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国学的流派

自然科学类别虽多，但是流派较少，国学则恰恰相反。国学以古籍为研究的对象，文字主要是繁体字，比较艰深，也难以避免地会有一些错漏之处。研究者不可能找寻到书籍的原作者进行质疑，只能按照自己的理解来进行解释，由于解释的不同，就产生了不同的国学流派。我们谈论国学，如果不弄明白它的派别之分，就将会产生无所适从的感觉。不过，也并非是所有的国学都讲派别，历史学类和一些较为零碎的学问是无需讲求派别的。一般来说，我们是将古今学者争辩的焦点问题作为流派划分的依据，将国学划分为经学派别、哲学派别和文学派别进行讨论的。

1.经学派别

“六经皆史也。”国学的内核是经学，近些年来的国学研究热潮，使经学成为研究的重点。学界在经学研究方面较为重视典籍和代表人物的研究，并且已经取得了较多的成果，不过对一些全局性问题的研究，目前还是处于边缘状态。如对于经学的分期和分派问题的研究，相关论述较少，但这确实是把握经学派别发展逻辑的重要依据。

在经学研究史上，经学分派的问题最早出现在汉代。东汉许慎的《五经异义》中，将今文经学和古文经学分为两大派别。魏晋时期的王学与郑学的分别，宋明时期的程朱理学和王陆心学的分别，这些都具有经学分派的意义。真正有意识地进行经学派别的区分，始于清代《四库全书》的编撰。《四库全书提要·经部·总序》将经学分为汉学和宋学两大流派，是为“两派说”。康有为将宋学、汉学视为刘歆之学的支流，将其与孔孟之学进行区分，实际上也是“两派说”。刘师培在《经学教科书·序例》中将经学分为两汉、三国至隋唐、宋元明、近代儒家四派，是为“四派说”。此外，还有将汉学、宋学、清学划分为三派的“三派说”，此说的代表人物是章太炎。相对来讲，“三派说”与经学发展的实际最为符合。周予同在《中国经史讲义》中将经学分为汉学、宋学和以梁启超为启蒙者的新史学，此种分类将史学纳入经学的派别划分，显然并不稳妥。对于经学的分期问题，周予同在《中国经史讲义》中赞同刘师培的“四期说”，《四库全书》中持有的是“六期说”，此外还有“十期说”，等等。就经学自身的发展来讲，不同时期的经学必然会具有所处时代的特征，这也是经学分派重要的依据。所以说，经学的分期和分派是统一的。

经学作为一门训释儒家典籍的学问，其发展的历史就是典籍训释的历史，无论是经学的分期也好，还是经学的分派也罢，都需要从训释历史的变化方面予以把握。基于此，我们可以将经学分为三派（期），即：（1）汉唐时期，以训释五经为主的学派，主要是从五经中寻求封建君主专制制度的理论依据，其中较具代表性的成果是孔颖达的《五经正义》。从经学分派来说，属于五经学派，包括的小派别主要有汉代的今文经学、古文经学、综合今古文的郑学、魏晋时的王学等。（2）宋明时期，以训释四书为主的学派，主要是对《大学》《中庸》《论语》《孟子》中的道德伦理、个人修养、心性、天理等进行讨论，其中较具代表性的成果是朱熹的《四书章句集注》。从经学分派来说，属于四书学派，主要包括程朱学派和陆王学派等。（3）清代，以《尔雅》《说文》为考据对象的学派，其以考证经典文字的形和声为重点，重视文字训诂方面的成就，其中较具代表性的成果是段玉裁的《说文解字注》。从经学分派来说，属于《尔雅》学派，主要包括以戴震为代表的皖派和以惠氏为代表的吴派。

总体来讲，经学派别早期是以“外王”为主，中期是以“内圣”为主，后期则是以“文字训诂”为主。值得一提的是，经学晚期派别重视文字训诂和典章制度的考证，使得音韵、史学、天文学、地理学、金石学等分科不断出现，这也是对经学性质和方向的否定。

