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 新百科全书与综合文本
通向跨文化聚点的最大困难，除了受阻于亨廷顿所谓的文明冲突，很可能还受困于现代知识论的局限性。现代知识论的科学化知识概念设定了一个尺度有限的知识空间，因而难以说明那些与历史和传统不可切分的人文知识的意义。19世纪的德国思想家群体早就开始了对现代知识生产的反思，他们发现，具有“历史性”的知识并不能还原为自然科学，就是说，现代知识论的框架不足以解释人类知识，于是需要建立关于“精神科学”（狄尔泰）或“文化科学”（李凯尔特）的知识论——这两个概念很有德国特色，大概等于人文知识。根据当代社会、政治、科学、技术的发展，我们进一步发现，现代知识论的困难不仅仅在于两种知识即自然科学与“精神科学”的分歧，更深入的问题是，现代知识论导致了存在论上的不协调状态，以科学为准的现代知识所承认的“真实世界”小于“生活世界”，更小于精神世界，因此，科学化的知识概念不足以解释实际发生的生活世界及其相应的精神世界，其结果是，失去精神解释的人类生活陷入无标准的荒谬状态，或者说，生活既然不能被真理所解释，就只好荒谬地解释。而且，当代的知识论困境并不仅仅是科学与人文之争，同时还是多种文化传统之争。生活世界是复数的，我们无法忽视多种精神所定义的复数生活世界，因此需要一种在存在论层面的知识论改革，需要开拓一个足够容纳多种文化的知识空间，使得不同知识体系的思想能够在一个大于并且包含每一个知识体系的知识空间里被解释和理解，就像“互相不理解的”有理数和无理数可以在实数概念里一起得到解释，于是使不相通的思想在更高维度中相会。可以说，在跨文化问题的深处是一个跨文化知识论问题。
跨文化知识论的发生语境和生效条件是知识间的对话和互通行为，因此跨文化知识论要讨论的问题系列不同于传统知识论。首先是两种知识论的知识主体不同，传统知识论的知识主体是作为人类整体的单称主体，即知识主体被假设为一个通用的先验主体，代表着属于全人类或匿名的一般理性概念，然而跨文化知识论的知识主体却是属于不同文化或不同知识体系的复数主体，因此，跨文化知识论的问题落实在“知识间”，而不是落实于客观的“对象”。于是，跨文化知识论并不研究传统知识论的真理和知识的逻辑条件、知识的先验条件、意识的范畴和认知定式（scheme），或者因果模型以及经验知识范式之类的知识论问题，而要处理不同知识体系之间的互通、互解和互相印证问题，简单地说，跨文化知识论并不研究“知识如何为真”的条件，而研究复数的真理如何构成整体知识。因此不难理解为什么是研究他者的人类学率先发现了跨文化问题。
跨文化知识涉及文化间的误读、解释、分歧、借鉴、模仿、移植、印证、结合、重构等问题。最经常被谈论的一个基本难题是误读（或误解），这也是解释学的基本问题之一。尽管解释学的解读对象主要是传统和历史，但其问题意识对于跨文化的相互解读同样有效。事实上，误读普遍存在而且不可避免，个人之间也会误读，何况文化之间。除了逻辑、数学和科学等可以严格定义的知识，包括哲学、历史学、文学、宗教学等在内的人文知识以及大部分社会科学的基本假设、概念、价值观和方法论都深深地内嵌于不同文化传统和历史，而文化传统无法完全转译，类似于试图去理解他人的生活时却不可能去过别人的生活。因此，误读是文化流通别无选择的给定条件，这正是令人感兴趣之处：文化交往只能在误读中进行，就是说，尽管误读是跨文化的障碍，但同时也是文化流通的道路，假如没有误读，就连文化流通也没有了。
并非所有的误读都只有负面作用，实际上误读也富于积极性，或能够形成一种“将错就错”的新道路。我愿意举出中国对西方哲学的学习和引进作为一个例子。中国所理解的西方哲学与原味的西方哲学颇有出入，甚至很难透彻理解西方哲学，因为西方哲学的问题是对西方生活的回应，其意义牵动着整个西方文化传统，而西方哲学的问题进入中国学术，就成为一种失去原生语境的无根在场，只能在中国学术和生活中重新扎根而适应他乡语境，于是在中国产生了“中国自己的”西方哲学，尽管在整体性、一致性和细节上不及原味的西方哲学，但也令人惊讶地发展出一套中国化的西方哲学概念和语言，对西方哲学形成自成一格的解释，以至于把西方哲学内化为中国当代思想的内部问题。其实不仅是西方哲学，整个西方文化都在中国成为一个内化存在。对于当代中国，西方既是一个外部问题，同时也是中国的一个内部问题。在这个意义上，中国是一个跨文化的存在。
