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语言的干涸

1.1 古老的岔道

很早很早以前，在澳大利亚的土著部落里，在西非几内亚的原始村落里，在北美印第安人原住民的部族里，人们在宗教仪式和节日的庆典上常常要念诵大量的歌谣和魔咒。这是一种神秘而古怪的语言，是一种在极其严肃庄重的情形下发出的语言，这语言将和部族的凶吉否泰、强弱荣衰、生息繁衍密切相关，这语言发自每一个念诵者虔诚的内心深处，这语言被群体的意志赋予了神圣的光环。

然而，这“语言”究竟什么意思，几乎谁也不知道，谁也听不懂，领读的巫师或酋长不懂，随读的部落成员更不懂。比如，在澳大利亚中部祭祀图腾的狂欢节上，土人们连续花费五个夜晚演唱一部歌曲，唱得如醉如痴，演唱者和听众没有一个懂得这部歌曲的意思。最初的一批人类学家如鲍德温·斯宾塞（Baldwin Spencer）、列维-布留尔都曾指出：在这些场合中，土人们通常都不知道词的意义，这些词是从他们古老的祖先那里传下来的。类似的例子，还有古希腊帕那萨斯山麓的“德尔斐神谕”。所谓“神谕”，实则是一位女巫在吞咽下山谷裂隙中的雾气后即兴发出的怪声喊叫，那叫声同样是莫名其妙、含糊不清、不可思议、不可理喻的。

奇怪的是，对于这些神神魔魔的歌唱者或喊叫者来说，不理解那些词的意义，不清楚那些句段的逻辑，不会被原始部落的成员认为是一个问题。所谓概念语法的那些东西，他们是根本不感兴趣的。

对于他们来说，有效的是抑扬的腔调、跌宕的节奏、丰富的表情、饱满的情绪、神秘的氛围，以及由此而生的意象和幻觉，这些由心灵深处升起的东西，足以使语言发挥出无比的神力或魔力。

这类语言中当然并不是就没有意义、没有逻辑，只不过那是一种原生的意义、原生的逻辑。一种渗透了情绪与表象的意义、一种含蕴在行为与活动中的逻辑。这是心灵与自然的交融，这是感性与理智的浑沦。

语言在这种状态下不知持续了多少万年。

情形渐渐在发生变化。终于发生了一场显突的巨变。确切地指出这场巨变发生的时间已经不可能了，现在我们能够从具体史料中察看到的这种变革结果，距今不过才两千三百多年。古代希腊的一批智者（或许还应当包括中国先秦时期的邓析、慎到、惠施、公孙龙之辈），尤其是马其顿王国那位御医的儿子亚里士多德（Aristotle），以其超人的智慧对人类的语言做出了明晰的、连贯的、普遍的、统一的规范。亚里士多德的《范畴篇》、《论辩篇》、《分析篇》为后世的“逻辑学”铺设下一块最初的坚固的基石。“概念”“思维”“推理”“演绎”“归纳”“分析”开始为人类的语言活动立法，理性的原则、因果的原则、形式的原则开始在原始混沌的语言层面上游离出来。

与此同时，语言中感性色彩、情绪张力、意向驱力开始缩减消退。

语言，在它的发展前途上开始出现了第一次岔道：

一条岔道的路牌上铭刻着“心灵性”“游移性”“模糊性”“直觉性”；另一条岔道的路牌上则标写着“实证性”“稳定性”“确切性”“逻辑性”。

人类之中大多数有才华的学者，都跟随在亚里士多德的身后选择了第二条道路。有人说这是人类社会发展的必然进程。有人说这是人类社会无意中走错的第一步。

在亚里士多德死后两千多年，人类关于自己语言的矛盾仍在继续着。在进入二十世纪之后，这种矛盾冲突更加明显地呈现出来。柏格森（Henri Bergson）和索绪尔差不多成了两个极端的代表人物，他们的分歧表现在他们各自的天才著作中。

