楚汉相争：一道岔路口的选择题

秦二世三年（公元前207年），子婴被丞相赵高推上了王位。此刻，他祖父秦始皇建立的秦王朝已经存在了十五年。

子婴登基时，并没有像他之前两任君主那样称“皇帝”，而是改用“秦王”的称号。他这样做，是因为他接手时疆域已经大大缩水，当不起“皇帝”的称号了。

秦始皇时期，秦的疆域从西方的临洮、羌中直到东方的大海，从北方的长城直达西南的象郡。但是子婴继位时，原来的六国都已经叛乱，名义上属于子婴的，只有关中一带属于原来秦国的部分。可是这一部分也濒临失控，起义军已经来到家门口，只等着入关了。

继位46天后，刘邦兵临城下，子婴出城投降。秦灭亡。随后，起义军中最强大的一支在项羽的率领下也到来了。

项羽杀掉了子婴。起义军将领在项羽的主持下瓜分天下，各自称王。秦代统一的疆土被分给十九个诸侯王。其中，先入关的刘邦被封为汉王，接收了巴蜀和汉中之地，定都南郑；而项羽自称西楚霸王，占据梁、楚地的九个郡，定都彭城。

这就是楚汉相争的起点。四年后，汉王刘邦灭西楚霸王，建立汉王朝。

人们常常把楚汉相争当作一场普通的争霸战。在汉代以后的争霸战中，争战双方怀着同样的目的，都想获得整个国家，称帝登基。因而，人们想当然地认为，如果项羽获胜，也会像刘邦一样建立一个中央集权的国家。

但这只是一种误解。事实上，中国大一统的观念是在汉武帝时期才正式形成的。[2]在秦代灭亡之后，项羽以及大部分的军事将领并没有想要建立统一的集权国家，楚汉双方代表着两种截然不同的政治理想。在刘邦要建立大一统王朝的同时，大部分人的理想却是：废除皇帝，回到诸侯时代，由各个诸侯管理自己的国家。对于他们而言，项羽本人是一个齐桓公式的霸主，不是皇帝，对于各个诸侯王只有有限的监督权。

楚汉相争并非是谁当皇帝的争斗，而是两种选择的岔路口：一种选择类似于战国时期的诸侯模式，另一种选择则是独特的大一统王朝。

但这两种选择的力量对比从一开始就是不均衡的。秦末民变一爆发，诸侯力量就显示出了强大的生命力。人们纷纷杀死秦始皇派去的守丞，选出自己的领导人，参与复国运动。[3]

虽然首义的陈胜自称陈王，建号“张楚”，希望将反秦的力量都置于自己的控制之下，但是，诸侯力量很快就占了上风。民变不久，六国纷纷称王复国。[4]其中，齐、楚、魏、韩四王都是原来四国的王室后裔，而首先占据赵国土地称王的是陈胜的大将武臣，武臣死后，赵国贵族后裔赵歇也恢复了对赵国的控制。唯一由外人占据王位的是燕国，但燕王韩广、臧荼相继称王之后，也都不让外人插手，以维持燕国的独立地位。

在齐、楚、燕、韩、赵、魏六国之外，还有另一股势力也不容小觑，他们是掌握了军权的各将领，包括项羽、刘邦、张耳、陈馀、彭越、英布等人，这些人不属于六国宗室后裔，实力却比复国的六国还要强大。但他们中的大部分人也没有统一的理念，而是受到六国的影响，也憧憬着割据一片土地，独立称王。

在这种局面下，反秦势力中实力最强的项羽，顺应当时流行的想法，在灭亡秦朝之后，将原来的七国土地分割成十九块，分封了十九个诸侯王。其基本做法是把七国每一国的土地分成若干块，除了保留一块给六国的后裔之外，其余的悉数分封给各个功臣。只有秦国是个例外，由于暴秦是大家共同的敌人，不可能让秦王的后裔保留统治权，就由投降项羽的三个秦朝将领瓜分了原来秦国的国土。

另外，项羽、刘邦原本都是楚王的将领，楚王曾说过，谁先攻克关中（函谷关和武关以西，即统一之前秦国的土地），就让谁当关中的王。为了兑现这个约定，项羽还把秦国的汉中和四川（关中地的一部分）两地分出来，交给了刘邦；[5]而项羽本人的封地则分割自楚国。

分封后，各王并没有隶属关系，各自统治自己的领地，在内部征税，组织军队，维持内部秩序。

在项羽的政治蓝图中，他所建立的新秩序是另一个诸侯时代，而大部分获得分封的诸侯也是这么认为的。但这个蓝图中存在一个巨大的不稳定因素：当年战国时期，主要国家只有七个，还相互攻伐，战争不断。如今有十九个诸侯王，又如何保证它们能够和平相处？就算王与王之间不存在争斗，内部的争斗有时候也需要一个外部的裁判员，到底谁能担当此任？

项羽认为这个裁判就是他本人。

与其他的王不同，项羽号称“霸王”。现在人们一提起“霸王”，首先想到的是蛮横、不讲理的人，然而在古代，“霸王”一词是一种令人羡慕的称号。项羽怀念的是春秋时期的五位霸主。以最早称霸的齐桓公为例，齐国强大以后，齐桓公在中原担负起更大的责任，他要调停诸侯国之间的关系，防止他们逾矩，主持正义，扮演着类似当今世界“国际警察”的角色。当一个国家的国君承担着维持国与国之间秩序的角色时，人们尊他为“霸”。项羽自称“霸王”，就是希望与其他王区别开来，表明他担负着维持国与国之间秩序的责任。