跨文化知识论试图分析的误读、解释、分歧、借鉴、模仿、移植、印证、结合、重构等文化间问题，大多具有移花接木的性质，这不是缺点，相反，是文化的另类生长机会。我愿意将跨文化理解为试图建立新百科全书式的全域知识系统的一种努力，即想象一个作为理想概念而存在的，包含所有文化的知识体系的“新百科全书”，就像想象一个无所不包的非实体图书馆。“新百科全书”概念是我在2001年纪念法国百科全书派250年的学术会议上提出的一个设想。(8)在新百科全书的概念里，所有的知识体系都有理由和权利在场，因为每种知识体系都意味着不同的可能世界和可能生活，每一种知识体系都是其他任何知识体系的参照系，而全方位互为参照系的新百科全书将为任何一种知识体系提供最丰富的可能世界。
不难看出，新百科全书的概念是基于法国18世纪百科全书派思路的一个升级版设想。尽管英国在1742年出版了最早的百科全书，但法国在1751年出版的由狄德罗和达朗贝尔主编的百科全书更为知名，因为法国的百科全书不仅是书，而且是一个理想化的知识论概念，或者说是一个知识理论。法国百科全书派想象的百科全书试图包括“所有的”理性的和普遍的知识，这个理想显然受到当时科学兴起奠定的理性主义至高地位的影响。现在我们试图讨论的是一个未决问题：对于人类生活具有意义、有塑造力和解释力的知识并不局限于科学或科学化的知识，即“求真的知识”（knowledge of truth），同时还必须包括“命运的知识”（knowledge of fate，法文版翻译为connaissance du destin）(9)——我当时自己的译法并不准确，法文版译法也不准确，后来译为knowledge of fortune，还是不准确，难点在于，中文的命运概念含义更为笼统，在西文里没有完全对应的概念，现在看来，或许译为knowledge of uncertainty会稍微合适一些。总之，命运的知识产生不了客观性或唯一性的真理，而是对人类存在的历史性、不确定性和未来性的解释，不能表达永恒的规律，而是动态的知识，包括哲学、史学、宗教在内的所有人文知识和大部分社会科学都属于关于命运的知识。此种不确定的知识并不能理解为对事实的非理性解释或虚构，绝不是真理的反面，而是如实呈现了真理的多面性和多样性。由此而言，百科全书派的百科全书概念已经无法表达人类的多样知识体系，只是表达了启蒙时代的知识概念，所以我们需要一个跨文化的并且兼容所有知识体系的新百科全书概念。
假如新百科全书的概念是可能的，直接面对的情况是：世界上并非只有一种知识体系，也不止一种普遍有效的知识模式。这意味着，“什么知识是普遍有效的”这种启蒙理性的问题已经不够用了，同时还需要考虑“不同而同样普遍有效的各种知识体系如何共同研究世界”的跨文化知识问题。于是需要扩展真理的概念。按照启蒙理性的标准，真理概念意味着：（1）真理是关于对象的真知识；（2）真理或者是先验可证的，或者是经验可证的；（3）关于一个对象的真理是唯一为真的；（4）所有真理之间是一致的，不可能出现矛盾。这种真理概念以亚里士多德逻辑学、欧几里得几何学和牛顿力学为代表，但早已难以解释非欧几何、康托集合论、相对论和量子力学以来的科学，更不能概括基于不同的形而上假设的诸种知识体系，尤其是人文知识和社会科学。启蒙理性的标准没有错，但尺度有限，不能完全覆盖人类思想和知识。尤其对于人文知识和社会科学来说，上述的真理概念就缺乏代表性，无法解释人文知识的有效性，尤其是（3）和（4），与人文知识有着很大差距。
