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节　大庾岭地域空间的开拓与变迁

作为南方边界中最为重要的山岭，对大庾岭发展历史的书写，自古有之。唐代开始，大庾岭频繁出现于诗歌作品中，故对其历史的书写，也是从咏史诗开始的，如杜甫《广州段功曹到得杨五长史谭书功曹却归聊寄此诗》“卫青开幕府，杨仆将楼船。汉节梅花外，春城海水边”(5)，刘长卿《送韦赞善使岭南》“欲逐楼船将，方安卉服夷”(6)，许浑《南海府罢归京口郊居途经大庾县留赠张明府》“楼船旌旆极天涯，一剑从军两鬓华”(7)。当然，这些诗句仅停留于大庾岭历史的只语片言。大庾岭专门的咏史诗始于宋代，余靖《和王子元过大庾岭》云：

秦皇戍五岭，兹为楚越隘。尉佗去黄屋，舟车通海外。峭倚云汉，推轮日倾害。贤哉张令君，镌凿济行迈。地失千仞险，途开九野泰。安得时人心，尽夷阴险阂。(8)

此诗从秦始皇征南越谈起，至张九龄开大庾岭路，基本勾勒出大庾岭发展的历史轮廓。此后历代皆有大庾岭咏史诗出现，至清代更是不胜枚举，尤以邵长蘅《过大庾岭咏古兼述旅怀五百字》为最(9)。除了咏史诗，亦有对大庾岭史地发展的纯学术探讨，如顾祖禹《读史方舆纪要》、许鸿磐《方舆考证》、顾炎武《肇域志》、屈大均《广东新语》、王谟《江西考古录》等，可谓层出不穷，这也从侧面反映了大庾岭在古代的重要地位。然而，这些论著多集中于秦汉时期的考证，汉代之后，往往语焉不详，难以全面反映大庾岭的史地变化。所以，要考察大庾岭历史地域的变迁，还需综合各家之言，并借助更广泛的资料予以考察。

正如余靖诗言“秦皇戍五岭，兹为楚越隘”，史籍对大庾岭的记载，始于秦朝。《淮南子·人间训》记载：“（秦始皇）又利越之犀角、象齿、翡翠、珠玑，乃使尉屠睢发卒五十万，为五军，一军塞镡城之岭，一军守九嶷之塞，一军处番禺之都，一军守南野之界，一军结余干之水。”(10)秦始皇南征百越的时间，史籍并无明确记载，学界亦尚无定论。从《淮南子》记载可知，秦始皇为了能够继续获取南越物产，发动了对南越的战争，这是秦军的第二次南征(11)，时有五军，其中一支驻守于“南野之界”。《史记索引》引《南康记》：“南野县大庾岭三十里至横浦，有秦时关，其下谓为‘塞上’。”(12)由此可知，秦军所驻守之“南野之界”就是大庾岭。事实上，这一基于古籍资料的结论，在今天已经得到证实。1976年，江西遂川县藻林乡左溪河边出土了一批青铜矛、镞、戈等兵器，其中一青铜戈上刻有“廿二年临汾守”等字样铭文，经专家考证，这批青铜器即是秦始皇时期的兵器。遂川藻林位处通五岭、湖广之要冲，南可经上犹、崇义抵达大庾岭，故这批出土文物是秦始皇南征百越、开辟新路的重要实物例证(13)。