当然，这个霸王与皇帝是完全不同的。霸王平常不干预各国内政，只是在特殊时期维持一下秩序，大部分时间里只满足于统治自己的国家；而皇帝却要做所有领土的主人，让所有人都听命于己。

那么，为什么当时的人们不想建立统一的王朝，反而纷纷盼着回到从前的诸侯国模式呢？

答案可能出乎现代人的意料：在当时的人看来，组织一个疆域广阔的超级大国是不可能的事情。

以现在的世界打比方，人们已经习惯了世界上有美国、中国、俄罗斯等众多国家，如果有人宣称要在地球上建立统一的国家，那么大部分人都会嗤之以鼻。原因很简单：这种国家以前没有出现过，在人们的印象中，组织这么大的国家，其复杂程度已经超出了人类的组织能力。

在秦代以前，整个华夏地区就是一个小型的地球，人们早已习惯了各诸侯国的存在。对于他们而言，这种分立的状态只不过被秦始皇中断了十五年而已，而这十五年又是不成功的。因为即便是秦始皇，也无法长期维持稳定，还让人们的生活越过越糟糕，大家都在盼着它分崩离析。

与后世认定秦代是大一统中央集权国家的起点不同，秦亡的几年内，人们反思的却是秦的建立是一种不切实际的狂妄尝试，它的失败是注定的。

如今回望，当时集权国家不仅在中国要注定失败，哪怕放眼全世界，秦代以前都很难找到一个如此庞大的中央集权制国家。

人们往往被古埃及辉煌灿烂的文明所迷惑，以为那是一个古代的大帝国。其实，在大部分时间里，古埃及法老的统治只局限在尼罗河两侧几千米到十几千米宽的河岸上，管辖范围远小于战国时期的一个诸侯国。

古代美索不达米亚的文明古国也只局限在两河流域的狭小平原里，在沙漠和沼泽之间，面积只有1.5万平方千米，小于古埃及。

公元前15—前11世纪，是古埃及的新王国时期，处于和赫梯帝国（位于今土耳其）争霸的时代。在此期间，古埃及领土大大扩张，终于超出了狭小的尼罗河河谷。但不管是古埃及还是赫梯，都没有建立起真正的中央集权帝国。古埃及在尼罗河河谷之外、位于中东地区的领地大都是靠间接统治来维持的，这些地区有自己的国王，只是名义上服从于古埃及。这与真正的中央集权制——由皇帝派遣官员治理是完全不同的。

秦代之前的西方世界，只有两次建立庞大帝国的尝试。第一次是波斯的阿契美尼德王朝（公元前550—前330年），也称波斯第一帝国。这也是人类第一次尝试建立横跨亚非欧三洲的统一政权。第二次尝试则是马其顿人亚历山大大帝（公元前356—前323年）建立的帝国。

波斯帝国是最接近中央集权制的国家。并不让人意外的是，虽然波斯本部实行严格的中央集权制，但是，当波斯王的征服带来更多的土地时，他们也很难在被征服的土地上推行同样的集权官僚制度，只能因地制宜，派遣总督，或者听任当地统治者继续管理。[6]

这仍然是一种集权制和封建制的混合制度，一个强大的核心带着众多松散的外围区域。政权的兴衰取决于本部国王的能力，甚至取决于一场战争的胜负，当本部军队被消灭，外围区域立刻脱离核心。

当亚历山大大帝的步兵方阵横扫波斯时，帝国无力抵抗，走向灭亡。但取代波斯的亚历山大帝国表现得更加不稳定。它是一种军事征服的产物，甚至在还没有建立固定的制度时，就垮台消失了。

从西方的例子也可以看出，秦代之前，整个世界范围内没有人能够建立稳定、制度统一的集权官僚制国家，几次尝试要么很快失败，要么仍然是松散的拼图模式。

那么，为什么几大帝国在创建大一统的中央集权国家时失败了呢？

答案是，要建立统一的国家，需要经历两个步骤：第一步，用军队进行武力征服；第二步，用文官进行政治征服，建立统一的制度。不管是波斯帝国还是亚历山大帝国，都是完成了军事征服，却无法完成政治征服。

在军事征服的过程中，获胜者往往是那些能够调动一切财政资源为战争服务的一方；而在政治征服时，又要调动主要资源服务于政治和民生，建立制度，发展经济，使人们在新的框架下安居乐业，不再想着回到过去的制度。

但是，如何从军事征服转向政治征服，很难把握。军事征服刚结束时，由于惯性，大量的军队仍然存在于四方，他们的利益不容忽视，如果迅速把财政权从他们手中移开，会造成军队的不稳定；如果继续让军队掌握过多的资源，又无法建立后续的政治结构，最终会造成资源分配上的严重失衡。于是，依靠军事打下来的帝国，又在军人的纷争或者财政危机中分崩离析。

在秦代，这个问题同样是它迅速崩溃的主要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