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读四

为何西方更容易形成民粹主义浪潮

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国际政治系副教授
梁雪村

民粹主义是近年来世界政治和地区研究的热点议题。这种空前热度催生了数量颇丰的学术研究与时事观察，其中大部分将以英国脱欧和特朗普当选为标志性事件的民粹主义视为一种“当代现象”。换句话说，当下探讨民粹主义的时间框架高度局限在后冷战时代，甚至是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之后。巴里·埃森格林的作品《民众的愤怒》，很大程度上打破了这种“当代史内视障”。埃森格林任教于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经济学系，是国际经济政策史这一研究领域的奠基之人，曾担任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高级政策顾问，因对1929—1933年大萧条的研究而名噪一时。^[1]

现有研究已经充分揭示，民粹主义至少部分地根源于全球化导致的分配不均和社会极化。国际市场的拓展伴随着国与国之间的残酷竞争，英国经济学家达德利·西尔斯很早便指出：在我们的时代，世界各个地区的利益不兼容已不容忽视，一个国家的问题得到解决，另一个国家的问题可能会因此加剧。不仅如此，全球资本主义秩序并不能在国家内部导致“雨露均沾”的效果，一些群体会不成比例地受益，而另一些群体则会遭受绝对的损失。^[2]例如本书中提到的，在英国的案例中，移民对现有工人的平均工资影响不大，但对工资分配有显著影响：低工资工人有所损失，而中高工资工人有所提高。尽管从整体来看，移民现象对移民本身和移民接收国都有益处，应被视为一种正面力量，但这种宏观的正效应远不足以消解移民对特定群体的冲击，尤其在这一群体也是进口竞争的主要受害者的情况下。

《民众的愤怒》总结和继承了现有的研究发现，却并不满足于对当代政治经济现象的局部观察，它系统地回顾了工业革命之后西方政治经济制度的渐次演化，集中讨论了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发展、技术进步、社会秩序改变和全球化如何催生了民粹主义的激进力量，以及民粹主义的反向压力导致了哪些制度的长期变化。相比聚焦于当代的民粹主义顽疾，作者更为关切在近现代资本主义的整个发展进程中，“为什么民粹主义的鼓动在某些时候被边缘化，而在其他时候却没有？”

首先，这种极富洞见的历史视角，为读者提供了观察民粹主义的长焦镜头，它勾勒出那些通常被认为只有在现代才发挥了决定作用的变量，像技术、贸易和移民问题。实际上，这些变量与民粹主义之间的关联并不是一个当代现象。书中提到，在1880—1890年的美国，收入最高的1%的群体，他们所占有的财富比例出现了急剧的上升，在20世纪到来之际，美国经济已经被卡内基、范德比尔特、摩根和洛克菲勒等庞大家族所主导，他们通过超大型企业所利用的新技术积累了巨大的财富，而且这些企业的运作不受反垄断法或其他监管的限制。因此，美国在冷战后出现的中产阶级收入停滞、超级阶层资产暴涨，也不应被看作特异性事件。

美国在20世纪上半叶通过复杂的内外政策调整，纠正了这种分配极化的趋势，其中涉及的多重政治力量的博弈非常值得被当代人所了解。民粹主义在这一长期的制度斗争过程中扮演了重要的角色，例如它促使了1917年美国以国家安全为由通过了《移民法案》，对进入美国的移民进行更为严苛的筛选。这一历史过程的回溯，为分析当前西方国家普遍出现的收紧移民政策的倾向，提供了良好的参照系。

其次，作者以民粹主义为线索，凭借对西方经济史的洞悉，将超长时间跨度上看似相互独立的案例成功地整合到可比较的制度分析之中，例如：“斯温暴动”、三K党、麦卡锡主义。尽管诱因是多样的，但被民粹主义深深吸引的群体，往往在经济上存在强烈的不安全感，迷恋业已逝去的生活方式，无法适应科技的进步或外部的竞争。作者认为：“针对经济变革的错位和技术工人经济地位的恶化而做出的暴力反应，远非现代社会独有的现象。”同样，为了应对这种饱含破坏力的“思乡病”，不同经济体的当权者在各个历史时期做出了种种制度层面的调整，例如：《济贫法》、美联储、工会、德国福利制度。因此，民粹主义在历史上所扮演的角色并不完全像今天大多数观察家所认为的那样完全负面。福利主义的故乡德意志，基于对民粹主义和工人革命的恐惧，出台了1871年《雇主责任法案》等系列措施，在一定时期内成功应对了全球化和迅速工业变革带来的混乱，并最终被其他国家作为范本，从中选择性地建立起各自的社会保障制度，其影响不可谓不深远。