或因《淮南子》“一军守南野之界”的记载，当前许多资料皆谓南野即秦时建置，这一结论颇值商榷，现在能够明确的建置时间，应该是汉代。《元和郡县图志》载：“南康县，本汉灌婴所置南壄县也。”(14)《淮南子》本汉时所著，称其地为“南野”当因汉时之谓。那么在秦始皇时期，大庾岭被称为什么呢？《南康记》云“其下谓为‘塞上’”，《通典》载：“（大庾）有大庾岭，一名塞上岭，即五岭之一。昔汉时吕嘉反，汉军伐之。监军姓庾，城于此，故谓之大庾岭。”(15)以此可知，秦时并无庾岭之名，当时或称之为塞上岭。清王谟考“塞上”曰：“今考《南康记》云：‘南野大庾岭三十里至横浦有秦时关，其下谓为塞上。’则塞上本大庾岭下地名，非即庾岭也……秦北筑长城，南为五岭之戍。庾岭地名塞上，犹长城言塞下矣。”(16)按王谟所考，“塞上”应为当时庾岭之下的地名，与北方的长城相对，即南方边界的意思，而庾岭当时并无他谓，故一并以“塞上”称之，那么当时整个大庾岭地域的称呼应该就是“塞上”，欧大任《雪中过大庾岭》云“横浦关门下，秦时塞上沙”(17)，即指此。事实上，秦王驻军横浦，南征百越，是一个相当漫长的过程。《淮南子·人间训》云：“三年不解甲弛弩……以与越人战……相置桀骏以为将，而夜攻秦人，大破之。杀尉屠睢，伏尸流血数十万，乃发适戍以备之。”(18)由以上记载，可知秦军长期驻扎五岭，且这一次南征以失败告终，连主将尉屠睢都折损于此，故秦军只好继续戍守五岭，发适戍以备之。而接替尉屠睢工作的，正是以后成为南越王的尉佗。据《史记·淮南衡山列传》“又使尉佗逾五岭攻百越。尉佗知中国劳极，止王不来，使人上书，求女无夫家者三万人，以为士卒衣补。秦皇帝可其万五千人”(19)，在长期戍边的岁月中，尉佗为稳定军心，上书求未婚女子，秦始皇亦予以应允。可以想象，当时的大庾岭地域，有大量秦军与北人在此定居下来，进行着当地的开发与建设。

直至公元前214年，当一切准备就绪，秦始皇再次发动对南越的战争。据《晋书》记载：“后使任嚣、赵他攻越，略取陆梁地，遂定南越。”(20)又《史记·秦始皇本纪》云：“三十三年，发诸尝逋亡人、赘婿、贾人略取陆梁地，为桂林、象郡、南海，以适遣戍……三十四年，适治狱吏不直者，筑长城及南越地。”(21)秦始皇第三次攻越，终于取得决定性胜利，平定南越，设置三郡。从尉屠睢戍五岭至秦始皇三十四年（前213），中间有数年之久，期间秦军在大庾岭设关建寨，长期戍守于此，生活于此，开拓于此，并逐渐将此地称之为“塞上”。故秦朝对大庾岭的占领与开发，是从建立横浦关开始，而非平定南越，此可视为庾岭建置之始，地域范围包括今天的南康、大余、信丰、崇义、南雄、始兴等区域。

秦始皇“分天下以为三十六郡”(22)，横浦关作为在南疆所开发出来的军事要塞，隶属九江郡，也是攻打南越的最前线。平定南越后，秦又增设桂林、象郡、南海三郡，主将任嚣和赵佗作为功臣，分别被委任为南海尉和龙川令，为南海的实际掌权者。然好景不长，秦王朝随着秦始皇的暴毙变得摇摇欲坠，陈胜、吴广等农民起义更是举起了反秦大旗。面对这种局势，任嚣与赵佗并未北上援秦，而是有了另外的举措，据《史记·南越列传》记载：“至二世时，南海尉任嚣病且死，召龙川令赵佗语曰：‘闻陈胜等作乱，秦为无道……吾欲兴兵绝新道……故召公告之。’即被佗书，行南海尉事。嚣死，佗即移檄告横浦、阳山、湟溪关曰：‘盗兵且至，急绝道聚兵自守。’”(23)当时天下大乱，而任嚣又病重，即招来赵佗面授机宜，让其封道自保。任嚣、赵佗作为长期戍守五岭的将领，对横浦、阳山、湟溪三关的军事作用实在太了解了，故赵佗接任南海尉后，马上封闭了横浦关等，又攻下桂林和象郡，自立为王，偏安一隅。所以在这一时期，大庾岭实际是处于分而治之的情况，岭北的区域属于九江郡，岭南的区域则为南越属地。