在《论意识的直接材料》一书中，柏格森认为，人的个体的意识在宇宙的时间中是一个绝对不可逆转的过程，唯一真实的是独一无二、无可替代的个体的生命体验。他怀疑科学能够对任何具体的、直接的、有生命的东西做出正确的说明。理性的东西只能在这种认识对象的外部小心求证，而直觉则能够深入对象内部，把握实质。规范的、稳定的、普遍适用的语言对于人类真实的生命活动只不过是一种遮蔽和障碍，它只会破坏掉个体意识中那种微妙灵幻的、倏忽即逝的东西。

在《普通语言学教程》一书中，索绪尔强调，人类语言只不过是一种约定俗成的符号，重要的不是语言的内容，而是意义与符号的关系，这种关系具有既定性和稳定性。正是语言的这种属性，使语言具备了共时性研究的可能，归结出人类语言活动的普遍法则和基本模式，是语言学的主要目的，现代语言学因而获得了“科学”的品位，这将有助于正确思想的产生。

显然，柏格森所关注的是具体的、感性的人的心灵，他宣称他将“朝着同理性的自然趋势相反的方向进行”；而索绪尔关心的是语言学概念的界定与阐释、是语言学体系的严密与完整，他立志要尽自己的最大努力去揭示、清理、消除人们在语言中积藏下的种种愚昧和迷误。

二十世纪以来，索绪尔在语言学上选择的道路，不断为一些哲学家们进一步拓宽。像分析哲学和逻辑实证主义哲学的代表人物摩尔、罗素、皮尔士、戈尔纳普以及前期的维特根斯坦，纷纷为了人类语言的科学化而呼风唤雨、推波助澜。从大体上看来，二十世纪仍然是一个理性备受推崇的时代，美国学者莫尔顿·怀特（Moulton White）在五十年代编写的一部二十世纪哲学史，就把书名定为《分析的时代》，并把它献给了摩尔。

那位被人们誉为“不空想、不浮夸”的摩尔（George Edward Moore），毕生都在努力为晦涩的哲学问题制造明晰确凿的概念，为了更符合逻辑，他不得不使用一些啰嗦而别扭的语言，结果把“常识”弄得比哲学还要繁难。他自己弄得也很疲惫，甚至在睡梦中也在思考着“桌子”这一命题含义，或者，“爱情”与“家具”为什么不属于同一命题。

皮尔士（Charles Sanders Peirce）为了确证语词的普遍价值，提出以“能否翻译”为试金石。比如：“这本书是重的”，应当翻译为“假如移去了支持这本书的所有力量，这本书就会跌落下来”。在他看来一个无法翻译的名词，或者应用它的人不能提供这种翻译的名词，是没有意义的。尽管它也许能在心灵的领域激起感情唤起想象，但从科学上说来，这注定是没有意义的。

卡尔纳普（Paul Rudolf Carnap）强调“哲学是对科学的逻辑分析”，只有符合“数学的”和“逻辑的”的陈述，才是有意义的。在他看来，某些道德方面的律令和玄学方面的言语都是没有意义的。卡尔纳普也排斥艺术和诗歌的意义，认为它们虽然能够激起人的某些情绪，但并不具备真正意义上的意义，真正的意义是“认识上的意义”“科学上的意义”。

罗素（Bertrand Russell）要做的工作是希望通过最简约、最经济、最单纯的方式客观地表述世界和宇宙确定的意义，他的目标是建立“宗教真理”“科学真理”“数学真理”，常规的语言已经不能满足他的需要，他与他的老师怀特海一起着手建立一种“数理逻辑语言”，在他们的著述中，纯粹的形式关系的逻辑被奉为主宰万物的上帝。前期的维特根斯坦（Ludwig Josef Johann Wittgenstein）也曾经热衷于逻辑原子主义的分析方法，竭力寻求语词与意义之间唯一可靠的对应关系，希望用一种“纯粹”的语言清理传统哲学中的混乱。在他看来，世界是混乱的、偶然的，只有逻辑才是衡量这个世界的唯一靠得住的标尺。不过，后期的维特根斯坦就开始醒悟到这样做等于使自己“站到了滑溜溜的冰面上”，由于逻辑的过于纯粹完美反而失去了运动不可或失的摩擦力，哲学也就玩不转了。于是维特根斯坦在他哲学研究的后期又重新回到“日常语言”这块粗糙不平的地面上来。

