熬过一天

1956年5月8日晚上，一个叫皮特·多哈尼克的钢铁工人从厂里面来到杜肯工厂的大门，向门卫借用他的枪。门卫后来做证说，多哈尼克“扬言要射杀（帮派头头）约翰·斯塔维奇，因为受不了他的精神折磨”。过了一会儿，多哈尼克请假了。在他出厂区的路上，他再次告诉门卫“他要杀死那个叫约翰·斯塔维奇的家伙”。门卫觉得他喝高了。一小时之后，多哈尼克再次出现在工厂大门口，这一次他是从外面回来的。再次离开后，他开着自己的小皮卡，从厂区穿过街道，手里挥舞着一支步枪。有人报警，警察逮捕了多哈尼克，发现他的枪是上了膛的。

是什么让这个工人走到了谋杀的边缘？作为被传唤的证人，多哈尼克的工友们站在他这一边。他们都同意，他们的老板，斯塔维奇，有一点“神经质”，总把生产中的问题看成工人自身的问题。他不停地催促大家，而由于工人们经常无视他的指示，他总是卷入冲突之中。“他们说，他努力催促他们尽快完成工作，一直抱怨工人们动作太慢，一次指派给他们两到三个任务，尽管他知道他们一次只能完成一个任务。”多哈尼克称，他不是这次威胁的始作俑者，尽管他承认自己使威胁升级了。这些证词使得对多哈尼克的处罚由解雇改为停职；他在10月被重新雇佣到全厂劳动力库中。〔43〕

按时、抓紧，这一直是整个现代世界中工作经验的重要部分。〔44〕但日常生活中衡量和分派时间的方式随着社会情境的不同而不同。没有哪个为工资而工作的人可以完全忽略时间，但在何种程度上、以何种方式意识到时间，则随历史情境的不同而不同。20世纪50年代后期的成本鸿沟和管理上的攻势导致了这种情况的升级。

管理层在缺乏新投资的情况下弥合成本-生产率鸿沟的计划，在于用更少的工人完成更多的工作。从工人的角度，问题的核心在于更高的劳动强度。但它的表现形式有很多：打乱排班表、干扰睡眠周期，以及将工人暴露于严酷和危险程度更高的环境之下。由于其核心环节是明确和强化工头的权力，攻势管理产生的是一种羞辱感并总是引起抵抗。有时候抵抗是个人性质的，像多哈尼克醉酒后的鲁莽威胁那样——但即便是他采取了这种个人行为，最终也依靠工友们的团结而保住了工作。但工人们有一个制造摩擦冲突的策略库。1950—1955年间，在官方的普遍罢工之外，杜肯有总数达600人的工人参与了一系列的野猫罢工(7)。这类小规模抵抗的相对成功，反过来又使冲突逐步升级。管理层1958年的一份备忘录显示，“根据过去的经验，我们知道铸造车间和库存车间的工人对人员规模的任何变化都非常敏感，因为在最后一次试图减少区域的人员规模时，我们受到了停工的威胁……所以，我们要决断，是否要甘冒停工的风险”。〔45〕

管理层也在刺探工人团结之网的薄弱环节。1957年3月，杜肯工厂管理层与工会的申诉委员会举行了一场特别会议，以解决积压的纠纷。每个地方的故事都是相似的。在打开的炉膛里，维修团队按照他们憎恶的排班表工作已经达6个月了。运铸锭的工人说他们的工作负担太重了。在开坯工厂，工人们要求缓解堆积在他们身上的工作需求。棒材厂的工人们希望扩大工人数量，“因为工作负担加重了”，还要求调整激励计划。〔46〕

整个工厂都存在由过少的工人完成过多的工作的问题，他们也表达了无数的不满：“工会的证人总是提到，当高炉的维修人员因为病假、休假等等出现临时空缺时，管理方有时故意不填补空缺，让维修团队在人手不足的情况下工作……这是一个危险的工作区域，任何时候一名维修工或者他的助手被要求单独工作，他都暴露在危险之中。”在开坯工厂的浸泡坑里，“工作负担显著增加了”，一份6月的申诉报告提到。管理层已经削减了工人规模，并同时运行38英寸和40英寸的轧机。同时，更高的生产定额意味着加热器移动的钢锭比浸泡坑设计的要大，这就要求更集中的注意力，也意味着更大的风险。〔47〕

