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流十家

任何思想家及其学术思想的形成和演变，不仅受到时代背景影响，而且受到社会思潮影响。时代背景和社会思潮是作用于思想家的主要因素，如果说时代背景是基础性影响，那么，社会思潮的影响则更为直接。先秦社会的大变革给了诸子百家相对宽松的社会氛围，使他们能够比较自由地思考问题和生产精神产品，而尖锐复杂的社会矛盾和政治危机，则迫使诸子百家探索、寻求解决矛盾问题的理论与方法。正是因为春秋战国的纷争混乱环境，催生了中国的轴心时代。拥有不同背景的诸子百家，代表各自不同的阶级、阶层或利益集团，纷纷发表自己的观点和看法，进而描绘了轴心时代的中国画卷，促成了学术思想繁荣，诞生了中国历史上思想与文化最为激动人心的百家争鸣。

根据《汉书·艺文志》记载，先秦“诸子百八十九家，四千三百二十四篇”。先秦时期，庄子、荀子、韩非等已开始对诸子百家进行分类研究。汉朝的分类研究趋于成熟，司马谈认为，诸子百家实为儒、道、墨、法、名和阴阳六家。司马谈着力分析了六家思想的长处和短处，阴阳家的短处是注重吉凶祸福的预兆，禁忌避讳很多，使人受到束缚而多有畏惧，“大祥而众忌讳，使人拘而多所畏”；长处是“春生夏长，秋收冬藏，此天道之大经也，弗顺则无以为天下纲纪，故曰‘四时之大顺，不可失也’”。儒家的短处是“博而寡要，劳而少功，是以其事难尽从”；长处是“列君臣父子之礼，序夫妇长幼之别，虽百家弗能易也”。墨家的短处是“俭而难遵，是以其事不可遍循”；长处是“强本节用，则人给家足之道也。此墨子之所长，虽百家弗能废也”。法家的短处是“不别亲疏，不殊贵贱，一断于法，则亲亲尊尊之恩绝矣。可以行一时之计，而不可长用也。故曰‘严而少恩’”；长处是“尊主卑臣，明分职不得相逾越，虽百家弗能改也”。名家的短处是刻细烦琐，纠缠不清，使人不能反求其意，一切取决于概念名称却失去了一般常理，所以说它使人受约束而容易丧失真实性，“苛察缴绕，使人不得反其意，专决于名而失人情，故曰‘使人俭而善失真’”；长处是“控名责实，参伍不失，此不可不察也”。司马谈最崇拜道家，认为道家思想完美无缺，综合各家之长，“其为术也，因阴阳之大顺，采儒、墨之善，撮名、法之要，与时迁移，应物变化，立俗施事，无所不宜。指约而易操，事少而功多”（《史记·太史公自序》）。

司马谈之后，淮南王刘安从社会环境角度阐述了诸子百家产生的根源，“孔子修成康之道，述周公之训”，“故儒者之学生焉”；“墨子学儒者之业，受孔子之术，以为其礼烦扰而不悦”，“故节财、薄葬、闲服生焉”；“齐桓公之时天子卑弱，诸侯力征”，“故管子之书生焉”；“晋国之故礼未灭，韩国之新法重出”，“故刑名之书生焉”；“秦国之俗，贪狼强力，寡义而趋利”，“故商鞅之法生焉”；六国诸侯“握其权柄，擅其政令”，“故纵横修短生焉”（《淮南子·要略》）。西汉末年，刘向、刘歆父子奉命整理群书，著有《七略》。《七略》是历史上第一部目录学著作，在唐末已佚失，其内容却完好地保存于《汉书·艺文志》，条分缕析地介绍了诸子百家的学术思想源流，认为真正有影响且称得上学派的只有十家，即儒家、道家、阴阳家、法家、名家、墨家、纵横家、杂家、农家和小说家。由于小说家不入流，“诸子百家，其可观者九家而已”。传统社会一直认可《汉书·艺文志》的分类；近代以来，学术界虽有不同看法，却也拿不出更好的分类办法。迄今为止，《汉书·艺文志》的分类仍是最好、最权威的，清章学诚给予高度评价，认为是“辨章学术，考镜源流”（《校雠通义》）。《汉书·艺文志》对九流十家思想的利弊进行了具体分析。

儒家代表人物有孔子、孟子与荀子。《汉书·艺文志》的描述可知，儒家学派源于掌管教化的官员，称为司徒，他们以孔子为宗师，以仁义为核心，以六经为内容，以辅助君王为主要目的。“儒家者流，盖出于司徒之官，助人君顺阴阳明教化者也。游文于六经之中，留意于仁义之际，祖述尧舜，宪章文武，宗师仲尼，以重其言，于道最为高。孔子曰：‘如有所誉，其有所试。’唐虞之隆，殷周之盛，仲尼之业，已试之效者也。然惑者既失精微，而辟者又随时抑扬，违离道本，苟以哗众取宠。后进循之，是以五经乖析，儒学浸衰，此辟儒之患。”

道家代表人物有老子和庄子。根据《汉书·艺文志》的描述，道家学派源于史官，他们熟谙历史的成败得失，关注的是君主统治术，认为君主要坚守清虚和卑弱之道，才能驾驭群臣，治平天下。“道家者流，盖出于史官，历记成败存亡祸福古今之道，然后知秉要执本，清虚以自守，卑弱以自持，此君人南面之术也。合于尧之克攘，《易》之嗛嗛，一谦而四益，此其所长也。及放者为之，则欲绝去礼学，兼弃仁义，曰独任清虚可以为治。”