2.哲学派别

在国学范畴中，讨论哲学的以子部为最多。经部虽然有部分内容与哲学有关，但大多数是为了其他一些目的而讨论的。例如，《易经》表面上与哲学相关，实际上是古代社会学；《论语》半为“伦理道德学”，半为哲学理论。阴阳家、纵横家、农家和杂家等，都与哲学没多大关系。而与哲学关系最大的，要数儒家和道家，其次是墨家、法家和名家。《韩非子·显学篇》认为，“儒分为八”，有所谓颜氏之儒。道家代表人物庄子记载孔子和颜回的谈论较多，由此可见，道家与儒家的渊源较深。庄子的主张是“自由”“平等”，而“自由平等”也见诸佛经。“自由”在佛经中称为“自在”。庄子《逍遥游》《齐物论》中详细阐发了“自由平等”的主张，认为“以不平平，其平也不平”。庄子的“无我”主张也与佛法有共通之处，并且与儒家“毋我”“克己复礼”也相同，就是将“小我”融入“大我”之中的意思，不过孟子和荀子并未悟及于此。

魏晋南北朝时期，社会动荡不安，所以厌世主义应运而生。儒家陈旧迂腐的言论为多数文士所厌弃。著名的“竹林七贤”就主张“非尧舜，薄汤武”。不过，七贤中只有何晏、王弼的主张含有哲学的意味，如“圣人无情”“圣人茂于人者神明，同于人者五情”等。同期的《弘明集》主要宣扬佛法，但多取佛法与老庄相互印证之处，所以比较流行。隋唐时期，社会比较安定，讲哲学理论的只有佛家，与儒家已不相容。文人才子中，研究哲学较著名的是韩愈、柳宗元和李翱。韩愈《原道》一文主要是对佛老之学的驳斥。柳宗元认为，天是无知的。李翱《复性篇》认为，“斋戒其心，未离乎情；知本无所思，则动静皆离”，这种认知与佛家相近。北宋自周敦颐开始，出现哲理的新境界，其所著《太极图说》《周子通书》的根源是佛教，但表相是儒家。“二程”（程颢、程颐）师从周敦颐，秉持“内外两忘”的见解。南宋“永嘉派”继承了“二程”之学，专论时政。朱熹主张“默坐证心，体认天理”。陆九渊与朱熹的主张相反，他认为“六经注我，我不注六经”，主张一切出于自心。陆的学说盛行于江西、浙西两地，朱的学说在福建、浙东两地较为流行。

元代，陆派名儒首推吴澄，但其见解不高；朱派名儒首推金履祥，但其立论较为平庸。明初，朱派学者宋濂博览群书，但是对于“经”“理”均无特别见解；“陆派”此期已然散漫，不成派别。明代永乐朝之后，学者在哲学理论上的研究各有成就，不同于朱陆。王阳明最初研究道家，后来随着交往名士的变化，见解也发生了较大的改变。《传习录》是王阳明的代表作，他主张“致良知”，认为要“知行合一”。吕经野的主张与朱熹相近，立言平正，当时也得到许多文人士子的信仰。清代的理学并无可论之处，较为著名的大儒是颜元和戴震。颜元主张“不骛虚声”，戴震主张“功利主义”，反对宋代“存天理，灭人欲”。

总的来说，哲学派别可以分为宋以来哲学、古代九流之学、印传佛教、欧西哲学四类。欧西哲学注重唯心理论，并不是学问。宋明之际学者的哲学理论，虽然也是口头表达，但注重知行合一的也有不少，所以与欧西哲学不同。佛教理论与九流之学并驾齐驱，均对宋明之际学者启发较多，所以说研究哲学，从宋代入手是非常适合的。

3.文学派别

刘勰在《文心雕龙》中说：“今之常言，有文有笔，以为无韵者笔也，有韵者文。”范晔在《后汉书》中说：“文患其事尽于形，情急于藻，义牵其旨，韵移其意。……手笔差易，文不拘韵故也。”由此可见，文学可分为有韵和无韵两种，有韵的称为“诗”，无韵的称为“文”。古代所说的文章，并不是专门指称文学，而是泛指“礼”“乐”。随着社会不断发展，文章所指称的范围也逐渐地缩减，最后就专指文学了。