至刘邦平定天下，建立汉朝，改九江郡为淮南郡，高祖六年（前201），分淮南置豫章郡(24)。据《汉书·地理志》“豫章郡，高帝置……县十八……赣……雩都……南壄”(25)，南埜即南野，为汉置，归属豫章郡，并增设赣和雩都两县于周边。而此时刘邦初定天下，无力顾及赵佗之南越国，故当时的南壄县是指大庾岭以北的区域，以南则仍在赵佗的掌控之下。《史记·南越列传》记载：“汉十一年，遣陆贾因立佗为南越王，与剖符通使，和集百越，毋为南边患害。”(26)由此知高帝并没有继续南征，而是采取“和集百越”的政策，派陆贾出使南越，立赵佗为王，承认其对南越统治的合法性，使南越成为汉朝的藩属国，而当时南越国的北部边界，即是作为天然屏障的五岭(27)。故大庾岭在南越国时期，是大汉与南越的国界，其南北区域长期处于割据状态。南越王赵佗在得到汉朝的承认之后，亦不再闭关绝道，而是在五岭边关处设市，与汉互通有无，大庾岭由军事关隘转变成通商关市。至吕后掌权，曾欲禁市，并发兵攻打南越，但未能遂愿，只好再次让陆贾出使南越，横浦关市恢复贸易(28)。

大庾岭的割据状态一直持续到汉武帝时期，至元鼎四年（前113），其时赵佗已死，南越国的权力实际被丞相吕嘉所掌握。武帝“遣千秋与王太后弟樛乐将二千人往，入越境。吕嘉等乃遂反……越以兵击千秋等，遂灭之。使人函封汉使者节置塞上，好为谩辞谢罪，发兵守要害处”(29)，韩千秋的军队越过了大庾岭，此为两国边界，这种僭越行为激怒了吕嘉，吕嘉反，杀了韩千秋，将其符节函封好，置于大庾岭上，并发兵守住横浦关等主要关口。武帝由此正式发动对南越国的进攻，元鼎五年（前112），汉军发五路兵马进攻南越国，其中最为重要的一支，是以主爵都尉杨仆为楼船将军，“出豫章、下横浦”，率先攻破石门，并与伏波将军会合，一举平定南越国，而此时其他三路军马皆未到达(30)。大庾岭在平定南越的过程中，再一次发挥了其重要的军事作用，南越从此归入西汉版图，置九郡(31)，大庾岭南部的始兴也回归到南壄县的管辖范围，且此后三百余年一直没有变化。此外，据《元和郡县图志》：“（大庾岭）本名塞上，汉伐南越，有监军姓庾城于此地，众军皆受庾节度，故名大庾。”(32)又据《万姓统谱》“庾”姓记载：“庾胜，武帝时为杨仆裨将，击南粤筑城塞岭，岭遂名大庾。”(33)可知此次战争，有一位名叫庾胜的将军在大庾岭筑城备战。庾胜何时在大庾岭筑城，史无记载，但应该比杨仆更早到达庾岭，否则按史书记载，杨仆元鼎五年秋方到达横浦关，冬季即已平定南越，庾胜若是随杨仆出征，则无足够时间筑城。事实上，元鼎四年，韩千秋被杀之后，汉武帝已积极筹备攻越，大赦罪人，组织楼船军。南越负五岭山险，易守难攻，吕嘉也一定会派重兵守住大庾岭，故在庾岭以北筑城备战十分必要，这大概也是五路南征军中，反而是杨仆军最快攻破石门的原因之一。从另一角度来看，这一次战争，让庾岭地域再建新城，据《读史方舆纪要》“庾将军城在府西南二里，即汉庾胜所筑，隋置镇于此，唐时县移于今城东二里”(34)，可知庾胜所筑新城并未在战后废弃，而是不断发展，到隋朝时已演变为镇，至唐代置大庾县时乃废。故此次伐越之战，亦可视为汉代对大庾岭地域的又一次开发。尤其值得注意的是，由于庾胜在此筑城，本被呼为“塞上”的南疆地域，终于有了自己正式的名字——大庾岭。

