序

杨立华

《朱子语类》：“康节煞有好说话，《近思录》不曾取入。近看《文鉴》编康节诗，不知怎生‘天向一中分造化，人于心上起经纶’底诗却不编入。”又：“康节其初想只是看得‘太极生两仪，两仪生四象’。心只管在那上面转，久之理透，想得一举眼便成四片。其法，四之外又有四焉。凡物才过到二之半时，便烦恼了，盖已渐趋于衰也。谓如见花方蓓蕾，则知其将盛；既开，则知其将衰；其理不过如此。谓如今日戌时，从此推上去，至未有天地之始；从此推下去，至人消物尽之时。盖理在数内，数又在理内。康节是他见得一个盛衰消长之理，故能知之。若只说他知得甚事，如欧阳叔弼定谥之类，此知康节之浅陋者也。程先生有一柬说《先天图》甚有理，可试往听他就看。观其意，甚不把当事。然自有《易》以来，只有康节说一个物事如此齐整。如扬子云《太玄》便零星补凑得可笑！若不补，又却欠四分之一；补得来，又却多四分之三。如《潜虚》之数用五，只似如今算位一般。其直一画则五也，下横一画则为六，横二画则为七，盖亦补凑之书也。”看朱子关于邵雍的种种评论，可见在北宋五子当中，邵子之学与其他四家的异趣。即使是朱子集大成式的哲学建构的努力，也无法在整体上涵纳邵子的思想。

邵雍的独特性至少体现为三个方面。首先是人格的样态。一方面，明道称康节是“振古之豪杰”；另一方面，他个人的情志当中，还是更多超然闲阔的意思。这与周、张、二程负时代之重的自我期许有很大的不同。其次是思想的渊源。邵雍受学于李之才，虽然最后形成了自己的理论体系，但终归有宋初道教思想影响的印迹。这既使邵雍哲学自然地拥有了超越学派囿限的、更为理性的立场，同时也使得他的哲学在以“自立吾理”为目标的北宋儒学复兴运动中，始终未能融入主流的趋向。第三个方面是概念的系统。哲学家的时代性，首先体现为语言的时代性。时代的语言不仅形塑物的秩序、结构人的感知，也构成了思考和表达的边界。如何通过系统的、概念的方式，将蕴涵在时代语言当中的思想和表达的潜能转变为时代哲学的现实，是哲学工作不可或缺的内涵之一。邵雍的哲学几乎穷尽了那个时代可系统化为概念的语词，由此构造出了一个极其详密的理念世界。而这一括囊万有的概念系统，从根本上讲是无法被片断性地接纳的——要么整体保留，要么干脆忽略。《近思录》不入康节语，是有更深层的原因的。

我真正开始留意邵雍的哲学，已经是2012年左右了。相关阅读和思考的心得在2013年秋季学期的“中国哲学史”课上讲授，后来收入到《宋明理学十五讲》当中。我对邵雍哲学的关注，一定程度上构成了李震这本新书的背景。

李震2009年入北京大学哲学系。从大一开始，他便有志于中国哲学的研究。2013年，李震完成本科阶段的学习，在我的指导下，直接攻读博士学位。以邵雍哲学作为博士论文的题目，是我的建议。李震思考和研究的风格绵密深细，肯下拙实繁碎的功夫，研究邵雍的文本和思想可谓相得益彰。

体用概念是解读邵雍哲学的关键。既往的中国哲学研究，往往将体用作为自明的概念，而忽视了不同哲学家赋予其中的独特内涵。李震对邵雍哲学中的体用概念做了详尽的分疏，并以此为枢纽对其易学哲学给出了新的研究和阐释。在很多方面，更新了我们对邵雍哲学的理解。作为两宋道学研究的新成果，李震的这部专著是值得向读者郑重推荐的。

2015年，李震获哈佛燕京学社的资助，赴美做为期一年半的访问研究。临行前来我办公室。当时他的邵雍研究正在最艰难的阶段：恍然间若有所得，但又茫然无入手处。我对李震说：“最重要的是，你得有学术的雄心。”这是我对李震的期许。在某种意义上，也是对新一代年轻学人的期许。

2019年12月23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