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言

一

在一般的中国哲学史和思想史看来，清代是一个思想黯淡的时代。可我们仍然不得不面对它，近现代的学术与之有千丝万缕的联系。清代学术被认为“整理总结”了整个古典的学术形态——仿佛它本就要为古典学术画上终点，以迎接现代学术到来一般。历史不容许我们假想：如果乾嘉之后，中国没有遭遇西方的船坚炮利，没有被迫地进入近现代，清代的学术思想会发展成何种模样。

因历史不容假设，清代学术史、思想史的建构便呈现出目的论的样态。这目的论自然遮蔽了清代学术思想复杂的面相，可我们又不能说它是凭空捏造。毕竟建立近现代学科的诸大师，从清学那里学了不少的本领。

历史具有连续性。中国并不是在1840年一下子就从古典世界进入现代世界，从此冰火两重天；中国的思想和学术也不是从古典学术忽然跳入现代学术，从此古今相忘于江湖。中国近现代的文科学术，是清代的旧学与西方学科相互激荡的结果。看看现在文史哲学科里的常列书单就很清楚了。即便是哲学系，一旦涉及读中国古代的书，也少不了推荐《清人十三经注疏》和《新编诸子集成》。这两部丛书多是清学的成果，一部分是有清学传统的现代学者的成果。

梁任公的《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可谓是中国思想史学科的代表作。此书讲完明末清初之后，以“清代学者整理旧学之总成绩”四章来概括乾嘉以来的学术。“整理”二字颇为关键。清末民初大师们，从乾嘉那里学来的，主要就是整理的本领。“整理”一转手，就是“总结批判”了。

如果我们把“考据”约略等于语文学，把“义理”对应于现在的哲学，总会觉得二者充满紧张。现实中，确实也有过文献学家/考据学家与哲学家相互揶揄的桥段，哲学系和文史系相互排调的故事。出于这种分判，人们会对戴震感到困惑：考据学的伟大导师，竟然在私下里对他徒弟说，我最重要的不是考据，而是我的哲学。[1]这种看似分裂的状态，使得余英时不得不借狐狸与刺猬之说来辩护，以为戴震的考据不过是谋生和学术主流的压力，内心则向往义理之学，[2]于是戴震变成了一个“披着狐皮的刺猬”？我们大可不必如此为难戴震或者怀疑他的真诚度。考据与义理的张力，并没有看上去的那么大。

在戴震那里，考据与义理已然分家。就现代学术而言，考据对应于语文学，义理对应于哲学。哲学与语文学的分立，也是现代学术体系建立的重要特色。哲学负责思想，语文学负责“科学”地研究语言、文本，二者看似对立，实则体现了极强的分工精神和专业精神。

此种专业和分工精神，在戴震那里一转手便能对接，无怪乎适之先生对戴震竭力表彰。他认为戴震的考据是“科学”的考据，其哲学是“科学”的哲学。[3]这里的哲学与语文学并没有本质上的冲突，而是实证精神造就的双生子。[4]戴震既通考据，又善义理，只能说明他精力充沛同时擅长两个领域，并不能说明他自己在学术精神上有多么冲突或分裂。

可是学术史的叙事习惯了单线程，要对其成就分别勾勒。伟大的东原，因为兼擅这两个领域，在两个“史”的回顾中都具有很高的地位。就语文学史而言，戴震无疑是崇高的。看看他的“弟子”如段玉裁、高邮二王、阮元、焦循便知。考据学的核心技术，古音、天算、礼制，戴学皆有传人。中国现代学术的语言学、古典文献学等受其恩惠颇多。至于哲学史这条线，戴震在清代更是独步。漫长的中国哲学史叙述，到了清代中期以后突然失语，竟然找不到符合标准的大哲学家，只好把东原请出来。[5]按照余英时的叙述，东原生前迫于学术界主流，不得不装成狐狸的样子，怀着“正人心之要”的义理之宝去世。竟未想到一百多年后有许多大师表彰他的哲学思想，使其成为盛清黑暗死寂的思想天空中一颗璀璨之星。近八十年，这颗星被穿成一串，其他几颗是张载、罗钦顺、王廷相、王夫之等。另一种穿法是王夫之、黄宗羲、顾炎武、颜元等。于是休宁戴东原，与衡阳王船山一起，成为批判理学、反对专制、提倡启蒙、解放情欲，推动新思潮的代表。

集大成的必须坐在后面，可坐在后面的不一定就能集得成。船山谓之集大成，东原实则是一个开新的人。船山融冶了北宋五子以及朱子阳明，上溯孔孟。于《孟子字义疏证》，我们看到的只是对于宋明理学的批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