楼船将军杨仆在平定南越之后，再次上书请战庾岭之东的闽越国，并于元封元年（前110）攻入东越，闽越国灭亡(35)。至此，大汉帝国的东南部终于得到统一，由于不再有战事，大庾岭地域从此亦趋于平静。事实上，东南平定之后，大汉帝国所面临的问题主要是在北部（匈奴、鲜卑）、西部（羌族）、西南和中南（蛮夷）等地，东南部则相对稳定，不仅仅是大庾岭，包括整个江西在内，这一段时期于史书均无多少记载。直至东汉末年，这种平静才被打破。其时天下大乱，各路军阀混战，豫章郡本就是战略要地，自然会引起群雄争夺，最后豫章被东吴政权所得，大庾岭地域的建置因此又有了新的调整。据《晋书·地理志》“汉献帝兴平中，孙策分豫章立庐陵郡”(36)，《太平御览》载“（虔州）后汉兴平二年，分豫章立庐陵郡，而赣县属焉”(37)，可知东吴从豫章郡中分出了庐陵郡，从此南野、赣县、雩都等地则改属庐陵郡。《元和郡县图志》又记载“孙权嘉禾五年，分庐陵立南部都尉，理雩都”(38)，南野等县则又归属于南部都尉。经过这一系列的调整，由豫章到南部都尉，大庾岭的行政归属在逐步南移，但有一点没变，即大庾岭及南北地域始终属南野县，这一局面持续至永安六年（263）方出现新变。《旧唐书·地理志》记载始兴曰：“孙皓分南康郡之南乡，始兴县置。县界东峤，一名大庾岭。”(39)然孙皓时并无南康郡，此条显误。《始兴县志》则云：“永安六年，分南野地置始兴县，甘露元年……俱属始兴郡。”(40)又《三国志》记载：“甘露元年，皓至武昌，又大赦。以零陵南部为始安郡，桂阳南部为始兴郡。”(41)由此看来，孙皓所置应该是始兴郡，而非始兴县。廖晋雄《始兴县历史地理沿革探索》结合其多年所掌握的始兴出土文物资料，认为始兴县应为永安六年由孙休所置(42)，今从其说。由于始兴县的设置，大庾岭地域又成了南北分而治之的情况，北部为南部都尉下的南野县，南部浈江流域则归属始兴郡下的始兴县。廖氏亦对始兴县和始兴郡建置的背景原因做了详细考察，认为当时南野辖境过大，中间又隔着大庾岭，管理上诸多不便，单独置县更方便管理和控制后方，始兴郡治不在始兴而归荆州管辖的根本原因是出于战略考虑，因为大庾岭关喉作用太过重要，故需置远。应该说，这些分析非常合理。始兴县的设置，反映了东吴政权充分认识到大庾岭的战略作用，并开始重视对该地域的利用和开发，“始兴”之名亦反映了东吴对这一建置所寄予的厚望。然而，孙皓对行政区划的调整并没能带来真正的复兴，他亦未能像赵佗那样守住横浦关，偏安一隅。天纪三年（279），郭马在岭南反叛，孙皓派滕循“率万人从东道讨马，与族遇于始兴，未得前”(43)，东道即大庾岭路，孙皓没想到原本谋划好的南退之局，居然后院起火，而自己的大军反而被阻于庾岭，尽管郭马之乱最后被强力镇压，但此时的东吴政权已是内耗殆尽，大厦将倾。公元280年，司马炎灭吴，三国时代结束。

