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2章 《书话》：序

我写《书话》，开始于1945年的春天，当时抗日战争尚未结束，蛰居上海，有时披览书籍，随手作些札记。最初给我以发表的光荣的是柯灵同志主编的《万象》。不久，柯灵同志被敌宪逮捕，感谢友情的支持，我从别人口里得到他间接带出来的消息，仓皇离家。一面以“王晦庵”名义，从龙华弄到一张“居住证”，一面又在寓所附近另外找个安身的地方，独自住了下来。刚刚开始的《书话》，就这样宣告中断了。

那一阵风声很紧张。留居上海的熟人，一个个决定分头出走。我的离寓暂避，目的也是为了等关系。长夏缓缓地消逝了。到8月，日本投降，大家离沪的计划又纷纷打消。有一个时期，我因忙于别的工作，形成了与“书”无缘的局面，当然也无从“话”起。至于再次为《书话》执笔，则是出于《文汇报》编辑的敦促，他们指《万象》上的文章为例，约定每天一段，长短不拘。我于是又动起手来。其实发表的地方也不限于《文汇报》一家，先后登过《书话》的还有《联合晚报》以及杂志如《文艺复兴》《文讯》《时与文》等。不过登载数量最多、时间最长的，还是《文汇报》。计算起来，大约写了一百篇光景。后来又突然中断了。这次中断也有一个为局外人所不知道的内幕。1956年，当《读书月报》约我写《书话》的时候，我曾在《开场白》里交代过。现在就把它摘录在下面：

……有一次，我的《书话》终于碰痛了一个大特务。他在汪伪时期担任过伪中央大学的教授，在上海开过旧书铺。利用书店做他鬼鬼祟祟的工作。“八一五”以后，国民党官员“从天上飞过来，从地下钻出来”，到处“劫收”。这位“教授”兼书店老板摇身一变，居然成为红极一时的“要人”。我在《书话》里揭破了他过去的历史。他请《中央日报》总主笔来找我，要我在《书话》原地更正。否则的话，他手下有三百名全副武装的“豪客”，随时随地可以枪毙我。人要活命，这是不错的，可是人也要有能够支持自己活下去的力量。我写的既然都是事实，事实又怎么能够更正呢？主笔劝我和他当面谈谈。我想，我诚然闲得发慌，却还没有“吃讲茶”的工夫，便决定由他去。乱世人命，这一点我很懂得，只有坐以待“毙”而已。

不知道为什么他终于没有执行这个枪毙的判决。倒是《文汇报》编辑爱惜我，从此就不再来逼我写《书话》了。天下可做的事正多，我也乐得趁此放下这副担子……

《书话》在解放前就是这样结束的。解放后为《读书月报》写的也不多，大约连载了三四期，我又忙着去干别的什么了，刚开头就煞了尾。去年起重新执笔，则是登在《人民日报》的副刊版上。当时曾经公开声明，没有时间不写，有时间写一批，陆续刊出。几个月来，或断或续，一共写了二十几篇。北京出版社要我编个集子，我觉得数量太少，旧稿又大都散佚，只能就手头剪存的部分选改十几段，合成四十一篇。即使如此，它还是一个名副其实的小册子。

中国古代有以评论为主的诗话、词话、曲话，也有以文献为主，专谈藏家与版本的如《书林清话》。《书话》综合了上面这些特点，本来可以海阔天空，无所不谈。不过我目前还是着眼在“书”的本身上，偏重知识，因此材料的记录多于内容的评论，掌故的追忆多于作品的介绍。至于以后会写成什么样子，那是将来的事，不必在这里预告。说句老实话，我并没有把《书话》当作“大事业”，只是在工作余暇，抽一支烟，喝一盅茶，随手写点什么，作为调剂精神、消除疲劳的一种方式。因此我也希望读者只把它看作是一本“闲书”。当你们工作后需要休息的时候，拿来随便翻翻，如果居然能够从中看到一星有用的东西，那么，你们的任何一点收获同时也将是作者的收获。

至于文章的写法，我倒有过一些考虑。我曾竭力想把每段《书话》写成一篇独立的散文：有时是随笔，有时是札记，有时又带着一点絮语式的抒情。通过《书话》，我曾尝试过怎样从浩如烟海的材料里捕捉使人感到兴趣的东西，也曾尝试过怎样将头绪纷繁的事实用简练的几笔表达出来。我现在可以向读者坦白：我是一个和文字结了缘的人，不得不时时探索这些问题，《书话》是我的描红本，它给我以锻炼笔头的机会。十几年来，所以一直没有放下《书话》的写作，这就是唯一的秘密。艺术无止境。自然，我的尝试是失败的，这个小册子就是一个失败的标本。有什么办法呢？虽然白发偷偷地爬上两鬓，而我还在为自己的描红本感到害臊。

晦庵

1962年4月 于北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