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节 对外传播的话语体系
全球化进程是不同国家和地区、不种种族和群体、不同文化和价值观的遭遇。这种遭遇早就发生在文明史上，但只有在全球化时代，这种遭遇才是自觉的国家性行为。从而如何传播自己的文化和价值观，避免因误解、误会而产生矛盾和冲突，就是全球化时代的文化主题。就中国而言，强大起来之后必然会产生全球影响，也很可能与其他的文化和价值观产生矛盾和冲突，通过有效传播而化解各种明显的或潜在的误解、误会，就更为必要。在目前阶段，中国文化和价值观主要就面临与以美国为代表的西方文化和价值观的遭遇。美国政治家亨利·基辛格，就坦诚地认为中美两国价值观是不同的：“中国人的价值观在本质上是世俗的。中国人的世界是自己创造的。虽然中国人称自己的价值观具有普世意义，但仍源于本国。中国社会占统治地位的价值观源自孔子这位古代哲学家的教诲”。“中国挟其独特的传统和千年养成的优越感步入近代，亚洲的未来将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中国和美国的远见，以及两国在多大程度上认同对方的地区历史角色。美国自建国以来笃信自己的理想具有普世价值，声称自己有义务传播这些理想。这一信念常常成为美国的驱动力。中国行为的依据是其价值观的独特性，它通过文化渗透而非传教狂热来扩大影响。”[25]这里的“文化渗透”与事实不合，但中国对外部世界的影响，主要是通过文化方式进行这一点，却是正确的。
在此背景下，对外传播中国文化价值观念，有三个目标。一是让外部世界认识当代中国价值观念的客观性。中国经济社会发展取得了令世界惊叹的成绩，中国的和平崛起与中华复兴震动了世界，这一点，基本上被普遍认可，但对于当代中国的社会主义道路、理论、制度和文化，外部世界还存在不少疑虑、误解、偏见甚至反对，甚至有人认为中国是经济大国、物质大国，却没有自己独立的思想观念，也没有自己独立的价值观念。对外传播就要说明中国的发展基于中华传统价值观并在新的实践中丰富了这一传统。二是让外部世界理解中国文化。包括中国价值观念的来龙去脉、基本内涵、实践效果以及它与人类其他重要价值观的共同之处与差异之处。只有理解的，才能对话。在此基础上，进而理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道理、理论、制度与文化，一句话，就是理解中国。三是让外部世界吸收中国文化价值观念。对外传播不只是中国的需要，也是世界的需要、人类的需要。当代世界仍然以和平发展为主流，但在各个领域，都有严重的冲突、危机和不安全。经济上，世界第一的美国强推贸易与投资保护主义，质疑乃至挑战多边经贸规则，几乎是逆流而行；政治上，西方大国继续推行“文化输出”“价值观外交”，对与其制度不同的所谓威权国家蓄意抹黑、伺机干涉；安全上，美国谋求军事霸权以压制新兴大国崛起，国际恐怖主义四处蔓延，依旧猖獗；文化上，自我中心的文明冲突与种族歧视明暗交织；环境上，人类的无限物欲与地球的有限承载能力反差凸显，减缓气候变化的“集体行动”知易行难，美国特朗普政府更是为一己之私悍然退出《巴黎协定》。解决这些问题，需要全人类的共同努力。理解当代世界文化竞争的大势，我们才能对中国价值观念的对外传播有一个准确的把握。传播价值观的核心是说明中国、呈现中国：要把当代中国的发展道路、成功实践、社会制度、文化价值讲清楚，不但让外部世界认识、尊重、理解中国，也让中国文化价值在造福全人类的过程中实现其普遍意义。
中国文化有它的辉煌，历久弥新；中国文化有它的幸运，在百年变局中实现了从失败到复兴的凤凰涅槃。在其顽强的、屡挫屡进的精神生命力和历史连续性中，中国文化蕴含着人类文明最可宝贵的经验和价值。差不多一百年前，梁漱溟回忆：1918年11月7日，也即“先父六十岁生辰将届之前数日，家人原拟邀约亲友，举行祝贺。因屋宇须加修葺，乃请于先父，先父认可，即去北京城北隅一亲戚家小住；该处有湖名净业湖，其后即投水自尽。先父离家时系在早晨，在他心中早怀下自尽之念，惟家人不知耳。临行前偶从报上一段国际新闻引起闲谈，尚忆及他最后问我‘世界会好吗’？我答复说：‘我相信世界是一天一天往好里去的’。他点头说：‘能好就好啊’。从此再没见到先父。”