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北宋南宋
秦汉之后，中国有两个大分裂时期，一是汉末的魏晋南北朝，时长约为369年。二是唐末的五代十国，时长按五代计算，约为53年；按十国计算，约为77年。宋朝建立后，用了二十多年时间，平定南方诸国，基本实现统一。五代的通俗称法为“朱李石刘郭，梁唐晋汉周”，是指唐末宋初在中原地区建立的五个王朝，每个王朝都很短命，53年改换了五个朝代和十三个君主。五代的疆域是后梁最小，后唐最大。先是朱温于公元907年，接受唐哀帝的禅让，建立后梁政权，存续15年；次是李存勖夺得河北后，消灭梁朝，建立后唐，基本统一了黄河流域，存续13年；复是石敬瑭对契丹耶律德光称儿，允诺割让燕云十六州，联合契丹消灭后唐，建立后晋，存续11年；再是后晋与契丹会战，被消灭，契丹改国号为大辽，耶律德光为辽太宗，刘知远则趁后晋灭亡之际在太原建立后汉，迁都开封，存续3年；后是郭威称帝，建立后周，存续9年，其继子柴荣以“十年开拓天下，十年养百姓，十年致太平”为目标，意图统一天下，不幸英年早逝，由幼子柴宗训继位。960年，大将赵匡胤发动陈桥兵变，迫使柴宗训禅让，“召文武百僚，至晡，班定。翰林承旨陶毂出周恭帝禅位制书于袖中，宣徽使引太祖就庭，北面拜受已，乃掖太祖升崇元殿，服衮冕，即皇帝位。迁恭帝及符后于西宫，易其帝号曰郑王，而尊符后为周太后。建隆元年春正月乙巳，大赦，改元，定有天下之号曰宋”（《宋史·太祖纪一》）。宋朝的建立，意味着五代的结束，开启了统一全国的征程。
十国的通俗称法为“吴唐吴越前后蜀，南北两汉闽平楚”，是指唐末藩镇将领在南方先后建立的割据政权，其中有的奉五代为正朔，有的是保境固守，有的则称帝争天下。十国疆域是南平最小，南唐最大。公元902年，淮南节度使杨行密号称吴王，建立吴国，定都扬州。937年，吴国执政者徐知诰，后改名李昪，取代吴国，建立南唐，定都南京。907年，镇海节度使钱镠号称吴越王，建立吴越国，定都杭州。909年，福建观察使王审知在福建被后梁封为闽王，建立闽国。同年，湖南节度使马殷割据湖南全境，被后梁封为楚王，建立楚国；927年，被后唐封为楚国王。蜀国分为前蜀和后蜀。907年，西川节度使王建称帝，建号蜀国，定都成都；925年被后唐李存勖消灭，任孟知祥为西川节度使。934年，孟知祥在成都称帝，建立后蜀国。924年，荆南节度使高季兴依附后唐，在荆州建立南平国。911年，静海、清海节度使刘隐被后梁封为南海王，同年病逝；其弟刘岩于917年称帝，建立南汉政权。951年，后汉刘知远的弟弟和河东节度使刘崇，据河东十二州称帝，仍用后汉的乾祐年号，史称北汉，也是十国中在北方的唯一政权。赵匡胤称帝时，南方仍有后蜀、南唐、吴越、南汉、南楚、闽国以及北汉等割据政权。按照“先易后难，先南后北”的策略，赵匡胤先后平定南方各割据政权。979年，宋太宗亲征，攻灭北汉。太平兴国四年五月，“甲申，继元降，北汉平，凡得州十、县四十、户三万五千二百二十。命祠部郎中刘保勋知太原府”（《宋史·太宗纪一》）。北汉的覆灭，意味着十国结束，基本实现统一，却形成了与辽国对峙的局面。
宋朝延续319年，分为北宋和南宋两个阶段。北宋算是统一的王朝，开国君主赵匡胤行伍出身，跟随后周世宗柴荣南征北战，功绩卓著，升为禁军最高统帅，过程却有点蹊跷，“世宗在道，阅四方文书，得韦囊，中有木三尺余，题云‘点检作天子’，异之。时张永德为点检，世宗不豫，还京师，拜太祖检校太傅、殿前都点检，以代永德”。公元970年，赵匡胤一伙谎报军情，以便率领禁军外出，发动兵变，显德“七年春，北汉结契丹入寇，命出师御之。次陈桥驿……夜五鼓，军士集驿门，宣言策点检为天子”；“诸校露刃列于庭，曰‘诸军无主，愿策太尉为天子’。未及对，有以黄衣加太祖身，众皆罗拜，呼万岁”（《宋史·太祖纪一》）。南宋是个偏安王朝。1127年，女真族建立的金国，攻入北宋都城开封，俘虏宋徽宗、钦宗及王室、臣僚三千余人回师。同年五月，康王赵构称帝，四月“癸未，至应天府……群臣劝进者益众，命有司筑坛府门之左。五月庚寅朔，帝登坛受命，礼毕恸哭，遥谢二帝，即位于府治。改元建炎”（《宋史·高宗纪一》）。称帝后的十多年间，宋高宗并无定所，辗转流移在建康、越州、杭州等地。1138年，“帝至临安”，“是岁，始定都于杭”（《宋史·高宗纪六》）。史家习称建都临安的为南宋，建都开封的为北宋。南宋疆域东起临安，西至秦岭，北以淮水为界，南抵海南，约为北宋的十分之六；北与金朝对峙，西北与西夏、西辽为邻，西南与吐蕃诸部及大理国接壤。
