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节　大国地位与对外传播

中国文化赢得全球越来越多的关注，国家形象显著提升，中国价值观念开始在全球发生影响，对外话语体系建设取得成效，尤其是，习近平总书记倡导的“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理念获得越来越多的响应。

但是，我们没有理由骄傲，中国价值观的对外传播仍然任重道远。西方学术界与媒体大多仍站在维护西方“文化霸权”和国家利益的立场上，对非西方世界的文化特别是中国文化整体实力的增强，持一定的疑虑甚至防范态度。英国汉学家雷蒙·道森（Raymond Dawson）认为西方对中国的印象不断由一边转向另一边：或者是理想的王国，或者是停滞与落后的象征。中国时而被描绘为富裕的、先进的、聪明的、美好的、强大的和诚实的，时而被描绘为贫穷的、落后的、愚蠢的、丑陋的、脆弱的和狡诈的。由积极到消极，再由消极到积极，周而复始，循环往复，而其中起关键作用的是西方的国家利益和西方的文化价值观。这就是所谓“钟摆理论”[11]。一些学者欣赏、赞美中国传统文化价值，却对当代中国价值观念多有批评；他们肯定当代中国的经济成就，却对当代中国的政治、文化怀有偏见；他们期望中国接受西方价值、承担起大国应当承担的国际责任，却又担心“国强必霸”，对中国的强大又心存顾虑。一些批判西方霸权的左翼学者，也难以理解包括中国文化等非西方文化在建立新的全球文化规范中的独特价值和不可取代的贡献。如此等等，都使得他们不能客观地、真实地研究中国价值观的普遍意义。学术界如此，媒体就更易受到西方视野的束缚。2017年，旅法学者郑若麟把西方媒体对中国的认识总结为三个方面：①报道内容以负面新闻为主；②自20世纪90年代起，西方媒体对中国愈发关注；③西方媒体报道的中国是不完整的、片面的和有缺陷的[12]。西方主流媒体对中国的报道和评论，仍然有较多负面用词。如政治方面的“专制”“集权”“地区问题”等，经济方面的“旁氏经济”“公有制”“工业污染”等，社会生活方面的“人权”“动物权利”等。在定义中西方政治体制时，西方媒体惯以“民主制”来定义西方整体，以“威权制”定义中国的政治体制。

究其根源，仍是长时间以来西方对中国价值观的成见。尽管近年来英美媒体在报道中肯定了如今中国民主政治的发展和政党治理的意义，但在价值评价上，英美媒体仍然无法摆脱长久以来“西方中心论”的影响，无法跳脱出西方民主原教旨主义思想的束缚，对当代中国民主政治的发展和社会价值观的演化仍抱有偏见。他们对于中国的心态，一方面是“中国崛起论”，另一方面因中国强大而伴随的“中国威胁论”。这两种复杂的心态投射到西方媒介报道中、西方文化产品中的中国形象甚至是整个西方社会的忧虑中。例如，西方主流媒体对中国的报道，很大一部分涉及人权、涉藏、环境污染、海洋争端、食品安全问题等负面新闻。国务院新闻办每年发布《美国的人权纪录》以回应美国政府每年发布的《国别人权报告》就表明了这一点。这也就是傅莹所说：“舆论场有很强的惯性，外界多年积累形成的刻板印象不大可能短时间内彻底改变。国际上对中国仍存在诸多模糊和错误的认识，有些是基于一些人头脑中根深蒂固的地缘政治观念、冷战零和思维和意识形态偏见，有些是出于对世界权力转移的恐惧，有些则是因为中外语言文化和表达方式差异造成的理解上的偏颇。还有少数反华分子和他们背后的势力，常年靠攻击、抹黑中国谋生，大肆收集、编造和散布负面信息。近年随着中国的发展强大，美国和西方一些人极力鼓吹把中国作为首要的战略竞争对手，美国已经提出将全球战略重心从应对恐怖主义等非传统安全问题和全球性挑战向传统大国竞争重新聚焦。这些变化使中国与世界沟通的话语环境变得更加复杂，如何向世界清晰、系统地说明自己，成为中国对外传播的一项艰巨任务。”[13]