现代语言学对两条岔道的研究，出现了这样一种局面：其中一条已经成了宽广坦直、车水马龙的大道通衢；而另一条则荒草丛生、流沙埋径、几乎被人遗忘。

从原始部落中谁也不懂的“歌谣符咒语言”，发展进化到现代科学技术中的“电子计算机语言”，应当说是得力于亚里士多德的“逻辑学”及罗素们的“数理逻辑”的。甚至还可以说，我们目前的人类所能获取的一切现代化的物质享受和一切由科学技术带来的福利条件，都和语言的这一进程有关。

然而，这条宽广大路带给人类的并不全是益处，同时它也带来某些隐患。这些隐患无疑是由这条道路方向性的偏斜造成的，而这种偏斜从伟大的亚里士多德就已经开始了。量子物理学家海森伯（Werner Heisenberg）对此曾经作出过公正的评判：

为了获得科学思考的坚实基础，亚里士多德在他的逻辑学中着重分析了语言的形式，分析了与它们的内容无关的判断和推理的形式结构。这样，他所达到的抽象和准确的程度，是希腊哲学在他之前所未曾知道的，因此他对我们思想方法的阐明和建立思想方法的秩序作出了巨大贡献。他实际上创造了科学语言的基础。

另一方面，语言的这种逻辑分析又包含了过分简化的危险。在逻辑中，注意力只集中于一些很特殊的结构、前提和推理间的无歧义的联系、推理的简单形式，而所有其他语言结构都被忽略了。这些其他的结构可以起因于词的某种意义之间的联系，例如，一个词的次要意义，只是在人们听到它时模糊地通过人们的心灵，但它却可以对一个句子的内容作出主要的贡献。每个词可以在我们内心引起许多只是半有意识的运动，这个事实能够用到语言中来表示实在的某些部分，并且甚至比用逻辑形式表达得更清楚。[1]

这位量子物理学家在他的这部著述中还讲到文学、讲到诗歌，说“诗人常常反对在语言和思考中强调逻辑形式”。为此，他还非常在行地摘引了歌德在《浮士德》中利用靡非斯特之口，对“语言结构”和“形式逻辑”的挖苦讽刺。

譬如平常的饮食

本来是一口可以吃完。

但到你研究过逻辑，

那就要分出第一！第二！第三！

海森伯的这段话是写在二十世纪的五十年代，他对这个问题的思考应当说还要靠前一些。

更早一些，哲学人类学家卡西尔也曾经指出过：我们的日常语言不仅仅是一些语义符号，而且还充满着形象和特定的情感，诉诸我们的直觉和想象，“从发生学的观点看，我们必须将人类言语具有的这一想象的和直觉的倾向视为言语的最基本和最重要的特征之一”。“那么另一方面我们就会发现，在语言的进一步发展过程中，这倾向逐渐减弱了”，“人发现了一系列科学语言，在这些科学语言中，每个术语都界定得清晰明白、毫不含糊”，“但人也为这一成果付出了惨重的代价。在接近更高一级的智力目标的同时，人的直接具体的生活经验也在不断消失，两者是成正比的。剩下的只是一个思想符号的世界，而不是一个直接经验的世界”。他的结论是：“如果我们还想保存和恢复这种直接地、直觉地把握实在的方法的话，我们就需要一种新的活动和新的努力。”[2]

令人遗憾的是，卡西尔或海森伯所讲到的人类语言中已经出现的危机，反而被这个时期里研究语言和研究文学的人们忽视了。

由亚里士多德肇始的语言研究中的简化倾向，在这条古老的岔道上越走越远，在二十世纪五十年代，终于被一批结构主义的哲学家、语言学家、美学家、文学评论家推上了顶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