北宋享国167年，历9帝。赵匡胤作为开国皇帝，具有雄才大略，“五季乱极，宋太祖起介胄之中，践九五之位，原其得国，视晋、汉、周亦岂甚相绝哉？及其发号施令，名藩大将，俯首听命，四方列国，次第削平，此非人力所易致也”。作为宋朝奠基者，他深谋远虑，“在位十有七年之间，而三百余载之基，传之子孙，世有典则。遂使三代而降，考论声明文物之治，道德仁义之风，宋于汉、唐，盖无让焉”（《宋史·太祖纪三》）。赵匡胤最关心的是宋朝的长治久安，而要实现长治久安，则必须以唐末为鉴，集中权力和消除藩镇割据。正史之外有两个故事形象说明赵匡胤是如何集权的，一则是杯酒释兵权。《涑水纪闻》记载，宋朝建立刚过百天，即有昭义军节度使李筠和淮南道节度使李重进叛乱。平叛后，赵匡胤询问长治久安之计，赵普认为：“今所以治之，无他奇巧也，惟稍夺其权，制其钱谷，收其精兵，则天下自安矣。”于是，赵匡胤设宴款待石守信等高级将领，酒酣耳热之际，先是说君主不如武将快乐，“我非尔曹之力，不得至此，念尔之德，无有穷已。然为天子亦大艰难，殊不若为节度使之乐。吾今终夕未尝敢安枕而卧也”。次是怕武将有野心，想要黄袍加身，“汝曹虽无心，其如汝麾下之人欲富贵者何？一旦以黄袍加汝之身，汝虽欲不为，不可得也”。后是告诫武将不如放弃兵权，享受荣华富贵和歌女美酒，“人生如白驹之过隙，所谓好富贵者，不过欲多积金银，厚自娱乐，使子孙无贫乏耳。汝曹何不释去兵权，择便好田宅，市之，为子孙立永久之业；多置歌儿舞女，日饮酒相欢，以终其天年。君臣之间，两无猜嫌，上下相安，不亦善乎？”结果是武将“皆再拜谢曰：‘陛下念臣及此，所谓生死而肉骨也。’明日，皆称疾，请解军权。上许之，皆以散官就第，所以慰抚赐赉之甚厚，与结婚姻”。另一则是搬去宰相的座椅，以集中行政权力。《宋人轶事汇编》记载，赵匡胤登基后，一次与大臣议事，以眼花看不清为由，让宰相站起来送文书至眼前，随即撤去座位，“自唐以来，大臣见君，列坐殿上。艺祖即位之一日，宰执范质等犹坐，艺祖曰：‘我目昏，可自持文书来看。’质等起呈罢，欲复位，已密令去其坐矣”。赵匡胤收走的不是座椅，而是宰相的行政权力。
宋徽宗赵佶纵情享乐，耽于艺术，不理政事，实际是北宋的掘墓人和末代君主，“自古人君玩物而丧志，纵欲而败度，鲜不亡者，徽宗甚焉，故特著以为戒”。公元1011年，宋哲宗驾崩而无子嗣，皇太后向氏主张立赵佶为帝，宰相“谓其轻佻不可以君天下”（《宋史·徽宗纪四》）。由于向太后坚持，赵佶登基为帝，“元符三年正月己卯，哲宗崩，皇太后垂帘，哭谓宰臣曰：‘家国不幸，大行皇帝无子，天下事须早定。’章惇厉声对曰：‘在礼律当立母弟简王。’皇太后曰：‘神宗诸子，申王长而有目疾，次则端王当立。’惇又曰：‘以年则申王长，以礼律则同母之弟简王当立。’皇太后曰：‘皆神宗子，莫难如此分别，于次端王当立。’”（《宋史·徽宗纪一》）赵佶的失误在于把聪明才智用错了地方，诸事皆有兴趣，唯独对政治和国家管理没有兴趣，“特侍其私智小慧，用心一偏”（《宋史·徽宗纪四》）。他自幼爱好笔墨丹青，所创书法字体瘦挺爽利，侧锋如兰竹，被后人称为“瘦金体”；所画花鸟形神并举，形似以物趣胜，神似以天趣胜，“徽宗皇帝天纵将圣，艺极于神”（《画继》）。赵佶是古代少有的艺术家皇帝，也是真正称得上画家的皇帝，却又是一个昏聩的皇帝。他最大的失误在于用人失当，错用蔡京为相，加速北宋政治腐败；错用童贯为将，违反宦官不领兵的旧例，“疏斥正士，狎近奸谀。于是蔡京以猥薄巧佞之资，济其骄奢淫佚之志。溺信虚无，崇饰游观，困竭民力。君臣逸豫，相为诞谩，怠弃国政，日行无稽。及童贯用事，又佳兵勤远，稔祸速乱。他日国破身辱，遂与石晋重贵同科，岂得诿诸数哉？”失误还在于联金灭辽，不仅没有要回燕云十六州，反而是唇亡齿寒，引狼入室。1127年，北宋灭亡，赵佶被金兵俘虏，押至金国，过着屈辱的生活，“二月丁卯，金人胁帝北行。绍兴五年四月甲子，崩于五国城，年五十有四”（《宋史·徽宗纪四》）。
