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
惠栋称“四世传经”，将汉学推至曾祖惠有声，实出于自己的建构。通过对比惠士奇与惠栋二人在《周易集解》上的批校“对话”，可见父子在对待汉易态度上充满张力的交流。惠栋虽以“汉学”自立，其早期学术实亦脱胎于宋易。《周易古义》区分今古文、正俗字，最直接的来源即晁说之《古周易》及吕祖谦《古易音训》；而《周易本义辩证》不仅是初步的以汉易训释补充、修订朱子《本义》之作，更是宋代恢复古易风气的延续。本书第一章即检讨惠栋与宋易的具体关系，试图不落入笼统的“学术史”论述，而是具体呈现其学如何从宋易一步步转出来。
惠栋从宋学中走出，其关键方法论在“师法”之建立。师法强调去古未远的汉代经学在先秦渊源有自，其义例应当为经学研究所效法。惠栋倡导汉学，正因为汉人有师法，而宋元说经在惠栋看来是“自得于心”。汉学固然不是学问目的，但却是必经之途。师法所传虽关乎经文训释，但不仅仅是文字、音韵、名物、典章，而更在于义例，义例则为微言与大义之寄托。此则与清代考据学绝不相同。本书第二章即一方面比较师法与宋儒道统，一方面更要讲清楚惠学与乾嘉考据学之区别。
进一步说，惠氏的“考古”实寄托了其微言与大义。其微言见于《周易述》所附《易微言》诸字目，以“元即太极”之说为根本。自元开始，至于天地位、万物育，即是赞化育之大义。于《易》而言，太极分为乾元、坤元，乾坤交通成既济，二五为中，相应为和。第三、四章即分别论述惠栋之微言与大义。“元即太极”说涉及“化育”哲学的根本，惠栋昌之，张惠言、姚配中讨论之，在近现代哲学中亦有其伏脉；“赞化育”则试图贞定人在天地之中的地位和能力。在这两章中，我们也可以看到《周易述》“其理与宋儒不异”的真实情况究竟如何。
惠栋的微言大义，最终要通过政治设计来实现。赞化育是人类（圣王）之事，即需要落实到人类的组织结构。合于天道的组织结构，一言以蔽之曰明堂大道。此为第五章的内容。《大戴礼》谓“明堂，天法也”。在明堂之道的考察中，惠栋再次向我们展现了其经学家而非考据学家的特质，以易道融摄明堂之法，将上古制度与未来理想相融摄，提出了自己的政治设想。天与人，宗教与理性，圣与凡，古代与现代的张力，再次在其明堂之学中体现出来。
惠栋的思想和学术脱胎于宋学，继而以“师法”与宋学对立，而其晚年则试图在“古学”的体系中分判和融摄宋学。这些变化，在他的手稿、抄本不断地增删中可以看出。乾隆十四年（1749），惠栋五十三岁。是年正月二十一日，他在笔记中写道：“道味满于胸中。数年乐境，唯此为最。”[19]这段话充满理学气息，所谓“道味”是何味道呢？考虑到本年他给沈彤写信提及刚写完乾坤两卦的经疏，可见“道味”之悟，实即成既济、赞化育及明堂之道。惠栋的易学著作可据此分成前后两个时期。自二十多岁开始到五十岁左右，是惠栋考订汉易、斟酌宋易，以积累潜伏的时期，又大致可分两个阶段。最初的《周易会最》《汉易考》《周易本义辩证》仍不免承接宋易的问题；而雍正十三年（1735）《周易会最》更名《周易古义》，以及《汉易考》改名《易汉学》，意味着他擎起了“汉学”之旗帜，建立了区别于“道统”的“师法”。但此时的“成既济、赞化育”之道犹未发出。五十岁以后，是他真正“以述为作”的时期，其易学著作总体可称《周易述》，又具体包括《周易述》《易例》《易微言》《易大义》《明堂大道录》《禘说》等。惠栋自弱冠治学，至临终犹不辍读书撰述，其传世手稿有多种，增删之迹实为其生命精神的写照。本书第六章即处理其主要著作的各种稿本、抄本、刻本，以期在文献上呈现出惠栋学术宗旨的变化及其思想定位。因涉及诸多细节考证，故放在最后。前五章考察惠栋思想发展时亦有时涉及相关文献问题，读者可翻到第六章相应部分查阅。
[1] 戴震说：“仆生平最大论述者，为《孟子字义疏证》一书。”
[2] 余英时：《论戴震与章学诚》，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5年，第143页。
[3] 胡适《戴东原的哲学》：“戴氏的人生观，总括一句话，只是要人用科学家求知求理的态度与方法来应付人生问题。”（《胡适文集》第7卷，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年，第279页）
[4] 胡适所表彰的戴震之学，欲接引科学。然现代科学精神与胡氏所设想的实验主义及清代的考证学仍有较大差别。故此处但云实证精神。
[5] 胡适说：“清朝的二百七十年中，只有学问，而没有哲学；只有学者，而没有哲学家。其间只有颜、李和戴震可算是有建设新哲学的野心。”（《胡适文集》第7卷，第281页）
[6] 惠栋：《周易本义辩证》，复旦大学图书馆藏抄本，翁方纲批校，第3册，第13页。
[7] 戴震好歹还被赐同进士出身，任翰林院庶吉士。
[8] 袁枚：《小仓山房文集》卷一十八，《袁枚全集新编》第6册，浙江古籍出版社2015年，第346—348页。
[9] 袁枚：《小仓山房诗集》卷三十一，《袁枚全集新编》第4册，第789页。
[10] 王引之：《王引之文集》，《高邮二王合集》，上海古籍出版社2019年，第1585页。
[11] 当然也不乏“后出转粗”的辑佚案例。
[12] 钱穆：《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商务印书馆1997年，第584页。
[13] 章太炎：《章太炎全集·检论》，上海人民出版社2014年，第491页。
[14] 杨应芹：《段著东原年谱订补》，《戴震全书》第7册，黄山书社2010年，第149页。按此书信不载于其文集中，见《昭代名人尺牍小传》。
[15] 惠栋讲明堂兴替从伏羲画卦开始，戴震、二王读到此的时候，或许会相当惊讶。
[16] 本书后面根据惠栋之说绘制了几幅示意草图，但就具体数据而言，落实到建筑上仍是困难的。
[17] 今上海图书馆藏手稿本《明堂大道录》末有江声与惠栋书札，江声誊录惠栋此书，似后来《大道录》之刊刻即出于江声抄本。详见本书第六章之分析。
[18] 陈鸿森：《江声遗文小集》，《中国经学》第4辑，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9年，第24页。
[19] 惠栋：《九曜斋笔记》，《丛书集成续编》第20册，新文丰出版公司1988年，第634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