两晋时期，大庾岭建置延续三国时期的状态，依然是分而治之。岭南始兴县基本没有太多改变，岭北区域则有一些调整。《元和郡县图志》记载：“晋武帝太康三年罢都尉，立为南康郡。”(44)《舆地纪胜》云：“治雩都……领县五，曰赣，曰雩都，曰平固，曰南康，曰揭阳。”(45)自此，大庾岭以北终于成了独立的郡级政区。然而需要注意的是，此时的南康郡并未包含大庾岭以北的全部区域，《晋书》记载中，南野县却仍置于庐陵郡之下(46)。对此，陈健梅考证曰：“南野在南安（南康）之南，不当越南康别属庐陵郡，《晋书》误。”(47)然而，在清人毕沅所集《晋太康三年地记》中，南野县同样归属庐陵郡，并在该条云：“南野有大庾岭，岭峻阻，螺转上，逾九蹬，二里至顶，下七里，平行十里至亭，一名横亭，一名塞上岭。”(48)看来，庐陵郡之南野就是大庾岭所在之南野县，不当有错。将南野别置于庐陵，应与东吴置始兴于荆州是一样的道理，乃制衡之策。此外，南康郡的建置亦说明大庾岭北部区域发展迅速，一方面，在杨仆平定东南之后，直至三国时期，大庾岭地域相对较为安定，无战乱之苦，人民得以休养生息，发展稳定；另一方面，南方的稳定吸引了北方人民大量南迁，而大庾岭作为连接南北的要道，可以不断得到人口补充，并学习北方先进的生产技术。正是由于以上两方面的原因，庾岭北部得到了较好的开发，土地不断被开垦出来，至晋代，该地域已经由西汉的3个县发展至6个县（包括南野）。晋惠帝元康元年（291），由于“疆土广远，统理尤难”，于是合豫章、鄱阳、庐陵、临川、南康、建安、晋安、武昌、桂阳、安成十郡而置江州(49)，则此时大庾岭以北区域又归属于江州。这一次行政建制的调整，充分说明江西于各州中的地位在不断提高，亦反映出晋王朝对南方地域的逐渐倚重。

至东晋时期，中原北部实际已经被胡人控制，丝绸之路被切断，王朝经济完全依赖于南方的产出及海上商贸。东晋定都建康，大庾岭则成为连接建康、岭南以及海上航运最为便捷的通道，其对于政治权力中心的影响在逐渐加大。如东晋末期爆发的卢循起义就充分利用了大庾岭的区位优势，对东晋政权发起攻击，直接动摇了晋王朝的根本。卢循起义对大庾岭的利用主要有两个方面：其一，借庾岭之险以自固、自保。《晋书·卢循传》：“循窘急，泛海到番禺，寇广州……循所署始兴太守徐道覆，循之姊夫也……刘公自率众至豫章，遣锐师过岭，虽复君之神武，必不能当也……道覆保始兴，因险自固。”(50)卢循本随孙恩起兵，孙被杀后，其趁桓玄作乱之机攻下广州，并让姐夫徐道覆占据始兴，控制大庾岭要道，在岭南平稳发展自己的势力。然徐道覆颇有卓见，认为晋将刘裕实在太过强大，大庾岭亦无法阻止他，故劝卢循要主动出击。而起义失败后，徐道覆又退回始兴，借大庾岭之险以自保。其二，利用庾岭资源经营谋划。《晋书·卢循传》曰“初，道覆密欲装舟舰，乃使人伐船材于南康山……赣石水急，出船甚难，皆储之……遂举众寇南康、庐陵、豫章诸郡，守相皆委任奔走……乃连旗而下，戎卒十万，舳舻千计”(51)，既利用大庾岭阻断之能稳固后方，又借大庾岭的交通优势夺取天下，这就是徐道覆的想法。兵贵神速，利用庾岭之北的赣江河道，可快速将军队运至豫章和浔阳，只要占领浔阳，便可借助长江水路直捣都城。但这一计划的首要前提是拥有大量战船且不被发现，故徐道覆派人悄然越岭，至岭北南康大量伐木，再以极低价格卖给百姓，由于赣石水急，百姓所购木材一时难以出手，只好储存起来。道覆等到时机成熟，率兵攻占南康，并从百姓手中购回木材，以极快的速度组装大量船只，至发兵日，竟有战船上千！可以说，对于庾岭资源的谋划成了卢循举事的最大倚仗，而通过卢循起义，亦充分反映出庾岭地域及其交通线的重要作用，大庾岭已经开始介入和影响着权力中心的运转。

