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两者结合
综观思想史的研究，既涉及中学，又涉及西学；既有传统的方法，又有西方的范式。研究思想史，不仅要继承传统方法，而且要借鉴西方范式，促进中学与西学相结合。对于传统的方法，梁启超依据“学案体”，提出思想史研究的四个必要条件，“第一，叙一个时代的学术，须把那时代重要各学派全数网罗，不可以爱憎为去取。第二，叙某家学说，须将特点提挈出来，令读者有很明晰的观念。第三，要忠实传写各家真相，勿以主观上下其手。第四，要把各人的时代和他一生经历大概叙述，看出那人的全人格”(30)。
对于西方的范式，自胡适第一个自觉运用和系统研究中国哲学史后，现已为大多数人所接受，称为现代学术方法。即使像钱穆那样坚持中国文化本位的学者，“无思想之民族，决不能独立自存于世界之上”，也主张思想史研究“最好能旁通西方思想，始可探讨异同，比较短长”(31)。人们对西方范式的疑虑，不是西方范式的科学性问题，而是西方范式的研究如何避免主观随意性，使之更好地反映真实的中国学术思想史。陈寅恪认为，运用科学方法整理国故，看上去很有条理，却可能不真实，“著者有意无意之间，往往依自身所遭际之时代，所居处之环境，所薰染之学说，以推测解释古人之意志”，所论中国古代哲学者，“大抵即谈其今日自身之哲学者也”，“其言论愈有条理统系，则去古人学说之真相愈远”。陈寅恪强调，以现代学术方法研究中国思想史，必须有一种同情之心，深入了解古代思想家，才可能契合中国的实际，“神游冥想，与立说之古人，处于同一境界，而对于其持论所以不得不如是之苦心孤诣，表一种之同情”(32)。
近代以来，学习借鉴西方范式，主要是理论化的借鉴。中国传统思想家惯于用格言、警句、比喻、事例等形式来表达思想，不重视严密的论证和体系化建构。钱穆认为，西方思想向外觅理，而中国思想向内觅理，“因此对超越外在之理颇多忽略。不仅宗教、科学不发达，即哲学亦然。若以西方哲学绳律中国思想，纵谓中国并未有纯正哲学，亦非苛论”(33)。通过借鉴西方范式，“西洋哲学之形式上的系统，实是整理中国哲学之模范”(34)。学科分类的借鉴。中国传统学术思想的分类是笼统而混沌的，划分为经、史、子、集四个部类，经是指儒家经典，史是记载历史人物、历史事件及其兴废治乱的历史书籍，子是指诸子百家及其学说的书籍，集是指一个作者或几个作者的诗文集。通过借鉴西方范式，现代的学科分类已经取代传统分类，大的方面可分为人文、社会和自然学科。对于思想史而言，可分为哲学、政治、经济、科学、法律、军事等思想门类，“思想史是理论化的人类社会、思想意识的发展史。……中国历史上的政治思想、经济思想、哲学思想、科学思想、法律思想、军事思想等等，都是中国思想史的研究对象。关于思想史，既可以作分门别类的研究，例如分门别类研究哲学思想、法律思想、美学思想等等；也可以是综合研究中，应以反映某一历史时期的社会思潮为主要内容”(35)。
科学方法的借鉴。传统的思想史研究不太重视方法的研究和运用，胡适的《中国哲学史大纲》则是自觉应用科学方法的范例。最基础的方法是证明，即审定史料之法，要重视证据。“审定史料乃是史学家第一步根本工夫。西洋近百年来史学大进步，大半都由于审定史料的方法更严密了。凡审定史料的真伪，须要有证据，方能使人心服。”(36)最重要的方法是分析，只有通过分析的方法，才能反映真相，揭示本质，“例如程子、朱子的哲学，何以不同于孔子、孟子的哲学？陆象山、王阳明的哲学，又何以不同于程子、朱子呢？这些原因，约有三种：（甲）个人才性不同。（乙）所处的时势不同。（丙）所受的思想学术不同”(37)。