科学（包括自然科学、数学和逻辑）的知识主体是集体单数的抽象人，知识对象是不参与研究过程而没有发言权的被动事物，于是，科学知识就是单数抽象主体关于被动对象的单向描述（量子力学已经质疑了这个传统信念）。与此不同，人文和社会科学的知识主体却是复数的具体人，研究对象是具有主动性和互动性的他者，人文知识是复数主体之间的多向考察而构成知识互动生态圈。多向互动是人文知识的根本性质和价值所在，意味着，在理论上说，被研究的对象对研究也有发言权（除非被政治剥夺），可以不同意被描述为如此这般。重要的是，人文的知识条件决定了，复数的知识主体关于一个对象的复数知识之中显然不可能只有某种知识唯一为真而可能存在着复数真理，而且，复数真理之间也不可能达到无矛盾。以人文知识的最小模型为例，设A和B为不同的知识主体，知识对象为O，那么，关系AO和关系BO虽然构成不同，但都同样是真实发生的事实关系，于是各自会产生不同的真理，即相对于并且约束于某种特殊关系而为真的特殊真理。我喜欢的一个例子是：C对A一直很好，因此，对于A来说，“C是好人”是一个真理；同时，C对B不好，因此，对于B来说，“C是坏人”也是一个真理。这两个互相矛盾的真理同时为真，因为这两种关系及其证据同时真实存在。生活充满矛盾而且不可能没有矛盾，生活里存在着同样真实的不同证据可以作证的不同证词——但不是罗生门（罗生门只有不同证词却无证据），所以人文知识有着互相矛盾而同时为真的复数真理，就是说，在人文领域，很少有传统知识论想象的“普遍必然真理”，而有许多“特殊必然真理”。
在这里有必要区分复数真理与多元真理，两者不仅不同，而且相悖。多元真理论强调每一个知识主体都拥有知识主权，至少每一种文化都拥有知识主权，因此拥有不可共度的知识。多元真理论与其说是一种知识论，还不如说是关于知识的后现代政治观点。知识的政治性自福柯以来成为一个热门论题，严格地说源于马克思。知识与权力之间确实经常存在着福柯所揭示的共谋互动关系，但仅就与政治无涉的知识本身状态而言，多元真理论就难以成立。知识的意义不是某种主观性的特权，更不能由私人性认证，而必须是可公认的。主观性不是知识的一个证明——维特根斯坦的“反私人语言论证”早已在逻辑上摧毁了关于知识的私人论证。因此，多元真理论仅仅是一个政治理论，不是知识论，对真理概念也无说明。与之不同，复数真理的概念承诺的是真理的复数状态，但不是多元状态，意味着，复数的知识主体与知识对象之间有着互相不可替代也不可还原的特殊事实关系，这种不可替代的真实关系所产生的知识虽是特殊的，却是客观可证的，也是可共度因而可公认的，所以定义为“特殊必然真理”。复数真理呈现为多向度、多路径、多层次的“星丛”知识状态，是关于一个对象的互相增益的多方知识，而不是争权的知识。
显然，如果建立一个容纳所有知识的新百科全书概念，就必须能够容纳互相矛盾而同时为真的复数真理，同理，也必须能够容纳所有文化预设了不同假设和方法论的知识体系。新百科全书的理想虽在概念上与法国百科全书派有着继承关系，但在建构方法论上更接近莱布尼茨的“最好可能世界”概念。所谓“最好可能世界”指的是一个具有最大共可能性的可能世界，即一个容纳万物最丰富组合的可能世界。莱布尼茨相信，最好可能世界的指标是丰富性和无矛盾性，他认为这是上帝的工程，上帝从无穷多可能世界中挑选出最丰富又无矛盾的那个最好可能世界。与之相似又与之不同，新百科全书并非实在世界，而是一个知识-精神世界，其主体是复数的人或复数的文明，并非单一创造者的工程，而是一个共享的游戏，因此，新百科全书所定义的知识-精神世界恐怕永远不可能同时满足最丰富性和无矛盾性。根据哥德尔定理可知，人能够建构的任何系统都不可能同时满足最大丰富性和无矛盾性。那么，对此应该如何选择？有两条道路：其一是一神论的道路，它能够满足无矛盾性，即通过一种文明的无限扩张而最后清除所有与之不一致的文明。但一神论道路导致文明冲突，而且即使最后能够到达“历史的终结”而建立一个满足无矛盾性的知识-精神世界，也将是一个缺乏丰富性的世界。丰富性是维持一个世界活力的生态条件，失去丰富性就等于失去活力，无矛盾性也就失去意义。因此，在存在论理由上，丰富性是更基本的需要，比无矛盾性更重要。对于一个有着实质内容的知识-精神世界来说（不包括纯形式的知识），如果丰富性和无矛盾性不能两全，两害取其轻，就只能选择牺牲无矛盾性而保住丰富性。
