细观之下则又会发现与宏观大相径庭的现象。晚清时期，在“师夷长技以制夷”经世召唤下形成的“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改革框架，说明西学虽为用，中学固为体，对西学的吸收，是为驾乎其上以“制夷”。这时期以“全盘西化”为代表的文化激进态度，实质上正出于某种在“道出于一”(7)语境下的文化自信。等经受了来势汹涌的西学冲击，举国自文化、思想到政治、社会层面以“邯郸学步、反失其故”的进退失据方式全面失衡，重心不再后，“道出于二”的时代来临了，此时此刻，对以古籍为载体的传统文化的批驳便呈现出某种悬崖勒马的温柔回头，文化保守主义的倾向(8)往往于此时渗入进来，新旧之间于是反复出现起伏波动。揆诸民国古籍的出版史料，这个有趣的现象始终存在：每当趋新厉害的时候，恰恰也是对古籍爱恨交织最为严重之际，古籍每每此时大出特出。

西学的涌入和学西风潮，为中国文化带来了自我认知的冲击和颠覆，中国文化开始被赋予以“传统”做标签的价值判断。对自身的认识，因为有了西方的参照，始而萌生了空间化和时间化的认知——“天下观”的逐渐破碎，为中国文化添置了具有空间化属性的地域定位；更因为对线性历史观（linear historical view）的狂热接受与确信，导致由“现代化”主宰的时间轴上，中国文化成为明日黄花，被诟病为逆反于历史发展之方向者，最终被指谓为一种过去的、过时的、旧的文化。这说明中国文化在被空间化的同时，也被迅速时间化。因此，被传统化和时空化的中国文化，才是民国时期古籍出版的内容主体。

作为时间意义上的文化概念，古籍从纵向的时间轨道上获取历史的意义和身份大致始自晚清。相应的，在晚清古今一辙的国域内，它也新生出了横向的空间意义。在尊西趋新的时代意识中，承载传统文化的古籍当仁不让地被视作西学的对立物（这从晚清以降尤其民国之后各种社会运动的口号中能够得出最基本的印象），加之在纵向上所获取的历史意义，使得古籍在国土上被陌生化对待。这说明彼时古籍是旧的，更是新的。

这里所谓的“新”，如上文所述，并非源于内容上的再造或者重建（意即文本的污染(9)，此处排除对内容结构进行调整带来的新），而是表现在对其价值的判断与观念认知上，以及由此导向的社会利用与功能运作上的新。这说明，古籍在社会意义层面，构建出了另外的存在价值。在此意义上，这无疑是对已被从文化意义上“弃之如敝屣”的古籍的回收利用。揆诸民国历史，会发现古籍的这种“新”参与了民国众多时代议题与任务等重大历史事件中。尤其在现代化的构建中，古籍出版曾发挥出重要作用。

对于近代中国来说，现代化始终是绕不开的历史命题。在线性历史观的框架中，这个概念伴随着严复所译《天演论》及“优胜劣汰，适者生存”的公式化口号而遭固化。和传统过不去，成为彼时鲜明的时代特点。久而久之，“仇视”传统甚至成为某种意义上的新“传统”，这自然为古籍带来了生存的压力，对其存在价值的讨论也成为民国诸多论战中出席率颇高的核心论题(10)。吊诡的是，讨论虽多，疑声虽响，却未能构成阻滞古籍生存的利器，反倒是极具倒戈意味地助兴了其崛起。欲探源此番矛盾之所出，必自内生吊诡的中国现代化着手谈起。

“中国社会上的现状，简直是将几十世纪缩在一起：自油松片以至电灯，自独轮车以至飞机，自镖枪以至机关枪，自不许‘妄谈法理’以至护法，自‘食肉寝皮’的吃人思想以至人道主义，自迎尸拜蛇以至美育代宗教，都摩肩挨背的存在”，“既许信仰，却又特别尊孔；既自命‘胜朝遗老’，却又在民国拿钱；既说是应该革新，却又主张复古：四面八方几乎都是二三重以至多重的事物，每重又各各自相矛盾。一切人便都在这矛盾中间，互相抱怨着过活”(11)。鲁迅的眼中观物，正颠覆了对东方西方持还原主义的二分对立概念者的臆想。自社会而思想，由显而隐，正如鲁迅笔下这1919年纪实所展现的那样，中国的现代化，从来不是东西方零和博弈的结果，更远非一元化模式所能概论之。如史家所述，“中国的现代性实际上是一种复杂的对千万种图象的三角测量的产物”(12)，中与西、新与旧之间，事实上呈现出的是双向建构的关系，中国的现代社会在多歧互渗间被“制造”出来。