最鲜明的方法是系统化。系统化也就是理论化、体系化，这是著书立说根本的方法，也是中西学术思想的重大差别。“凡能著书立说成一家之言的人，他的思想学说，总有一个系统可寻，决不致有大相矛盾冲突之处。故看一部书里的学说是否能联络贯串，也可帮助证明那书是否真的。”(38)《中国哲学史大纲》是一部运用系统化方法的成功之作，胡适非常重视考订作者生平，依据考订的结论，定其时代先后，在指出各家各派哲学与其对应时代的关系的同时，又指出前后递嬗和互相影响的关系，“我做这部哲学史的最大奢望，在于把各家的哲学融会贯通，要使他们各成有头绪条理的学术”(39)。
研究思想史，特别要处理好与哲学史的关系。学界对思想史研究的对象和内容，认识并不一致，甚至大相径庭。胡适认为，思想史就是哲学史。侯外庐认为，思想史研究包括哲学思想、逻辑思想和社会思想研究。钱穆认为，中国的思想史可谓之“人文教”，“中国思想乃主就人生内在之普遍共同部分之真理而推扩融通及于宇宙界自然界”(40)。改革开放以来，有的学者认为，思想史是关于社会矛盾的认识发展史，“我认为思想史主要是研究各个历史时期反映或提出解决当时社会矛盾的各种思想，特别是接触到当时社会矛盾焦点的思想”(41)。有的认为，“思想史是一门综合学科，涉及历史、哲学、政治、经济、法律、道德、科学等各个领域”。“当然，思想史也不是包罗万象的，仍然有一定的范围，或称之为科学的限定。只有以理论形式出现的思想内容才是思想史的研究对象。所以，确切地说，思想史就是理论化的人类社会思想意识的发展史，思想史就是研究人类历史上社会思想意识发展、演变及其规律的学科。”一般而言，学界比较赞同思想史主要是对人类社会思想意识发生和演变情况的研究。赞同思想史应以人为中心，重点关注人性问题，人与自然的关系，人与人的关系，人与自身的关系。这些研究及其思想成果，建构了一个民族的基本精神和集体人格。赞同思想史应当包括哲学思想的研究，“因为哲学是人类思想的精华，无论中国思想史还是西方思想史，哲学思想都是政治思想、经济思想、教育思想的理论基础。哲学是思想史的主干，丢掉哲学思想，就等于抽掉了思想史这座大厦的大梁”(42)。
思想史包括哲学思想，却不能等同于哲学思想，否则，思想史就成了哲学史。思想史与哲学史联系密切，区分难度很大，任继愈认为：“‘五四’以来，就已出版的关于中国哲学史的著作来看，有哲学史、思想史、政治思想史、学术史、学术思想史等等。名色不同，它们所涉及的对象倒是差不多的。”(43)即便如此，也应勉为其难进行区分，具体表现为对象不同。哲学史研究的是思维问题，研究人类如何以理性思维方式认识自然、社会和人生一般规律的历史，而思想史研究的是社会问题，研究每一历史时期的社会政治经济状态如何影响人们社会思想意识的形成，而社会思想意识又如何直接或间接地推动和阻碍社会的发展。从本质上说，历史上任何一个思想家和思想学派，最后的归宿都是对社会问题的研究和反思，从而形成了不同的思想范畴，建构了绚丽多彩的中华文明，诚如司马迁所言，诸子百家“各著书言治乱之事，以干世主”（《史记·孟子荀卿列传》）。内容不同，哲学史围绕思维与存在的关系问题，研究本体论、宇宙观、辩证法和认识论的发展历史，而思想史则围绕社会思潮的演变，研究哲学、政治、经济、伦理、科学、教育等思想的发展历史。范围不同，哲学史主要研究形上和抽象思辨问题，思想史既要研究形上的问题，更要研究形下和现实社会的具体问题。方法不同，哲学史更多地采用哲学诠释的方法来梳理、分析中国学术思想史，“我们今日的学术思想，有这两个大源头，一方面是汉学家传给我们的古书；一方面是西洋的新旧学说。这两大潮流汇合以后，中国若不能产生一种中国的新哲学，那就真是辜负了这个好机会了”(44)。思想史则重视运用社会史的研究方法，从社会历史的发展中寻找发现学术思想的演变轨迹，“思想史系以社会史为基础而递变其形态。因此，思想史上的疑难就不能由思想的本身运动要求得解决，而只有从社会的历史发展里来剔抉其秘密”(45)。运用社会史的研究方法，尤其要注重对社会思潮的考察，力图把握社会思潮与社会历史的联系及其所反映的时代特点，进而研究不同学派及其代表人物的思想特色和历史地位。