阴阳家出自道家，代表人物是邹衍。司马迁说他“深观阴阳消息，而作怪迂之变。《终始》《大圣》之篇十余万言。其语闳大不经，必先验小物，推而大之，至于无垠”（《史记·孟子荀卿列传》）。《汉书·艺文志》则指出：“阴阳家者流，盖出于羲和之官，敬顺昊天，历象日月星辰，敬授民时，此其所长也。及拘者为之，则牵于禁忌，泥于小数，舍人事而任鬼神。”大意是，阴阳学派出于天文历法之官。他们观测推算日月星辰的运行，告诉百姓农作的时间。这是他们的长处。等到拘谨的人来实行，就会受到禁忌的牵掣，放弃人事而从事于迷信鬼神之事。

法家代表人物有商鞅、申不害和慎到，而集大成者是韩非。《汉书·艺文志》的描述可知，法家学派源于掌管司法的官员，主张赏罚分明，有功者必赏，有罪者必罚。如果让刻薄者施行法家学说，就会放弃仁义，以至于残害至亲，恩将仇报。“法家者流，盖出于理官，信赏必罚，以辅礼制。《易》曰‘先王以明罚饬法’，此其所长也。及刻者为之，则无教化，去仁爱，专任刑法而欲以致治，至于残害至亲，伤恩薄厚。”

名家有两个派别，一个是惠施的合同异学派，多从名的相对性来论证其同；另一个是公孙龙的离坚白学派，提出了“白马非马”的著名论题。根据《汉书·艺文志》的描述，名家学派源于礼官，重视名位的区别和礼仪的不同。如果用那些喜欢揭发他人隐私的人来施行名家学说，就会增添混乱。“名家者流，盖出于礼官。古者名位不同，礼亦异数。孔子曰：‘必也正名乎！名不正则言不顺，言不顺则事不成。’此其所长也。及譥者为之，则苟钩析乱而已。”

墨家创始人为墨翟。《汉书·艺文志》的描述可知，墨家学派源于看守宗庙之官，他们崇尚俭朴，坚持博爱，尊重贤能，迷信鬼神。如果愚蠢之人施行墨家学说，就会因节俭来反对礼节，推行博爱而不分亲疏之别。“墨家者流，盖出于清庙之守。茅屋采椽，是以贵俭；养三老五更，是以兼爱；选士大射，是以上贤；宗祀严父，是以右鬼；顺四时而行，是以非命；以孝视天下，是以上同：此其所长也。及蔽者为之，见俭之利，因以非礼，推兼爱之意，而不知别亲疏。”

纵横家创始人为鬼谷子，战国时人，其姓名、籍贯不详，以隐于鬼谷之地而得名，曾收苏秦、张仪、公孙衍为徒，主要从事政治外交活动。苏秦长于合纵之学，张仪惯于连横之术。根据《汉书·艺文志》的描述，纵横家学派源于接待宾客之官，他们从事外交活动，能够权衡事情，见机行事。如果由邪恶之人施行纵横术，就会弄虚作假而抛弃诚信。“纵横家者流，盖出于行人之官。孔子曰：‘诵《诗》三百，使于四方，不能专对，虽多亦奚以为？’又曰：‘使乎，使乎！’言其当权事制宜，受命而不受辞，此其所长也。及邪人为之，则上诈谖而弃其信。”

杂家代表人物是秦国的吕不韦及汉朝的刘安。杂家与道家关系密切，不是一个有意识、有传承的学派。胡适认为：“杂家是道家的前身，道家是杂家的新名。汉以前的道家可叫做杂家，秦以后的杂家应叫做道家。研究先秦汉之间的思想史的人，不可不认清这一件重要事实。”(15)《汉书·艺文志》记载：“杂家者流，盖出于议官。兼儒、墨，合名、法，知国体之有此，见王治之无不贯，此其所长也。及荡者为之，则漫羡而无所归心。”

农家代表人物是许行。他们祖述神农，强调耕桑，以足衣食；力主“农本商末”，推动统治者确立为基本国策和社会大众共同的认知。《汉书·艺文志》的描述可知，农家学派源于主管农业之官。他们播种百谷，致力于耕作和蚕桑，这是他们的长处。如果让鄙陋的人施行农家学说，就会使君臣一起耕作，打乱上下等级秩序。“农家者流，盖出于农稷之官。播百谷，劝耕桑，以足衣食，故八政一曰食，二曰货。孔子曰‘所重民食’，此其所长也。及鄙者为之，以为无所事圣王，欲使君臣并耕，悖上下之序。”

小说家代表人物是虞初，为西汉人，“小说九百，本自虞初”（张衡《西京赋》）。根据《汉书·艺文志》的描述，小说家学派，应当出于收集民间传说的小官。是由街谈巷语、道听途说的人所创造的。孔子说即使是小道，也一定有可观的地方，而君子是不干的。民间有小智慧的人来进行传播，也使它连续不被遗忘。如果有时有一句话可采用，这也是草野狂夫的议论。“小说家者流，盖出于稗官。街谈巷语，道听途说者之所造也。孔子曰：‘虽小道，必有可观者焉，致远恐泥，是以君子弗为也。’然亦弗灭也。闾里小知者之所及，亦使缀而不忘。如或一言可采，此亦刍荛狂夫之议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