首先，谈谈无韵文。相对于有韵文而言，这类在文学中所占的比例较重。我们一般谈论文学，指的多是集部，不包含经、史、子部。但是也有例外，如庄子《齐物论》、贾谊《过秦论》等，虽然属于子部，但依然是文学谈论的范畴。晋代的名士喜好谈论名理，“论说”这种文体就较为流行。另外，官制、仪注、刑法、乐律、书目之类的“数典之文”，与算数、工程、农事、医术、地志之类的“习艺之文”，虽然并不属于集部，但是文采斐然，也应纳入文学之中。

西汉一代，贾谊、司马迁、司马相如、扬雄和刘向等都被后世称为“文人”，但是《汉书》中并未称他们为“文人”，这主要是因为西汉所谓“文人”不是专指做文章的人，而是指学识渊博、为时人所推崇的人。东汉班彪著《王命论》、班固著《两都赋》，他们都是当时著名的文人，不过东汉经学大家郑玄的文采比这些文人都要好，却又不被称为文人，这就有些让人疑惑了。总的来说，西汉和东汉时期，文人并没有分派别，后人也没有给他们分派别。

三国时期，“三曹”的文名较高，曹操以《诏令》著称，曹丕以《典论》著称，曹植以《求自试表》著称。不过，其受到人们的普遍推崇，主要还是由于他们的诗作。陆家父子均有文名，其中陆机较著名，他开启了晋代文学的先河，文风从汉代的壮美，一变而为柔美。潘岳虽然和陆机并称为“潘陆”，但是文名始终不如陆机显著。东晋骈文较为著称，之后南北朝时期的傅亮骈体文写得特别好，但又比不上陆机舒卷自如，其后的任昉、沈约之流，以至徐、庾之流，每况愈下，文章气象不复雅淡。总的来说，南北朝时期，文人也没有分派别，有的只是更推崇哪位文学家的区别。

隋唐时期的文章，并无太多可取之处。唐初的骈散文以杨炯为代表，轻清之气尚存。中唐之后，文人模仿司马相如气象的渐多，此后，韩愈、柳宗元、刘禹锡、吕温，都以文名。四人中以韩、柳二人最喜造词，他们是主张词必己出的。唐代骈体文首推李商隐，经演变为后代的“四六体”。宋代苏轼认为，韩愈是“文起八代之衰”的，认为韩愈重振了晋汉文风。北宋文人中，以欧阳修、“三苏”、曾巩、王安石最为著名。欧阳修著有《新唐书》，以四六体著称，但是他的才气不如韩愈。明代人所称道的“唐宋八大家”，在文体上并不相类似，唐文主刚，宋文主柔。南宋文章格调特别烂俗，是科举文章的开端，这在苏东坡的文章中已稍有显露，到了明初宋濂的台阁体就完全显现出来了。宋代不以文名著称于世但是文章写得较好的，有刘敞、司马光等人。明代文坛上分为“前七子”和“后七子”，以李梦阳为代表的“前七子”厌恶“台阁体”的文章，以王世贞为代表的“后七子”自谓得秦汉文气。他们的学问文风都远远不及韩愈、苏轼等人，被后代的人称为“伪学”。归有光师承欧阳修、曾巩二人，其学问文风居于“伪体”之上，开启了桐城派的先河。在他之后，有方苞、姚鼐、刘大櫆也出自桐城，自成一派，气度精工，讲求格律，被视为文章正宗。传到顾炎武，作有《救文》一文，精工的格式规模已然确立。阳湖派以恽敬、张惠言为代表，他们原来也师从桐城派，却嫉恶桐城派，所以自成一派，但该派流传不如桐城派久远。曾国藩并不是桐城人，但由于他的声名显著，所以桐城派就将他强行归入其中。