研究思想史，要找准中国学术思想的源头。学术思想有流变，必有源头，无源头则无流变。追根溯源，科学合理地把握中国学术思想的源头所在，是思想史研究的前提和首要条件。传统教育一般追溯到三皇五帝，据说20世纪初北大有的教授就是从三皇五帝讲起，讲了两年才讲到商朝。实际上，迄今为止，不仅三皇五帝的情况说不清楚，即使夏朝、商朝的情况也说不清楚，“唐、虞、夏、商的事实，今所根据，止有一部《尚书》。但《尚书》是否可作史料，正难决定”。“我认为《尚书》或是儒家造出的‘托古改制’的书或是古代歌功颂德的官书。无论如何，没有史料的价值。”(46)不仅今人说不清楚，古人也已说不清楚。孔子就说，夏朝、商朝的礼制已无证据，“夏礼，吾能言之，杞不足征也；殷礼，吾能言之，宋不足征也。文献不足故也。足，则吾能征之矣”（《论语·八佾》）。荀子则指出，由于年代久远，三皇五帝没有事迹留存下来，“五帝之外无传人，非无贤人也，久故也。五帝之中无传政，非无善政也，久故也”。“是以文久而灭，节族久而绝”（《荀子·非相》）。既然三皇五帝和夏朝、商朝都缺乏可信的资料，中国学术思想的源头只能确定在周朝，而周朝分为西周和东周。在战国时期，西周王朝的书籍已经找不到了，“北宫锜曰：‘周室班爵禄也，如之何？’孟子曰：‘其详不可得闻也，诸侯恶其害己也，而皆去其籍。’”（《孟子·万章下》）在没有新的考古发现之前，中国学术思想的源头，似乎确定在东周即春秋战国时期，是比较科学合理的。
1917年初，胡适到北大讲授中国哲学史，就抛弃了三皇五帝等半神话、半正史的材料，而是从春秋战国讲起。蔡元培认为这是用“扼要的手段”，进行了一场思想的革命，“适之先生认定所讲的是中国古代哲学的思想发达史，不是中国民族的哲学思想发达史，所以截断众流，从老子、孔子讲起。这是何等手段！”(47)而且，春秋战国时期恰巧与世界的“轴心时代”重叠，这说明中华文明的发展与其他主要文明的发展几乎是同步的，同样具有世界意义。德国思想家雅斯贝斯认为，轴心时代是人类文明的重大突破和“终极关怀的觉醒”，世界上各个文明都出现了伟大的精神导师，“在中国，孔子和老子非常活跃，中国所有的哲学流派，包括孟子、庄子、列子等诸子百家都出现了。像中国一样，印度出现了《奥义书》和佛陀，探究了一直到怀疑主义、唯物主义、诡辩派和虚无主义的全部范围的哲学可能性”。“希腊贤哲如云，其中有荷马，哲学家巴门尼德、赫拉克利特和柏拉图，许多悲剧作者，以及修昔底德和阿基米德。在这数世纪内，这些名字所包含的一切，几乎同时在中国、印度和西方这三个互不知晓的地区发展起来。”(48)
《国学流变》一书将以春秋战国时期为源头，以各个历史时期的社会思潮演变为线索，围绕人性论、天人关系以及人与社会关系，探寻传统社会学术思想的发展变化轨迹和规律。所谓思潮，就是一个历史时期内思想领域的主要倾向，一般都是跨越哲学、政治、宗教、文学艺术、教育乃至社会生活的诸多领域，进而集中反映了当时社会政治经济与学术思想的相互联系。“思想都是实在世界（自然和社会）的运动的反映，而个别思想之所以能够汇合而成为思潮，也正因为它们是在某一历史时期反映了同一的实在世界的结果。”