对中国的无知和偏见，体现的仍然是西方权力的专横和文化的傲慢。张西平所说：“长期以来由于国际社会中霸权主义（帝国主义）和强权政治（强权即公理）的客观存在，包括中国在内的不少发展中国家尽管早就取得了民族独立和国家主权，但并没有赢得自身应有的话语权地位，实际上处于‘失语’甚至‘挨骂’的被动境地。这其实就是当前我国话语体系建设必须清醒面对所谓‘西强我弱’的国际环境。这主要表现为二战以后尤其是冷战结束以来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凭借其经济、军事、科技等优势，把‘自由’‘民主’‘人权’等抽象价值观包装成所谓‘普世价值’，肆无忌惮地在世界范围内推行意识形态渗透和‘文化霸权’行径，妄图‘和平演变’和‘不战而胜’，给奉行社会主义道路及其核心价值观的中国在包括话语体系在内的意识形态建设上构成极大威胁和挑战。”[14]我们当然相信，随着中国的日益强盛以及对国际社会所做的巨大的贡献，西方学术界、舆论界甚至政治界也会在事实和真相面前逐步改变自己的态度、立场和用语，但是西方学术界与舆论界虽然擅长于提出新概念、开拓论域，但对中国社会和文化价值毕竟缺少真切体会和系统研究，即使是知华友华的人士，他们对中国价值观更多是评论而不是研究。这是因为他们不是当局者，更不承担传播中国的使命，他们的角色，大多是作为受众、观察者甚至是批评者。中国的事还是要中国人来办。我们不能坐等别人来讲述自己、再现中国，我们需要积极主动地对外传播，需要把我们自己的故事、声音和价值，向全球表达。

但在目前阶段，中国对外传播还存在很大不足。

一是对外传播缺少文化自觉。尽管近代以来的中国学者在中国文化研究领域成果显著，但迄今为止，还没有建构一套相对稳定的、能够阐释中国文化的普遍价值而又为非中国文化的读者所习惯接受的叙述框架。源于斯大林的“五阶段论”不能充分解释中国历史，也不大易为外国读者所接受；按朝代顺序的铺陈显然过于刻板；分门别类（如文学、哲学、宗教等）地介绍又十分细碎，所以这三种方式都不能对外提供一个清晰、完整的中国文化故事。面对漫长而丰富的中国文化，外国人很难从现有的传播中获得对中国文化内容和意义的概括性认知。缺少完整的叙事的原因，在于缺少对中国精神、中国价值的清晰认识。走出去的中国文化产品和服务量大面广，编一个猪八戒的故事是传播中国文化，演一个小品是传播中国文化，建一个川菜馆也是传播中国文化，这当然没有错，但仅仅停留在这个层次，很可能淹没了中国文化的真精神和核心价值，无法把中国文化的宝贵价值和独特风格呈现给外国受众。与此同时，我们对中国传统文化也缺少必要的反思。倡导文化复兴，鼓励发掘遗产，宣传国学知识等，都是弘扬民族优秀文化的必要举措，但必须看到中国传统文化也有许多落后的、不适合现代生活的成分，丰富的文化遗产中还有一些陈规陋习的东西。但目前有一种偏向，似乎一切传统都是值得发掘、值得继承的。这当然也妨碍了外国受众对中国文化的认同。因为缺少文化自觉以及建立在文化自觉基础上的文化自信，在对外传播中，也经常采取与国内宣传大同小异的方式，说教味很重，这就难以获得不同文化的受众的认同。一些论者在宣讲中国文化、中国成绩时，或倨傲自满，对外国、对西方流露出不屑之情；或是以争执的语气，总要证明我比你好；或是以财大为气粗的理由，庸俗浅薄。凡此种种，不但表明其自信不足，也不能把中国文化的优秀方面、把中国经验的普遍意义表达出来，实际上在起着消极作用。