其次，谈谈有韵文。有韵文主要就是指“诗”，其他的如“箴”“铭”“祭文”等有有韵的，也有无韵的，有韵的可归于诗，无韵的可归于文。《周礼·春官》称六诗，就是风、赋、比、兴、雅、颂。《诗经》中的《风》《雅》《颂》较为世人所称道，至战国时期，屈原、孙卿均以赋闻名，屈原的《离骚》《天问》、孙卿的《赋》《成相》，都是流传千古的名篇。后世谈到赋，大多出自屈原。汉代贾谊、司马相如、枚乘、东方朔、刘向等都脱胎于屈原、宋玉。到了汉代，汉高祖《大风歌》、项羽《垓下歌》等，可说是独创的诗。此后，西汉的《古诗十九首》成为五言诗的滥觞。汉代四言诗也有，但作诗者才气不足，流传下来的较少。东汉一代，并没有著名的诗家，较出名的如班固，在诗作方面亦无太过人之处。曹操父子的诗作承继了《古诗十九首》的风格，尤其是曹操的四言诗，独具气魄，曹丕和曹植的诗，也各有所长，同期的刘桢等人无法与他们并驾齐驱。钟嵘《诗品》中说，“三曹”诗作是“在心为志，发言为诗”，认为他们的诗作发乎性情，无字不佳。曹氏父子之后，阮籍的《咏怀诗》著称于世，《诗品》认为，阮籍的诗是“出于《离骚》”，但并不如曹植的诗酣畅淋漓。

晋初左思的《咏史》《招隐》自成一派，其文思不下于潘、陆，但由于出身较低，所以在《诗品》中被置于潘、陆之下。东晋的诗倾向于清谈，如孙绰《天台山赋》，并没有诗的气象。不过刘琨的《扶风歌》等篇确有可取之处。陶渊明的诗虽比不上古人，但依然是“隐逸诗”之首，专以写景见长，独树一帜。陶渊明之后，谢灵运、颜延之的诗作也得到世人的推崇。《诗品》认为，谢灵运的诗是“初出芙蓉”，而颜延之的诗是“镂金错彩”。此外，谢朓的诗作比较清新自然，与陶渊明不相上下。南朝梁的诗家首推沈约，他开创了律诗的先河；南朝宋的诗家首推鲍照；南朝齐的诗家首推江淹。北朝诗家已不可查考，但《木兰诗》语言高超。隋代杨素的诗作很好，与刘琨不相上下。彼时文人喜好用典故，而杨素不爱雕琢，所以能够独树一帜。唐代初年，唐太宗和魏征的诗作，上承南北朝诗风。“初唐四杰”的诗作渐渐出现律诗的气味，但那时并没有七言律诗，只有五言律诗。这个时期成就较高的是沈佺期、宋之问，他们的诗作气魄较大。唐代七言古诗作得好的，首推李白、崔颢，苍苍茫茫，无所拘忌。王维、孟浩然、张九龄等人的作品以描写风景为主，意趣平淡。杜甫的排律成就较高，他与李白并称“李杜”，是盛唐诗坛中耀眼的“双子星”。韩愈、柳宗元的诗作或归于佶屈聱牙，或归于平淡无味，远不及他们的文章作品。元稹、白居易的诗，平易近人，具有《小雅》的风味。晚唐温庭筠、李义山两家喜爱对仗，开启宋代的诗坛风气，尤其体现在“西昆体”的诗歌上。宋初，欧阳修和梅尧臣反对“西昆体”，不过欧阳修对奇异的诗句较为偏好，而梅尧臣的诗则是开了考古的源头，但是他的诗与古人的咏古诗有所不同。总体来说，宋代文人的诗作，是合“好对仗、引奇字、考据”三点而成。苏轼的诗，引入了佛典之理；王安石的诗，注重格律，但是在气象格局方面显得较为狭小。南宋陆游上乘北宋诗风，但是范成大和刘后村自有气度，显得与众不同。黄庭坚上学老杜，开场两句必是对仗，开“江西诗派”的先河。元、明、清三代的诗坛较为衰微，并没有特别出彩的诗人。王士禛、朱彝尊的诗用典过多，翁方纲则是以考据入诗，洪亮吉偏好于运用对仗的手法，更是不成为诗。诗到了清朝末年，逐渐发展成近代的白话诗，已经不讲求用韵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