(49)任何社会思潮的形成，都是文化进步的标志，“凡‘思’非皆能成‘潮’；能成‘潮’者，则其‘思’必有相当之价值，而又适合于其时代之要求者也。凡‘时代’非皆有‘思潮’；有思潮之时代，必文化昂进之时代也”(50)。本书绪言概述思想史研究的对象、内容和方法。全书主体共分七章，第一章是先秦诸子，第二章是汉朝经学，第三章是魏晋玄学，第四章是隋唐佛学，第五章是宋朝理学，第六章是明朝心学，第七章是清朝朴学。“余论”部分简述明末尤其是1840年以来，西学东渐对于传统社会学术思想的影响和变化，以及人们对于中学与西学及其相互关系的复杂看法。
每一章都由三个板块组成，即时代背景、社会思潮和学术思想代表人物。时代背景力图囊括影响中国社会政治经济发展的各种事件，社会思潮努力描述当时社会的所言所行、所思所想，而代表人物则包括思想家及其思想范畴和学术观点。胡适认为，研究思想史，一定要找出前因后果，“要不懂他的前因，便不能懂得他的真意义。要不懂他的后果，便不能明白他在历史上的位置。这个前因，所含不止一事。第一是那时代政治社会的状态。第二是那时代的思想潮流”(51)。时代背景和社会思潮是思想学术的前因。尤其是社会思潮，与思想家有着十分密切的关系。社会思潮是群体性的心理认同和社会响应，而思想家及其观念是社会思潮的核心和主体。一个社会思潮只有具备了思想内核，才能形成自己原创性的活水源头，才能较长时期保持自己的活力和激情，才能在理论上说服人，在思想上吸引人，成为改造主客观世界的理论力量和思想武器。
《国学流变》实为思想小史。冯友兰认为：“历稽载籍，良史必有三长：才、学、识。学者，史料精熟也；识者，选材精当也；才者，文笔精妙也。著小史者，意在通俗，不易展其学，而其识其才，较之学术巨著尤为需要。”(52)既然是思想史，首先应该提供史料，以叙述史实而不是以议论为主；既然是小史，由于篇幅所限，重点不在史料考证，而在义理和辞章。对于史料选材，当然是尽心尽力，每一时期只选择三位有代表性且有历史影响的思想家，而略去其他思想家，即使是在当时很有影响的思想家；每一位思想家只选择其学术思想观念，而略去了其师友渊源、学派传承和生活背景；每一位思想家只选择其主要思想观点，而略去了其与思想史关系不大的学术内容。
绪言已经明白，那我们就开始传统社会学术思想的历史旅行，追逐国学流变及其每一次的波浪起伏，登上峰顶，壮观天地风光；潜入谷底，涵泳苦难辉煌。在中华文明历史长河的漫游中，让灵魂得到净化，思想得到升华，人格得到镕铸！
(1) 钱穆著：《中国思想史》，九州出版社2012年版，第1页。
(2) 梁启超著：《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中华书局2020年版，第487页。
(3) 陈祖武：《我与中国学案史》，载《文史知识》1996年第5期。
(4) 梁启超著：《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中华书局2020年版，第487页。
(5) 周春健：《〈伊洛渊源录〉与学案体》，载《湖北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6年第6期。
(6) 梁启超著：《清代学术概论》，中华书局2016年版，第26页。
(7) 《王国维遗书》（第三册），上海书店1983年版，第529页。
(8) 胡适撰：《中国哲学史大纲》，上海古籍出版社2019年版，“导读”第1页。
(9) 冯友兰著：《中国哲学史》，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第437页。