二是对外传播社会性不强。面对西方文化依然占有霸权地位的现实，中国文化需要调动一切可能调动的力量，相互配合，齐头并进，形成与中国大国地位相适应的文化影响力。但目前的客观情况是，有文化传播自觉并承担这方面任务的，一是政府外派的机构、组织和人员，二是文化学术机构和高校的部分专业人士。其实，近十多年来中国走出去的人口持续增加，大量的工商企业走向国门，大量的中国居民到境外创业和谋生，2017年出境旅游者已达1.3亿人次，不管他们自觉与否，这巨量人口在国外都不同程度地代表着中国和中国文化。同时，国内还有大量的机构和个体与来华的外国人有各种接触，他们在客观上也都在以自己的方式进行文化传播或影响着文化传播。总之，在全球化的当代，文化与非文化之间的区分并不那么清晰。而且，与外国人接触最多，可以让外国人感知中国文化的，恰恰是那些非官方、非文化界的机构和人士。文化传播绝不只是政府行为与文化行为，而是普遍性的社会行为，文化传播必然是跨专业、跨领域的公共行为。如果文化传播的主体仅仅限于官方和文化界，其效果当然不会深刻广泛。由于文化从来不是抽象，它就体现在我们的日常生活与行为方式之中，所以如果企业、移民、旅游者等不能以自己合适的方式参与文化传播，客观上就会降低官方传播与专业传播的效果。少数企业在国外不受欢迎，其原因之一就在于它唯利是图，而不想承担社会和文化责任。

三是对外传播平台不足。长期以来，西方国家都占据全球信息生产、传播和技术的制高点。近年来“西强我弱”态势发生了一定变化，但整体格局并未明显改变。2016年12月，世界媒体实验室发布了2016年《世界媒体500强研究报告》，前十名媒体公司中有八家来自美国。根据国际电信联盟2016年11月发布的数据显示，在发达国家，约80%的人口用上互联网。而在发展中国家，该比例仅约为40%。在经济水平更低的欠发达国家，该比例还不到15%。在全球范围内，发达国家在信息覆盖、发布和舆论引导等方面仍然拥有优势，且掌握国际话语权，并致力于在新一轮互联网产业革命中继续保持技术优势与产业主导。

上述三个方面只是表象，根本的原因还在于我们对外传播、特别是对外传播中国价值观的意义认识不清。尽管中央早就提出“建设中国文化软权力”的战略任务，但在这个问题上，我们还是做得不够。长期以来，我们从近代中国遭遇西方的挫折中得到的教训是“落后就要挨打”“弱国无外交”等，这已经成为我们根深蒂固的情结，并因此形成一种文化悲情。不能说这没有道理。但是，正如国际政治学者王缉思所说：“其实，纵观世界历史，不难看出这一观点的片面性。”他的例子是，草莽英雄成吉思汗，一无雄厚的资产，二无先进的武器，但就凭着弓箭大刀，他不但占领中国大部，而且远征中东欧和黑海、地中海沿岸。“难道是因为那时的宋朝和诸多欧亚文明古国比蒙古帝国‘落后’，所以挨打吗？”再如日本偷袭珍珠港，本·拉登恐怖分子撞毁纽约世贸大厦，“挨打”的美国比“基地”组织和日本强大。当今世界也有许多落后、弱小的国家，它们担心的是内乱和贫穷，而不是挨打。所以“许多中国人认为，‘国力不强，就要挨打，国家富强了，谁都不敢打中国’，实则落入了弱肉强食、丛林法则的简单逻辑，忽略了政治制度优势、道德高地、社会和谐、民族团结的重要性，忽视了软权力在世界政治中的权重。”[15]进而，究竟什么是“落后”？也需要研究。1895年甲午海战中，北洋舰队号称世界第七、亚洲第一，但日本赢了；“九一八”事件发生时，东北军的实力超过日本关东军，但东北军不战而退。甲午战争后，当时的有识之士如冯桂芬、王韬、马建忠等人都指出，中国败于日本，绝非只是因为军备，也与制度、教育和文化等直接相关。时在法国的马建忠写信告诉李鸿章：“欧洲各国讲富者以护商为本，求强者以得民心为要。护商会而后赋税可加，则盖藏自足；得民心则忠爱倍切，而敌忾可期。他如学校建而智士日多，议院立而下情可达。其制造、军旅、水师诸大端，皆其末焉者也。”[16]所以，如果硬要说“落后挨打”，这个“落后”也是包括制度和各种软权力在内的综合概念。