至南北朝时期，宋、齐、梁、陈四朝都城均在建业，大庾岭的地域作用日益凸显。管理南康的郡县令往往是由要臣甚至是太子、皇子来担任，如齐武帝萧赜、齐和帝萧宝融、萧绩、萧会理等，都曾任南康令或南康郡王。行政建置上亦有了相应的变化，宋武帝刘裕早年在平定孙恩、卢循之乱的时候，就深知大庾岭地域的重要性，故建国之始，即改南康郡为南康国。《通典》载：“（虔州）宋为南康国。”(52)《南安府志》载：“高祖永初元年为南康国，定郡国为公、侯、伯、子、男五等，以与守令并牧民。”(53)刘宋时期，南康的牧守已可授予公之爵位，仅次于王，可见刘宋对南康地域的重视。至刘宋大明五年（461），又增设虔化县，南康国此时领县有八，分别为：赣县、宁都、雩都、平固、南康、陂阳、南野和虔化(54)。萧齐时又复为南康郡，曾增设安远县，至永明八年（490）并入虔化县(55)。而庾岭以南的始兴县，宋、齐时期建置上并没有太多变化，一直归属始兴郡，只是始兴郡的归置在荆州、广州、湘州之间往复调整。事实上，自从东吴孙休从南野分始兴，大庾岭南北一直处于分而治之的状态，岭北的南康区域由于幅员辽阔，不断开拓与发展，由县升郡，领县不断增加，岭南的建置则比较稳定。这种状态在进入萧梁之后出现了变化，大同十年（544），岭北南康郡从雩都之南乡地再次分出安远县(56)，而此时萧梁政权已日趋腐朽，不久便爆发侯景之乱，中央势力衰弱，各地势力割据。当时岭南有萧勃和陈霸先，衡州则有欧阳，大庾岭地域成为这两个势力讨伐侯景的重要基地。对此，史书有详载，据《陈书·高祖本纪》：

三年七月，（高祖）集义兵于南海……迎萧勃镇广州。是时临贺内史欧阳监衡州，兰裕、兰京礼扇诱始兴等十郡，共举兵攻，请援于勃。勃令高祖率众救之，悉擒裕等，仍监始兴郡……十一月，高祖遣杜僧明、胡颖将二千人顿于岭上，并厚结始兴豪杰同谋义举……时蔡路养起兵据南康，勃遣腹心谭世远为曲江令，与路养相结，同遏义军。大宝元年正月，高祖发自始兴，次大庾岭。路养出军顿南野，依山水立四城以拒高祖。高祖与战，大破之，路养脱身窜走，高祖进顿南康。湘东王承制授高祖员外散骑常侍、持节、明威将军、交州刺史，改封南野县伯……（二年）六月，高祖修崎头古城，徙居焉。(57)

从记载可知，大庾岭实为陈武帝发家之地，结盟欧阳，招揽豪杰，败蔡路养，封南野县伯，这些事件皆发生在大庾岭。陈霸先还在庾岭下修建崎头古城，长期驻扎于此。故此时大庾岭南北与衡州区域，皆属于陈霸先的势力范围，大庾岭的建置亦因此有了调整。《陈书·欧阳传》记载：“高祖之讨蔡路养、李迁仕也，率兵度岭，以助高祖。及路养等平，有功，梁元帝承制以始兴郡为东衡州，以为持节、通直散骑常侍、都督东衡州诸军事。”(58)则陈霸先平蔡路养后，始兴郡改为东衡州。据胡阿祥等考证，东衡州应置于梁太清三年至承圣元年（549—552）之间，原安远县和始兴县皆属东衡州地，太平元年（556）十二月，东衡州乃称衡州，治始兴(59)。东衡州的设置，属于梁末侯景之乱时期军阀势力割据下的产物，把原本南北分治的大庾岭再一次统一起来。尽管在进入陈朝后，东衡州的建置一再往复调整，然而大庾岭南北统一的建置格局却没有再改变，一直延续至隋朝。