(10) 胡适撰：《中国哲学史大纲》，上海古籍出版社2019年版，第1页。
(11) 同上书，第2页。
(12) 同上书，第8页。
(13) 胡适撰：《中国哲学史大纲》，上海古籍出版社2019年版，第3页。
(14) 同上书，第3—4页。
(15) 同上书，第24页。
(16) 同上书，第7页。
(17) 同上书，第25页。
(18) 钱穆著：《中国思想史》，九州出版社2012年版，第2页。
(19) 同上书，第3页。
(20) 同上书，“例言”第13页。
(21) 同上书，“自序”第8页。
(22) 钱穆著：《中国思想史》，九州出版社2012年版，“例言”第11页。
(23) 同上书，“例言”第12页。
(24) 侯外庐主编：《中国思想通史》（第一卷），人民出版社1957年版，“序言”第1页。
(25) 张海燕：《二十世纪的中国思想史研究》，载《中国史研究动态》2002年第1期。
(26) 侯外庐著：《韧的追求》，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85年版，第267页。
(27) 侯外庐主编：《中国思想通史》（第一卷），人民出版社1957年版，第18页。
(28) 侯外庐主编：《中国思想通史》（第五卷），人民出版社1956年版，第3页。
(29) 同上书，第288页。
(30) 梁启超著：《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中华书局2020年版，第100页。
(31) 钱穆著：《中国思想史》，九州出版社2012年版，“例言”第12页。
(32) 陈寅恪：《冯友兰〈中国哲学史〉上册审查报告》，载《学衡》1931年第74期。
(33) 钱穆著：《中国思想史》，九州出版社2012年版，“自序”第2页。
(34) 冯友兰：《怎样研究中国哲学史》，载《出版周刊》1937年第233期。
(35) 张岂之主编：《中国思想史》，西北大学出版社1993年版，“原序”第3页。
(36) 胡适撰：《中国哲学史大纲》，上海古籍出版社2019年版，第15页。
(37) 同上书，第3页。
(38) 同上书，第16页。
(39) 同上书，第24页。
(40) 钱穆著：《中国思想史》，九州出版社2012年版，“自序”第4页。
(41) 李锦全：《试论思想史与哲学史的联系和区别》，载《哲学研究》1984年第4期。
(42) 张岂之：《试论思想史与哲学史的相互关系》，载《哲学研究》1983年第10期。
(43) 参见包遵信：《哲学史和思想家怎样分家》，载《读书》1981年第12期。
(44) 胡适撰：《中国哲学史大纲》，上海古籍出版社2019年版，第7页。
(45) 侯外庐主编：《中国思想通史》（第一卷），人民出版社1957年版，第28页。
(46) 胡适撰：《中国哲学史大纲》，上海古籍出版社2019年版，第18页。
(47) 胡适撰：《中国哲学史大纲》，上海古籍出版社2019年版，“序”第2页。
(48) ［德］卡尔·雅斯贝斯著，魏楚雄、俞新天译：《历史的起源与目标》，华夏出版社1989年版，第8页。
(49) 《杜国庠文集》，人民出版社1962年版，第337页。
(50) 梁启超著：《清代学术概论》，中华书局2016年版，第1页。
(51) 胡适撰：《中国哲学史大纲》，上海古籍出版社2019年版，第27页。
(52) 冯友兰著：《中国哲学简史》，新世界出版社2004年版，“自序”第1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