这种收紧也有其重要的种族面向。一般被困在最糟糕岗位上的黑人工人，被裁员的时间更早，比例也更高。比如，当1957年的萧条开始时，在杜肯工厂第一批被裁掉的343人中，没有一个人在几乎全是白人的技术行业工作。黑人工人的岗位从危险性和艰苦性的角度看也是最差的，这一点与他们对削减成本的体验相互作用，一旦削减人手，其岗位的危险性和艰苦性就会加剧。〔48〕

比如，1958年，琼斯与洛林钢铁公司焦炉厂的一组黑人工人提交了一份申诉书，希望重新安排“替补工”——工人团队中多出来的一个人。如果队伍里有一个替补工的话，每个工人都可以从“酷热、蒸汽、浓烟和其他极端工作环境中”获得短暂的休息。特别是，他们可以每96分钟休息16分钟。公司的回复是，由于工厂产能开工率不足，吞吐量下降，因此不需要作间休息；工人的申诉被拒绝。然而，问题不是肌肉疲劳，而是表皮和呼吸系统抗热抗烟的问题。从人体角度来说，一个焦炉在负荷稍微偏低时是不是温度低一些或者烟气少一些，是毫无意义的，正如问火山是不是比太阳更热毫无意义一样。成为一个黑人钢铁工人意味着他的身体以更大的强度成为被损害和羞辱的对象，每小时更多的分钟、每天更多的小时。“你说地狱？这就是地狱。”焦炉厂的赫伯·爱德华兹如是说。〔49〕

在1957年夏末萧条开始的时候，关于工作安排的冲突激烈了起来。到了11月，工厂中大约一半的工人都被裁员或减少了工作时间。“由于订单疲软，”管理层向工会解释说，“有必要从12月底开始，对工厂相当多的部分进行为期两周的关停。”1958年年初，裁员情况更严重了，之后才逐步回转。迟至1959年1月——萧条开始的18个月后，官方宣布萧条结束的9个月后——杜肯工厂还有大约12%的雇员在停工中。〔50〕

由于20世纪50年代末期经济恶化，管理层变得更具进攻性，而排班表成为冲突的一个主要领域。甚至资历足够高、可以避免被裁的工人，也不大可能在轮班中不受干扰。在美国钢铁公司的欧文工厂有20年资历的丹·诺瓦克，1958年1月的排班情况如表1.1所示。

Data Source：Beth Novak，diary，January 1958；facsimile in author's possession.

对工人排班的这种打断并非个例。比如在1958年2月，在杜肯工厂的路边，管理层贴出了一张针对平炉部工人的4周的轮班表（见表1.2）。在4周的时间里，这些工人要倒3个不同的班——用钢铁厂的行话说就是“转三个弯”。〔51〕

Data Source：Memorandum of Understanding Regarding Temporary Work Schedules for Open Hearth Department and Open Hearth Assigned and Operating Maintenance，February 9，1958，box 15，folder 10，USSCDWIRDR.

轮班时间表具有重大意义。如果值夜班，工人们要么不得不与工厂外的世界不同步，要么把他们的社会世界拉入自己的异常节奏中。酷儿理论家伊丽莎白·弗里曼描述了一种她称之为“时序规范性”（chrononormativity）的现象，即与日常生活和生命历程中的主流节奏合拍。但对于钢铁工人而言，达成养家糊口者的规范生命历程，同时又意味着偏离规范的日常生活节奏。〔52〕由此，排班所产生的异步性既塑造了钢铁工人的社会归属欲望和形式，又打碎了它们。

工厂中的工作排班打乱了一个养家糊口者的社会关系。斯坦科夫斯基回忆道：“我很难适应在白天睡觉。很难适应一个不同于我朋友们的日程表的日程表，在他们要上床睡觉的时候，我起床去上班，把周二和周三或者周一和周四当成我的休息日。当广播唱片节目主持人和电视新闻播音员向其他人预告周末要到来时，我对他们感到很生气。我感到被断开、被排除，被丢到了荒凉遥远的另一端，其间的距离是金钱无法弥合的。”〔53〕然而，由于工厂的工作既是一种干扰性力量，在意识形态中又深具规范性，所以在工人阶级文化中，几乎没有认知这种时间性造就的奇怪生活形式的空间。“我的工厂工作为我提供了一个好的、稳定的生活，给了我体面的收入，让我得以结婚、养育一个家庭并拥有一个体面的生活方式。”萨拉吉回忆道，“每周的工作排班表总是一件让人忧心的事。我这周末又要上班吗？晚上12点到早上8点吗？！”轮不同的班对身体是一种折磨，相应的社会生活往最好了说也是不完善的。“直到工厂关闭后，我才注意到钢铁工人也是一种污名化的身份。我想我之前只是不愿相信它。”〔54〕