在21世纪的今天，中国与世界都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但“世界会好吗”的问题依然时刻荡漾在我们的心头脑际。回顾历史，瞻望未来，我们有充分的自信对世界说话，我们相信中国文化价值在理想的意义上，可以也应当为世界变好做出不可取代的贡献。关键是如何对世界说话，首先是我们说什么，即我们向世界讲述一个什么样的中国故事？这需要对人类文明、对现代世界有一个清醒的客观认识和准确把握，也需要我们坚定对中国文化理性的自知和自信。其次是怎样说，即我们对传达中国文化价值的技术问题。“不学诗无以言”，古中国的传达需要学诗，今天的传达也需要学诗——这是中华民族艰难奋进、辉煌兴起的史诗。本书即围绕这两个基本议题展开。
[1][美]格雷厄姆·艾利森：《注定一战：美中能否跨越修昔底德陷阱？》（2017），陈定定、傅强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18年版，第7页。
[2][美]格雷厄姆·艾利森：《注定一战：美中能否跨越修昔底德陷阱？》（2017），陈定定、傅强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18年版，第26页。
[3]傅莹：《讲实实在在的中国故事是最有说服力的》，《参考消息》2018-03-08。
[4]刘永涛：《话语政治——符号权力和美国对外政策》，复旦大学出版社2014年版，第200-202页。
[5]习近平：《把宣传思想工作做得更好》（2013年8月19日），人民网2013-8-21。
[6]习近平：《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 着力提高国家文化软实力》，《人民日报》2014-01-01。
[7]夏金梅、杨柳缨子：《英美主流媒体对中国共产党的认知与评价》，《红旗文稿》2018年第15期。
[8]David Kline. Fear American Complacency，Not China. 《华尔街日报》2017-11-20。
[9]《觉醒的巨人》，《明镜周刊》2017-11-11。
[10]《中国，强国崛起》，巴黎《世界报》2017-10-15。
[11]参见[英]雷蒙·道森：《中国变色龙——对于欧洲中国文明观的分析》（1967），常绍民、明毅译，中华书局2006年版。
[12]郑若麟：《在西方媒体眼中，中国究竟是什么样子？》，凤凰网2017-7-7。
[13]傅莹：《讲实实在在的中国故事是最有说服力的》，《参考消息》2018-03-08。
[14]张西立：《中国话语与中国实践》，《国家行政学院学报》2017年第1期。
[15]王缉思：《世界政治的终极目标》，中信出版集团2018年版，第183页。
[16]《近代中国对西方及列强认识资料汇编》第3辑第2分册，台北“中研院”近代史研究所编印，1986年，第653页。
[17]《美政治学者：中国无法与美国比肩》，新浪财经2015年1月14日。
[18]关世杰：《中华文化国际影响力调查研究》，北京大学出版社2016年版，第277-348页。
[19]关世杰：《中华文化国际影响力调查研究》，北京大学出版社2016年版，序言第5页。
[20]关世杰：《中华文化国际影响力调查研究》，北京大学出版社2016年版，第302页。
[21][美]塞缪尔·亨廷顿：《文明的冲突与世界秩序的重建》（1996），周琪等译，新华出版社1998年版，第181-182、183页。
[22][美]格雷厄姆·艾利森：《注定一战：美中能否跨越修昔底德陷阱？》（2017），陈定定、傅强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18年版，第164页。
[23][法]托克维尔：《论美国的民主》（1835、1840），张杨译，商务印书馆2002年版，第525页。
[24]习近平在布鲁日欧洲学院的演讲（2014年4月1日），《人民日报》2014年4月2日。
[25][美]亨利·基辛格：《论中国》（2011），胡利平等译，中信出版社2014年版，第9-10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