南宋享国152年，历9帝，没有值得书写的有为之君，只有值得书写的重大事件，主要是绍兴和议。宋高宗赵构建炎登基，颠沛流离十多年后定都杭州，终其一生都是惊魂未定，既没有能力北伐雪耻，更没有心思收复失地，史书委婉评论，“高宗恭俭仁厚，以之继体守文则有余，以之拨乱反正则非其才也”（《宋史·高宗纪九》）。苟且偷生是赵构的人生底色，在登基之后逃跑过程中就表现得淋漓尽致。他不思号召和组织力量抵抗金人南下，反而一年内几次三番奉书乞哀于金国军事首领粘罕，“前者连奉书，愿削去旧号，是天地之间皆大金之国，而尊无二上，亦何必劳师以远涉而后为快哉”（《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二六）。定都杭州后，赵构内心始终主张求和于金国，还荒唐地搬出孝心的理由，“帝愀然谓宰相曰：‘先帝梓宫，果有还期，虽待二三年尚庶几。惟是太后春秋高，朕旦夕思念，欲早相见，此所以不惮屈己，冀和议之速成也。’桧曰：‘屈己议和，此人主之孝也。’”为了求和，他一方面重用奸臣秦桧，而秦桧自称“以诚待敌”，“鼎既去，桧独专国，决意议和”。另一方面，在抗金斗争顺利进展的情况下，不惜剥夺抗金将领的军权，绍兴十年“四月，桧欲尽收诸将兵权，给事中范同献策，桧纳之。密奏召三大将论功行赏，韩世忠、张俊并为枢密使，岳飞为副使，以宣抚司军隶枢密院”。为了满足金人议和条件，“十月，兴岳飞之狱”；“十二月，杀岳飞。桧以飞屡言和议失计，且尝奏请定国本，俱与桧大异，必欲杀之”（《宋史·秦桧传》）。绍兴十一年，赵构在秦桧的协助下，终于与金朝签订和议，内容是南宋称臣于金，“世世子孙，谨守臣节”；东起淮水中流，西至大散关以北之地割予金朝；南宋每年向金朝纳银25万两，绢25万匹。绍兴和议的达成，奠定了南宋偏安一隅的基本格局和未来趋势。
另一个事件是崖山之战，南宋灭亡。公元1276年，南宋都城杭州陷落，宋恭帝赵㬎投降元军，宋度宗的杨淑妃在国舅杨亮节的护卫下，带着自己的二个儿子赵罡和赵昺出逃，在金华与大臣陆秀夫、张世杰、文天祥等会合，在福州拥立赵罡登基称帝，是为宋端宗。次年，福州陷落，在逃往雷州途中，帝舟倾覆，宋端宗因落水染病，不久病逝，由弟弟赵昺登基称帝，逃到广东江门的崖山。在崖山，宋朝军队与蒙古军队进行了大规模海战，结果是宋军覆没。比较绍兴和议与崖山之战，如果说绍兴和议是奸臣可恨，那么，崖山之战则是忠臣可嘉。在南宋灭亡的最后过程中，涌现出许多忠臣义士，他们所展示的民族气节和爱国精神，是中华民族的宝贵财富。最为典型的是陆秀夫，他一直追随朝廷南逃，坚贞不屈。当宋端宗病亡而人心动摇时，挺身而出，鼓励士气，“王以惊疾殂，群臣皆欲散去，秀夫曰：‘度宗皇帝一子尚在，将焉置之？古人有以一旅一成中兴者，今百官有司皆具，士卒数万，天若未欲绝宋，此岂不可为国耶？’乃与众共立卫王”。当崖山之战失败时，义无反顾，以身殉国，“秀夫度不可脱，乃杖剑驱妻子入海，即负王赴海死，年四十四”（《宋史·陆秀夫传》）。更令人难忘的是文天祥，他在广东、江西两地领导抗击元军，不幸在海丰县的五坡岭兵败被俘，押往元大都囚禁。元帝忽必烈慕其才华人品，多次劝降，甚至许以宰相官职，文天祥明确拒绝，“国亡，吾分一死矣”。在监狱里，文天祥留下了壮怀激烈的《正气歌》；临刑前，写下了《绝笔自赞》：“孔曰成仁，孟曰取义。惟其义尽，所以仁至。读圣贤书，所学何事？而今而后，庶几无愧。”（《宋史·文天祥传》）面对南宋末年的忠臣义士，仰天长啸，感慨万千，深深折服于他们的人格魅力，震撼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伟大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