固守“落后就要挨打”的教训和理念，导致对硬权力的追求。中国一百多年来的奋进和建设，就是为了创造一个强大的国家，现在这个目标基本达到了。但如果现在还念念不忘“落后就要挨打”，我们就不会把“软权力”真正提上日程，或者把软权力当作是硬权力的延伸和结果。更令人不安的是，与“落后就要挨打”的老观念相辅相成，在我们的舆论中，近几年又出现“财大气粗”的另一极，以为有了钱就无所不能，直到中美贸易摩擦发生后，网络上也出现了不少喊打喊杀的非理性语言。这种情结如果蔓延开来，同样不利于中国软权力的建设。对此，美国政治学者伊恩·布雷默（Ian Bremmer）的一个观点值得我们注意。布雷默认为，如果统计对本国政府感到满意的人，平均而言中国估计要比美国多。一个在40年的时间里实现了如此的经济增长的国家的存在，表明所谓人类历史终结于西方民主主义、资本主义胜利的理论存在难以解释之处。这当然是对中国的肯定，但也仅限于经济领域，布雷默同时指出，中国不会与美国比肩，“如果远眺10年之后，中国可能超越美国成为世界最大的经济大国。但中国的军事实力也只能达到美国的很小部分。中国的外交实力、技术实力、资源的生产力、软实力、文化实力等众多方面也是如此。中国大学的水平和美国相距遥远。人民平均每个人的生活水平也将处在很低水平。所以中国即使成为超级大国，最多也是只有经济规模特别突出的超级大国。”[17]中国的前途当然不会只是经济大国，但如果我们不加强软权力建设、不加强价值观建设及对外传播，布雷默的话很可能就是一个不祥的预言。

从根本上说，这两种偏执，都没有真正认识到中国价值观念的真实意义。以中国这样一个长期积贫积弱的国家，能在40年中迅速崛起，中华文化及价值观在其中发挥了重大作用；而解决中国现在面临的问题，包括对内对外两方面的压力，也还是要在软权力上下功夫。尤其是，当中国的强大引起其他国家误解、曲解时，我们更需要让外部世界了解中国的过去、现在和未来，了解中国的价值观。因此，解决目前对外传播中国的不足，关键是要真正认识到文化和价值观在引领中国发展、增进国际社会理解方面的不可或缺的作用。

大国就要有大国的样子。中华复兴绝不只是经济增长、对外经援，也包含文化复兴、价值观复兴。中华民族在复兴伟业中创造的价值观，具有全人类的价值，是中华民族可能贡献给全人类的富贵财富。所以大国使命包含着对外中国价值观念的使命。幸运的是，在加强和改进中国的对外传播方面，我们正面临着大好时机。全球话语秩序中，有相当长的时期存在着“媒介帝国主义”“文化帝国主义”，尽管有言过其实之处，但仍然反映了西方是世界文化生产的中心、西方媒介对发展中国家形成威胁的危险。但现在，国际关系的新结构、传播技术的新发展，正酝酿着全球传播秩序的变革。一方面是计算机、互联网等信息技术的应用改变了原有的时空观念，国与国之间的关系更趋密切，全球化、大数据等概念应运而生。另一方面是互联网域名管理权的移交、美国宣布退出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等，为全球传播秩序的重建提供了契机。据社交媒体研究机构We Are Social发布的“2016年数字报告”显示，亚太地区是新增网民绝对数量最多的地区，2016年新增网民2亿人，年增幅12%。西方以外的国家和地区成为新增网民分布的集中区域，他们必然会带来全球传播秩序的修正与重建。全球化是世界政治、经济及文化相互依赖、相互作用的过程，这一过程因数字技术革命而加速、而丰富。全球性话语的分析单位已不再是民族国家，而是整个世界。毫无疑问，中国将是这一全球文化工程的主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