隋开皇九年（589），隋军入建业，陈亡。而此时岭南诸郡仍未归顺，包括大庾岭以北的南康区域，东衡州的建置也仍然存在。十年（590）八月，隋遣韦洸持节巡抚岭南(60)，到达大庾岭之下后，陈将徐璒以南康拒守(61)，韦洸虽擒获徐璒，占领了南康，但仍然不敢翻越大庾岭前往岭南(62)。当时许多州郡皆依附“岭南圣母”冼夫人，听从其号令，冼夫人得知陈亡，即“遣其孙魂帅众迎洸，入至广州，岭南悉定”(63)。但不久后，番禺人王仲宣又反，隋将裴矩正好到达南康，据《隋书》记载：“时俚帅王仲宣逼广州，遣其所部将周师举围东衡州。矩与大将军鹿愿赴之，贼立九栅，屯大庾岭，共为声援。矩进击破之，贼惧，释东衡州。”(64)至此，岭南之乱才真正平定。大庾岭所在之东衡州亦再次改置，《隋书》载：“始兴齐曰正阶，梁改名焉，又置安远郡，置东衡州。平陈，改郡置大庾县，又于此置广州总管。开皇末移向南海，又十六年废大庾入焉。”(65)则可知开皇十年，废安远郡置大庾县，此为今大余县建置之始，当时大庾县隶属广州总管府，后又属南海郡。事实上，当时的大庾岭以北的区域被分割成为两块，南康县以北的区域属南康郡。据《隋书·地理志》南康郡条可知，开皇九年置虔州，统县四，为赣县、虔化、雩都和南康(66)。可见隋朝的南康较之南齐属县反而少了四个，这是因为在东衡州时将南康以南的南安、安远、南野等地划归安远郡，至隋又归属大庾县。然而，至开皇十六年（596），大庾县建置似又被废止，此后的建置归属于史料无征。据《元和郡县图志·始兴县》记载“隋改属韶州”(67)，又《大清一统志》载“开皇十年分置大庾县，十六年，废为镇”(68)，则开皇末，大庾岭又回到南北分治的情况，始兴改属韶州，大庾县被废为镇，归属南康。

至唐代，大庾岭延续了隋代南北分治的情况。岭北区域由南康郡改置为虔州，《旧唐书·地理志》载：“（虔州中）隋南康郡。武德五年，平江左，置虔州。天宝元年，改为南康郡。乾元元年，复为虔州。”(69)则武德五年（622），南康郡改置为虔州，天宝元年至乾元元年（742—758），此16年间，虔州复为南康郡，乾元后又改称虔州。根据《旧唐书》记载，唐代虔州最多时置7县，分别为赣县、虔化、南康、雩都、信丰、大庾、安远，其中大庾县为神龙元年（705）置。岭北的浈江流域仍为始兴县，《元和郡县图志·韶州》载，“武德四年平萧铣，重于此置番州。贞观元年改为韶州，复旧名也……始兴县……隋改属韶州，皇朝因之……浈昌县，光宅元年，析始兴北界置浈昌县。北当驿路，南临浈水”(70)，则在唐代，始兴仍属韶州，并于光宅元年（684）从始兴北界分置浈昌县，即今南雄市，仍属韶州。这即是唐代大庾岭地域的基本建置格局。

通过考察大庾岭地域空间的变迁，会发现此处从来就不是与世隔绝的方外之地，相反，大庾岭于史料中的记载，都与中央王朝息息相关。从秦始皇南征百越、汉将杨仆平定东南、东吴孙皓分置始兴，再到宋武帝刘裕平卢循、陈高祖庾岭兴义军、冼夫人大义献岭南等等，这一系列历史事件所反映的，是历代中央政权对大庾岭地域的开发利用以及大庾岭对天下格局变化之影响。也藉由对史料的梳理，愈发能揭示大庾岭的地域空间属性，自秦朝始，嬴政就已经将大庾岭与北方长城的作用等同，视其为控制南疆的边塞，并不断巩固着此处的军事力量，大庾岭地域在此背景下逐渐被开发。在汉唐这一漫长的历史时期中，大庾岭不断地发挥着军事和经济上的重要作用。所以，大庾岭这一南方边界，并非人们想象中的那样默默无闻，唐代大庾岭诗歌的兴起，也绝非偶然。今天，我们十分有必要重新审视大庾岭地域，了解大庾岭诗路之所以产生的文化渊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