表面看似新的现代事物，其实未必完全同传统断裂。上至五权分立的民国政体，如顾立雅（Herrlee Glessner Creel）所言也正是融合了中西的产物，“有了西方人所采用的三个权力机构，再加上两个源自儒学的机构”(13)，下至鲁迅所言让人晕头转向不知身处何世的衣食住行，不但是制度、物质层面，思想意识乃至礼俗观念层面对新旧的混合与融通更不遑多让。

实际上经由长时间的西潮冲击后，中学与西学各自已经面目全非。中学方面，尤其是历经新文化运动洗礼之后，“文化保守主义者所发掘、认识、建构（甚至虚构）的历史文化系谱也不再与它们原来的面目一样，往往带有与他们辩证对话的‘强势论述’的烙印”。有时“为了提出一个新体系来保守，往往各开一条新的旧路，有些是反模仿西方的现代性当作古代历史文化已有之精髓——即固有历史文化的精要部分是以西方的尺度来度量，来发掘，甚至虚构的”；除了以外来尺度自量，“更多的时候是在不断的竞争中，重新定义自己，修剪、增添、复制、依时代情境形塑出某些未必原来属于传统文化的特质”，可以说，“为了保守传统，他们创造了各种传统”(14)。

西学方面，那些激进的趋新主义者，正如傅斯年对胡适坦陈的那样：“我们的思想新、信仰新，我们的思想方面完全是西洋化了；但在安身立命之处，我们仍旧是传统的中国人。”(15)在涉及改革时，往往认为，“如欲导民以变法者，则不可不骇之以革命。当革命论起，则并民权亦不暇骇，而变法无论矣”，通常“所骇者过两极，然后所习者乃得其宜”(16)。这种想法付诸实践时，正如陈独秀阐释的那样：“改新的主张十分，社会惰性当初只能承认三分，最后自然的结果是五分。”(17)另一位坚定的西学追随者胡适，在为其“主张全盘西化”做解时，不约而同将此同“文化的惰性”联系起来：“旧文化的惰性，自然会使他们成为一个折衷调和的中国本位新文化……古人说，取法乎上，仅得其中；取法乎中，风斯下矣。这是最可玩味的真理。我们不妨拼命走极端，文化的惰性自然会把我们拖向折衷调和上。”(18)于此民族文化的惰性上，鲁迅打了个比方：“中国人的性情是总喜欢调和、折衷的。譬如你说，这屋子太暗，须在这里开一扇窗，大家一定不允许的。但如果你主张拆掉这屋顶，他们就会来调和，愿意开窗了。”(19)以上言论表明，彼时对西学的亲近在实践上并非真如口号上所宣泄的那样决绝与彻底，最起码从心性上未必如此。上述名动一时的现代化的追随者，其言语中也透露出对中学的真正态度，揭示出中西学关系于民国时期的水土真相，即在“取法乎上，欲得其中”的改革力度支配下，“新文化人的激进既然存在着有意为之的成分，其所认知的传统的压迫，恐怕就更多是一种假想（imaginary）型的”(20)，调和才是中国现代性建构实践中的真昧。

身处此种表象相争实质相融的中西学语境内的现代性构建，于无意识间为古籍的出版与存活预留了空间，也成为解释古籍于民国时期之所以大规模出版的因由。另一方面，由新旧迭累层积构化成的现代化，也为古籍的出版蒙上了新时代的质性——古籍身上所携已不再是纯粹的古籍“大一统”时代的文化烙印，这种变迁客观上也为其自身添置了一层被回收利用的况味。

上述的回收利用是从变化的角度看古籍的现代性，若从古籍的不变之处看，更能反推并反衬出这种变化的必然性。如果将古籍作为由复线历史观（bifurcated historical view）叙事语境统摄下的“传统”(21)来看，那么它得以存活的依据则来自于“有用”。“传统”通常被由“现在”组成的主判者决定自己“过去”身份的能否维系，判断的依据则来自于现代化是否可从传统中找寻到吉光片羽以为今用。正如列文森评价民国时期尊孔读经等反皈传统的活动时所言：“民族主义式的对于中国的礼赞只不过是文化主义者对之自信的一种掩饰之词。民族主义者及传统主义者之所以急于使中国成为儒家国家，不过因为孔子是中国人，而不是因为孔子讲出了真理。”(22)民国时期的“传统”之所以能够维系，多半拜自身“有用”的符号性象征资本所赐，而并非其内生性的精神含蕴等文化资本所致。象征资本被保留甚至某种程度被无限放大，而内生的文化资本的外象表达为了适应并支持象征资本的扩张，往往需要从内里进行现代化的调整。被利用的“有用”固然有所恃，不在利用范围者则势必要如履薄冰地进行现代化的嬗变与调适以规避“无用”。

不论是身不由己，还是以“旧”身趋新的时代大势，古籍除了自身的现代化嬗变外，在现代性的多种重大议题的建构中凭借其“传统”的身份也圈置出了发挥作用的场域，为其失去的“大一统”时代的社会功能找到了替代。这些将在后文古籍出版的活动中给予具体的论述与分析。