通常而言，倒班工作意味着疏离和疲惫。1956年12月10日，焦铲工约翰·巴图斯被撞见上夜班时睡觉。第二天晚上，他对工头伍德林分配给他的工作有异议。在纪律听证会上，他多次打断议程，表达了以下情况：（1）他12月10日晚上并不是在睡觉，只是刚吃过东西，在向后仰头；（2）他在8小时内被分配的活儿太多了；（3）他并没有拒绝做那些工作（伍德林先生插话说，巴图斯拒绝做指定的工作）；（4）伍德林先生总是在“欺压”（riding）他。对巴图斯而言，夜班及由此导致的吃饭、睡觉、盥洗等日常休息的不规律，对他的男子汉气概构成了威胁。“巴图斯先生憎恶接受指令的辅助工的地位，可能部分原因在于他比很多辅助工都年长，部分原因在于他曾是一名教官，已经习惯于下达指令。”〔55〕

工厂工作的异化性和疲惫性不只在于它的时间安排，也在于经常性的、不可避免的受伤和死亡。一般而言，工作环境的温度越高，危险性就越大，焦炉、高炉和平炉通常是最糟糕的。有段时间，在杜肯，高炉车间的工作人员报告说，吸入灰尘会导致他们吐血。而这种伤害远不是最坏的情形。霍华德·威克汉姆最好的朋友死在岗位上。威克汉姆记得，还有一次，他看到一个工人沉到一个钢包里进行修理，然后听到他的安全索发出声响，他就跌落在钢包的内表面，立刻被烧死了。威克汉姆还看到一次爆炸将3个同事的身体从中间劈开；他记忆中的图像是一个人体的横断面，外面是烧焦的，里面是红色的。这样的事故并不少见。绝大多数在钢铁厂工作过的人，不管待的时间长短，都提到过类似的可怕事件。例如，在麦基斯波特的国家钢管厂，每个月都能看到数百例较轻的工伤案被报告——经常一个月500例以上的受伤案，而这家工厂的工人总数也才刚刚超过4000。〔56〕

为了挨过所有这些——倒班、危险和疲惫——钢铁工人形成了他们自己的文化和仪式。“丹上晚上12点到早上8点的班——睡到下午4点，”他的妻子贝丝在日记里写道，“一个4点要去厂里的男人，要在下午两三点吃一顿大餐……半夜回到家的丈夫们坐下来另吃一顿家里做的饭，或者至少吃热过的剩菜剩饭。”对于在克莱顿上班的马丁·康纳斯和他的工友们而言，是焦炉支配了他们吃什么和不吃什么。“你能品尝的只有像浓咖啡、墨西哥咖啡或威士忌这样的刺激性食物，因为焦炉里的烟气让你失去味觉和嗅觉。但伙计们早7点上工的时候也会喝威士忌，只是为了挨过这一天。”吉姆·博兰德回忆道，上夜班的时候，“你会在早7点30分下班，然后可能喝到下午1点；回家睡觉，下午5点起床吃晚饭；然后可能再睡几个小时，晚上10点左右出去上工”。〔57〕

所有人都需要发展出惯例和仪式，以便在下班时放空自己，摆脱在上班时经历的那些事。杜肯一家酒馆的老板还记得，他每天都在向一拨又一拨的钢铁工人出售那些很贴切地被称作“锅炉制造者”的东西——一杯威士忌和一杯啤酒。“他们说威士忌能清肺，而啤酒能软化威士忌。”工人们不能立即出工厂回家，因为工厂的印迹还在他们身上——在疲惫的身体、淋血的肺和受伤的精神之中。如果说工厂的大门、时钟、铭牌和工号、工头和激励性生产率把他们变成了齿轮，那么酒馆和小酒杯就解除了这些。酒使工人重新接受洗礼，回到生命的世界。〔58〕

工人们每天都穿越一道薄膜。在薄膜的一边，他们是活的劳动者，有无法量化的需求、责任和关切；而在薄膜的另一边，他们是商品化的劳动的容器。威克汉姆回忆，他在开始轮班时来到霍姆斯特德的入口，这才想起他忘了带铭牌，上面刻着他的工号——一个工作场所的身份号码。门卫已经认识他很多年，而且也能记起他工号的数字，但就是不让他进去，导致他迟到了——这一刻让威克汉姆意识到，每天通过佩戴铭牌进入工厂，是一种精神暴力。〔59〕