新百科全书的世界不可能达到但可以动态地不断趋近最好可能世界的指标，这意味着，新百科全书是一个开放的成长过程，是不断重构革新的知识-精神世界。对于如何在不断重构中建构新百科全书的知识-精神世界，可以引入一种称为“综合文本”（syntext）的方法论。(10)这是我虚构的概念，设想的是一种建构知识整体性的方法论，由一个问题而触及所有问题，同时把所有问题链接为一个问题。理由是，世界是作为整体存在的，并且也是以整体在运作的，因此，知识也需要相应的整体性，否则无法理解世界。由于存在着复数的知识主体，一个事物或问题总是存在于复数关系中，因此任何一个单数关系都不足以表达一个事物或问题的在场方式；同样，每个知识学科与同一个事物或问题之间也构成不同的关系，因此，只有当复数的知识主体与事物的复数关系能够形成协作和互相印证，才能够逼近知识的整体性——当然，永远不可能达到整体知识，整体知识只是一个形而上的想象。
综合文本的方法主要包括三个维度：（1）互为参照系。即所有学科的方法论以及知识生产方式被认为具有互相参照的意义，即所有知识互为参照系，并且，所有文明的知识体系，包括其概念系统、问题框架和方法论，都具有互相参照的意义，即所有文明的知识体系互为参照系。（2）以问题为聚点。即以“问题”作为所有知识的连接点和会合点而将各个学科的知识联系起来成为网络式的无限文本，相当于以问题作为关键词来编排新百科全书，于是，新百科全书的知识世界以问题为交通枢纽而展开为无限世界。以问题作为优选聚点的理由是，无论以何种文化的基本观念（信念、价值观和形而上的假设）作为聚点，都必定因为文化差异而不可能成为普遍的聚点，与此不同，问题的在场性是普遍共有的，任何人都无法回避，或属于共同所在的世界，或属于共同所处的生活，尽管人们对同样问题有不同看法，但问题却是不同看法得以相聚的交叉路口。（3）共同对焦。对于同一个事物或问题，不同学科以及不同知识体系的分析和解释都是有效知识的其中一个焦点，那么，如果各种知识的焦点能够形成共可能（compossible）甚至叠合的焦点，就可以理解为一个具有整体意义的理论假设。综合文本的预期结果是产生一个包含复数真理而在不断演化中的知识-精神世界，于是“新百科全书”概念也期许一个具有共享性和非排他性的知识-精神世界，相当于一个知识论上的天下，或者说是一个“文化天下”。
（原载《中央社会主义学院学报》2019年第5期）
(1) 赵汀阳、阿兰·乐比雄：《一神论的影子》，王惠民译，中信出版社，2019年版，第29页。
(2) 沃格林：《以色列与启示》，《秩序与历史》卷一，霍伟岸、叶颖译，译林出版社，2010年版，第491页。
(3) 这段话的中译本与英译本略有出入，英译本是：“You must not worship the gods of the neighboring nations, for Jehovah your God who lives among you is a jealous God, and his anger may rise quickly against you and wipe you off the face of the earth.”（DEUTERONOMY, CH6, SS14-15）中译本把“嫉妒”译为“忌邪”。嫉妒他神暗示他神是竞争性的存在，而忌邪却暗示，信仰他神是信仰不存在的邪道。
(4) 沃格林：《以色列与启示》，《秩序与历史》卷一，第492页。
(5) 世界上第一个宣传部为教皇格里高利十五世所设立，称为“Sacra Congregatio de Propaganda Fide”，其宗旨称：“负责和处理每一项事关在全世界传播基督教信仰的事务。”参见Edward Bernays：Propaganda. Ig Publishing，Brooklyn，2005年版，第9页。
(6) 托马斯·谢林：《冲突的战略》，赵华等译，华夏出版社，2011年版，第51页。
(7) 托马斯·谢林：《冲突的战略》，赵华等译，华夏出版社，2011年版，第50—51页。
(8) Zhao Tingyang, “Une nouvelle encyclopedie, pourquoi, comment?”. In Alliage, No. 55-56, 2003, Paris, pp. 203-208.
(9) Ibid., p. 204.
(10) Zhao Tingyang, “Pour un syntexte.” In Alliage, No. 41-42, 2000, Paris, pp. 48-6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