需要指出并强调的是，民国时期的古籍出版兴盛局面，当然与客观存在的经济利益的驱动和新闻政策的压抑（以南京国民政府时期为主）有莫大的关联。经济利益方面，古籍的出版不存在新式书籍普遍面对的版税经济成本，这也构成了古籍出版繁荣比较重要的原因。然而悖论在于，其一，版权问题的缺席并不表示古籍的出版成本就降到了可以被忽略的地步，在经济上就“如水之就下，其势最便”。需要说明的是，古籍不论采用影印还是排印方式出版，均需底本作为依据，底本的购置或借用等均有费用产生，这或许可看作一种变相的“版税”成本。如为续编《四部丛刊》计，商务印书馆曾于1926年花费16余万元购买了蒋汝藻抵押给浙江兴业银行的一批宋元珍本。面对巨款购书所引发的商务印书馆股东非议风波，张元济曾在股东会议上郑重做过陈解，称“此种古版书，不易搜求；向藏书家借印，亦颇烦扰。适蒋孟君家藏古版书，悉抵押于银行家，因有收回让渡之意，于是以银十六万两买归本馆”(23)。而且当时的古籍大多以大型甚至巨型丛书的方式出版发行，并且往往采取当时耗费巨大的新式影印技术，于出版过程中也会出现众多出版古籍书必备的编辑环节，如请名家专人厘选丛书中的古籍种类、编订出版序列与目录、版本校雠与筛定、专职文字注释与校对等，甚至有些出版机构还成立了专门的古籍出版独立部门进行全程把控，这些在本书关于副文本的研究上将作出进一步的探析。以上成本的增加同版税成本的减少，从经济上对出版机构造成的影响同样不容忽视，也不可小觑。以至于当时有时评认识到问题的真相时，对此发问道：“为什么不惜花费重资来影印几十本乃至几百页的‘巨制’，却不肯取出这资本之若干分之一来印刷一些不怎么容易获利的却与一般读者非常有益的小册单行本呢？”(24)在此基础上，就出现了另一个悖论：由于古籍出版普遍采用的丛书方式，对购买力有限的受众自然造成不小的经济压力。正如很多时评注意到的那样：“在这国民经济日渐破产，国民购买力日渐枯竭的今日，居然容许这样空前的大规模的出版古书，这不是一个令人不能解的现象吗？”(25)这个疑问有意思的地方就在于，它恰恰回答了古籍的受众市场悖论问题：即为什么成本增加了（即便版税确实削减了部分开支），有些受众也买不起，却依旧有大批古籍图书源源不断地面世。民国古籍势必从经济之外的角度吸引了受众市场，即便本源上受惠于无版权的利益驱动，但要实现市场上的收支平衡，创造更大更丰厚的盈余空间，就需要开拓出现代环境之下的阅读市场，并调和古籍同现代受众阅读需求间的矛盾与冲突。总而言之，出版机构必须从编辑环节解决古籍同时代合流与对话的压力，这样才能摆脱经济压力造成的市场限制。

以上分析说明，民国时期古籍出版的兴盛，虽然从事情的起源上确实存在零版权的利益驱动影响，但是经济问题并非是其出版繁盛的绝对原因，恰恰是为了缝补由经济原因带来的市场局限，古籍出版才不得不加大力度参与同时代的对话和自身的现代适应上，以获取更为广泛的市场。

南京国民政府的新闻出版政策高压也间接上为古籍的出版创制了某种轻松氛围，无意识形态色彩的古籍成为当时新闻出版界的避风港湾。不过，无意识形态之虞并不意味着古籍在政治领域丧失了色彩与功能。换言之，政策的压抑造成的仅仅是古籍市场的准入，它真正的兴盛并非源于能够进入市场，而是它同国家的利益具有高度的一致性，使得古籍能够同国家建设的主题实现自然地合流，并作用于民族与国家现代主体的建构上，从而在此前提下具备了极大的出版自由和消费市场。因此，政策是古籍得以准入市场的通行证，但并不意味着就此一劳永逸地解决了古籍的现代价值问题。古籍于现代政治领域表现出的生机与活力，当然同准入的便捷性有些许关联，但并非绝对必要原因，这一点本书将在关于《四库全书》的出版研究中做出具体阐释。

其他外部出版因素，如印刷技术的进步、行业现代管理制度的成熟、发行交通网络的便利等，当然也构成了民国古籍出版兴盛的推动因素和具有民国色彩的变化特点。但是需要特别指出的是，以上并非古籍出版独享的时代特征，毕竟任何一种民国出版的图书均共同享有这种变化。技术的进步和行业现代转型的成熟，当然对古籍出版提供了莫大便利，但是作为一种外部条件，本身无法构成古籍内在变迁的动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