从20世纪50年代后期到60年代早期，美国钢铁公司的工业工程部总是在从事它所谓“拧紧”的工作。具体而言，工业工程部保持了“100%的成本绩效目标，以及年度标准收紧2%的目标”。这个目标——没有浪费，且每年有标准的效率提升——意味着工人们有多种多样的抵制手段，这些手段并不都是集体性的或者有意识形态上的说法的。〔60〕

例如，辅助工爱德华·哈瑞斯凌晨4点15分在上夜班时进行了一次未获授权的休息，因为浸酸坑的温度太高了。他没有遵从“重新下到坑中”的指示，相反，他“诅咒了浸酸坑，然后工头邓拉普说要开除他，因为他拒绝接受工作指令还口吐污言秽语”。哈瑞斯退到洗澡间去洗澡和换衣服。“当哈瑞斯在洗澡的时候，邓拉普来到洗澡间，把哈瑞斯的考勤卡扔在了长凳上。工会称，正常程序应该是工人在办公室取走他们的考勤卡，邓拉普把卡丢在洗澡间的行为进一步加剧了本已紧张的情势。”于是，两个人开始打斗，随后，哈瑞斯通过翻跳围墙而不是经由大门逃离了工厂。考勤卡成为工头升级局势的工具，不通过大门离开工厂成为工人的反应，这些都不是偶然的：老板坚持工厂的刻板纪律机制，而工人则规避它们。〔61〕很多工人这样无视管理：喝酒、打架、在工作期间睡觉或者迟到。但这些行为能偷回来的时间很有限，而且面临被纪律处罚的风险。

喝酒、打架、磨洋工或睡觉构成了一种抵抗的形式，但这些实践都是被动的和防御性的。为了真正收回一些控制权，工人需要以集体的方式进行反抗。管理方——由于其在20世纪50年代后期寻求收紧激励性生产率、削减工人规模、加快生产速度——引发了这种反抗。1959年，杜肯工厂管理层提出了一项计划，从5月21日开始，将棒材厂的管道安装工分散到整个工厂。管道安装工是地位很高的手艺人，他们有熟练工匠的精神气质，并且在工会里很团结。“那天早上似乎一切如常，伙计们已经换上了工作服，工头也开始分派工作。大约7点15分，（工会官员）弗农·西德伯里来到车间并走进办公室，询问棒材车间的形势。管理方什么也没有公开表露。”西德伯里回到车间，管道工们在浴室举行了一次会议。“伙计们一起换了他们的衣服，并离开了车间。”

西德伯里将消息带到平炉车间，那里的工头“注意到哪里出了问题，但仍然在分派工作。他指派了4个人去压弯钢板，在那时他又问乔·德沃斯基有没有给爱弥儿·米尔指派工作。德沃斯基一动不动，工头意识到真出问题了。这时亨利·哈夫直言，他们不会接受工作指派”。野猫罢工以这种方式持续蔓延，当天，浴室会议和对工作指派的拒绝遍及整个工厂。到了下午2点，122名工人走出了工厂。那天晚上工会大堂人潮汹涌，到第二天早晨5点50分，罢工人员已经就位。〔62〕

5月22日，非法罢工人员在厂外展开工作，366名应到岗工人——约占劳动力的7%——要么没有出现，要么报到之后又走了出去。野猫罢工在维修工人中尤其激烈，管道安装工对违反作业规程的不满在这个群体中广泛散布。在非法罢工期间，管理方明目张胆地调查谁是参与者：“不反对让罢工人员知道我们在拍照。”管理者们努力辨认照片上的每一张脸。公司等了5天才下达纪律处分。因为管理者们懂得，工人们的团结是一种相互叠加强化的现象，在工作日会积累，处罚决定的签署也要遵循一种特定的时间礼节：“违纪单不应该在中午12点以前发出。这样工人们就不大有机会在整个上班时间都抱怨……违纪单应该这样传达：最严厉的处罚决定，也就是5天的和1天的停工，应该在一个班次中的最后时刻下达。”经理们知道他们正在走入深水区。那些在整个20世纪50年代只是周期性爆发的冲突，现在已经开始积累和加剧。〔6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