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

本书的基础是我承担的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的结项成果。在大国崛起、东西方关系发生重大改变、全球格局出现“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背景下，“传播中国”是中国文化界的重大使命，形势不断变化，理论不断出现，问题也不断翻新。本书原来设想的理论基础是“文化多样性”。通过深入学习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论述并研究近年来中国对外传播实践，我认为应当在“文化多样性”的基础上，以建构“人类命运共同体”为本课题的主要理论基础。相对而言，“文化多样性”重在从特殊的方面，而“人类命运共同体”则需要同时从特殊与普遍两个方面，论述中国文化价值的对外传达问题。

全书分四个部分。第一部分包括第一、二章，中心是对外传达的基础理论，如“话语”是什么、“话语权力”如何构成？话语应遵循何种伦理等。20世纪西方语言学和人文社会科学中发生过一次“话语转向”，这是指从语言的结构、系统向语言的交际、运用方面的转向，即打破“语言的牢房”而把语言运用与广泛的社会生活、与具体的生活实践联系起来，话语理论因此也是一种关于权力、合法性和权威的理论。在当代话语理论中，法国的米歇尔·福柯的“话语权力”与德国的尤尔根·哈贝马斯的“话语伦理”最为重要。中国需要有自己的话语权力，这种话语权力不同其他话语的独特之处，在于它继承并转化了传统的话语伦理。中国的话语权力是与话语伦理统一的，它并不只是追求权力，也同时守护话语伦理。这是一套“德性”或“良性”的话语体系。

第二部分包括第三、四、五章，中心是话语体系的主题内容。这属于“怎样理解”中国价值观念的问题。本书所研究的对外传达，主题是确定的，这就是中国文化价值观念。对外传达，既要充分说明中国，又要让外部世界听得懂、听得进。打破西方话语垄断、增进国际社会对中国的了解认识，是对外传播的基本任务，但总体上偏于消极，我们应当从更积极的方面来考虑：在现代西方价值观之外，中国价值观念为文明人类提供了什么新鲜的经验、智慧、价值？在对外传播的实践中，我们不能过于迁就外部受众，重要的是以外部受众可以接受的方式传播我们自己的信念和实践。因此，这一部分重在从历史与现实、本土与全球的汇合中，阐释中国价值观的历史形成、内涵结构和独特贡献，确定其在当代全球竞争中的独特竞争力和普遍意义。第三章以中国经验说中国价值观，认为当代中国价值观念是悠久文明的历史结晶、近代曲折的凤凰涅槃、当代复兴的信念凝聚。第四章从全球竞争说中国价值观，包括近代西方的“中国”观、西方价值观如何影响中国和当代世界的话语竞争。第五章分析对外传播中国价值观的重点：在国家层次，“富强”何以优先于“民主”？在社会层次，从传统到当代，中国的国家与社会为什么一直是合作并存而不是相互对立。在个人层次，中国价值观是集体利益与个人权利的并重，在尊重个人权利的同时强调个人的社会责任。

第三部分包括第六、七、八章，中心是话语体系中的价值信念。这属于“为什么这样说”中国价值观念的问题。中国价值观念是中国实践的提炼，为什么要向外传播？这就是文化多样性、价值多样性问题。但在全球化时代，文化多样性面临严峻挑战，本书主要以文化产业的特性予以说明。接着，借用费孝通的观点具体地分析多样性的历史展开，各美其美：不同文化的自我肯定；美人之美：不同文化的相互欣赏；美美与共：不同文化的交往融合。在此基础上，最后描写了文化多样性的中国表达：应该在尊重文化差异的同时肯定文化包容；应该在强调文化交融的同时迎接文化冲突；应该在坚持文化交流的同时进行政治对话。多样性重在差异和特殊。传达中国文化价值，不只是要为中国价值观争得应有权力和地位，也是要实现中国价值观念中所蕴含的普遍性内容和人类性意义。“人类命运共体”理念不但是中国价值体系中的最高核心，也是“为什么”要传播中国价值观念的最终根据。文化多样性本来就蕴涵着“共同体”的理念；中国与“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关系，是一个历史演变过程。只有在中华复兴的当代，中国才真正以一个大国的身份开始全面走向世界。“人类命运共同体”是对文明人类永恒之问的中国回答，既不是西方的“普世价值”也不是古中国的“华夏中心”，而是各种文明的融会。既然中国价值观念体现了文化多样性又怀抱共同体的理想，那么我们的对外传达就理所当然地拥有一种自信的心态。这种自信当然不是盲目的自说自话或狂热的自我标榜，而是理性的自信，因为传统中国拥有现代价值观的资源，近代中国也并非只是被动挨打，更重要的是，我们传播中国价值观念的过程，同时也是以文化自觉求文化革新的过程。

第四部分包括第九、十、十一、十二章，中心是话语体系的技术问题。这属于“如何说”中国价值观念的问题。有效的传播和有感召力的话语，需要有方法、有策略、有支持系统。这就要从理论、历史的宏观层次下落到具体现实的话语传播行为。首先是方法。方法就是从说者到听者的路径，一要创造中国概念。价值观传播中国的概念很多，我们要创造与中国价值观念相匹配的中国概念。二是讲好中国故事，因为人就是说故事、听故事的动物。三是表达中国观点，概念和故事都不是为概念而概念，为故事而故事，概念和故事蕴含着中国观点，表达观点也有一定的艺术和技术。有了方法还要讲策略。话语不但要讲道理还应讲人情。人情喜真厌假，所以话语内涵应当真实，真实的内容又通过卓越的修辞说出来，这种话语一定更能成功。进而我们讲中国价值观念，必须结合全球关切来讲，否则外部听者也就没有共鸣。策略是技术性的，很可能为了追求话语权力而不守规矩，我们所说的“策略”，是介于权力与伦理之间的具体技术。传达需要媒介。我所取的是广义的“媒介”概念，把具有媒介性的“人”“事”“物”作为分析对象。“人”指一切与外部世界有交往的群体与个人，“事”即各种类型的传达行为，“物”指各类文化产品。比如中国网络文学是对外传播成功的典型，但其文化内涵不足，所以要在新的意义上重提“文以载道”——各类文化产品要有内容、有历史。有效的传达需要环境支持。一是国内的综合绩效，相当于一般所说的“硬权力”。二是依赖全球行动的支持。因为我们是对外传播，就需要中国的所有跨国行为能印证、支撑中国价值观念。三是需要人文学术的参与。无论是价值观念也好，话语体系也好，都属于文明成果和文化行为，从而对外传达必须包括人文学术的支持。

中国文化价值是人类文明的伟大成就，既有全人类的共同性，也有中国的特殊性，内容丰富深广，绝非一本书所能讨论清楚。对外传达是当代使命，也是古老问题，近代以来就一直有人在自觉地从事这一工作，一人一时同样不可能拿出完美方案。但就个人而言，我确实在这数年中尽了很大的努力。要说明的是，现在的书稿没有收入课题成果中的调研报告和量化研究，奉献给读者的，是课题成果中的理论部分。

在课题研究和书稿整理的过程中，闻媛副教授等课题组成员，陈首尔等上海交通大学文化管理专业的研究生，都有积极参与和重要贡献，我向他/她们表示感谢。

单世联
2023年10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