这一历史分析的另一个重要启示是，民粹主义并不是民主的产物，民粹主义力量在民主远未成为西方世界主流政治制度之前就已经广泛存在，并呈现出阶段性爆发的态势。相反，民粹主义是民意不能有效转化为政治和社会政策的产物。马克思曾指出，当一个社会集团不能有效自主地表明自己的利益时，它经常会支持一个专制的领导人，后来这种现象经常被称为民粹主义。因此，开放的社会辩论、公正的选举以及充分的代表性能系统性地避免马克思所说的这种情况。如果公民能够有效地表明自身利益，并将其转化为政府政策，民粹主义的大规模泛滥就不容易出现。埃森格林在本书中说，精英往往了解某些阶层的利益遭到持续的侵蚀，但精英是全球化的受益者，他们经常不情愿为了应付这种糟糕局面而推动实质性的变革。例如，欧洲一体化一直是一个由技术官僚设计执行的精英项目，各国议会和公众极少有参与的机会，因此它的缺陷极容易滋生基层的民粹主义。

再次，作者在整本书中，反复呼吁将制度以及形成制度的环境作为观察的焦点。他认为，影响收入分配变化的不完全是技术、贸易和移民问题，也是制度问题。左右制度发展的因素是复杂的，例如历史经验和心理惯性，直到20世纪70年代中期，大萧条的教训还在影响着政策制定；1930年，挪威、瑞典等国家能够在国内达成旨在加强稳定的框架协议，有赖于这些国家较小的规模、开放的经济体以及同质化的社会；近年来希腊民粹主义推举出的不是英、法、意、匈那样的右翼力量，而是激进左翼联盟党，因为后者受益于希腊共产党留下的反法西斯和反独裁的牢固传统。这类分析有利于加深人们对制度如何演化、如何发挥作用这一经典社会科学问题的理解，摆脱抽象地、外科手术式地看待制度细节的思维盲区，后者常常导致有害的制度迷信。

最后，作者在这本书里讨论了相当多的前沿话题，例如基本收入计划、补贴工资和工作、对机器人征税，非常值得读者参与这些新兴方案的时代之论。在关于如何应对民粹主义挑战的问题上，作者提出限制高管薪酬、反对“居住隔离”、资助公立大学等系列措施。讨论到民粹主义的重灾区——欧盟——的未来时，作者坚决主张，当跨国溢出效应较小时，应尊重国家各自的偏好。此外，作者还特别指出，不管哪种措施的出台，从根本上都有赖于更为稳固的政治和社会团结，而这恰恰是很多西方国家当下严重缺乏的。这一点尤其需要引起后发国家的重视，尽量避免在经济增长过程中摧毁来之不易的内部团结。

未来世界各国的政治议程都将紧紧围绕全球性的开放秩序与局部地区的政治、社会需求之间的张力来展开。公民个体作为经济活动的最基本单位，是生存于具体的、特定的政治和社会环境中的，这决定了全球化所制造的全球问题无法绕开地方性的政治设定来解决。在此意义上，埃森格林的这部作品有着不可替代的价值。

参考文献

Barry Eichengreen The Populist Temptation Economic Grievance and Political Reaction in the Modern Era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18 .

Dudley Seers The Political Economy of Nationalism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83 .

Dani Rodrik The Globalization Paradox Democracy and the Future of the World Economy NewYork W. W. Norton 2011 .

Erik Grimmer - Solem The Rise of Historical Economics and Social Reform in Germany 1864-1894 Clarendon Press 2003 .

Harold D. Clark Matthew Goodwin and Paul Whiteley Brexit Why Britain Voted to Leave the European Union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17 .

William Franko and Christopher Witko The New Economic Populism How States Respond to Economic Inequality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18 .

[美]约翰·朱迪斯著：《民粹主义大爆炸：经济大衰退如何改变美国和欧洲政治》，马霖译，北京：中信出版社，2018年。

梁雪村：《民粹主义：一个欧洲问题？》，载于《欧洲研究》,2015年第6期，第42-57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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