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武帝：不可避免的财政扩张

西汉后元三年（公元前141年），汉景帝去世，十六岁的皇太子刘彻即位。

新帝即位时，汉室江山已经存在了六十五年，随着天下太平和经济的发展，秦时的战乱已经成为过去。在汉代，由于文字并不普及，加之人们的寿命也比现代短，因此当时的社会比现代更容易遗忘历史，六十多年前的事情已经过于遥远，活着的人们早已习惯了大一统时代的生活。他们悠然自得，工作、缴税、享受，并认为自己处于最好的时代。

然而，事情在向着对民间经济不利的方向发展。

随着人们对于贫穷状态的遗忘和对汉家威仪的推崇，一个崛起的时代到来了。在这个时代不需要谨小慎微的节俭，而需要集中精力办大事的豪迈。这也是财政扩张的时代，此时的皇帝不懂得没钱的艰辛，只体会到了花钱的爽快。

这也是《史记》作者司马迁生活的时代。在二十四史中，大多数朝代的历史都由后朝人撰写，作者们不会因为写出了前朝统治者的恶而受到迫害。只有《史记》是个例外，司马迁将历史一直写到了他生活的年代，并且秉笔直书，丝毫不顾及皇帝的情面和本人的安危。

然而，人们无法通过《史记》的《孝武本纪》来了解汉武帝其人其事，只能通过其他章节间接地分析。如果翻开《孝武本纪》，会发现这一卷只是拼凑出来的。也就是说，司马迁的原始文本已经佚失了，如今我们看到的文本，是由一位叫作褚少孙的人补写的，后者大段大段地抄袭了《史记》的《封禅书》。[2]

司马迁的文本之所以佚失，其原因不言自明：这位态度严谨的史学家流露出对汉武帝政策的批评，尤其在直接描写汉武帝的本纪中，其立场和态度绝对无法见容于汉武帝和后世的皇帝。如果要让《史记》流传，则必定不能保留这一卷。

但我们可以猜测，司马迁会在这一卷里写些什么内容：[3]在汉武帝一代，扩建的宫室、复杂的礼仪已经逐渐成为常态，董仲舒等大臣们开始神化皇帝，用现代人看起来是胡言乱语的神秘语言将儒家变成了儒教，而战争更是使中央王朝的财政问题显露无遗。

在带有自由色彩的思想的司马迁看来，汉王朝已经过于庞大，从民间收了过多的税，花了太多的钱，却没有带来好结果。

当汉武帝政策带来的破坏性显露无遗时，人们感叹汉武帝与前几位皇帝差别竟如此之大。在他们看来，如果不是汉武帝，另一个皇帝或许会采取完全不同的做法，继续文景时期的政策，让汉初的盛世一直延续下去，直到永久。

但如果仔细研究，就会发现其实汉武帝的做法并不令人感到奇怪。因为现代的人们已经逐渐明白，大一统中央集权王朝的死穴，就在于不可避免的财政扩张。

在中央王朝建立之后，随着经济的恢复和发展，这个死穴逐渐暴露出来：无论皇帝如何小心翼翼，中央王朝的财政扩张最终都会摧毁健康的民间经济。不管中央王朝前期的经济表现有多好，其制度也总是在慢慢地变坏，直到崩溃。无论何人想把时间停下，维持在王朝前期，都是办不到的。

之所以这样，还是集权制度本身的问题。

汉高祖开创的王朝的确给中国带来了无数的好处，将如此众多的人口集中在一个政权下，创造了一个全国性的大市场，经济规模达到了空前的程度。但是，人们在享受这些优点时，却没有看到官僚集团的悄然膨胀，[4]后者如同癌细胞一样扩散，直到经济吃不消，养不起官僚集团。

从汉文帝始，由于缺乏收入，皇帝开始买卖爵位。汉景帝削藩后，更是将中央直属官僚系统铺向深层。当全国性的官僚网络建立起来，由于整个官僚系统受到的监督是很有限的，这个阶层就变得越来越臃肿。

虽然皇帝在官僚层面设立了严格的监察制度，[5]以防止官员滥权，但是官僚集团作为一个整体，没有外部力量能够监督它。占全国人口绝大多数的农民没有任何监督的能力，他们唯一的方法，就是实在受不了了就造反。除此之外，没有任何手段去制衡政府。

每一级官僚所耗费的资源都越来越多。以位于官僚集团最顶层的皇室为例。《汉书·外戚传》记载，汉初，皇室消耗占比很小：汉高祖、汉文帝、汉景帝时期，宫女人数极少，后宫也极为简单，除了皇后之外，只有美人、良人、八子、七子、长使、少使等少数等级。然而，到了汉武帝时期，又增加了婕妤、娥、容华、充依等级别。汉元帝时，又增加了昭仪等级别，形成了十四等的后宫制度。

后宫的俸禄等级已经相当于一个缩小版的官僚集团。昭仪的俸禄与丞相、诸侯王相同，婕妤的与上卿、列侯相同，娥与中二千石、关内侯相同。级别一直排下去，直到最末一级也有百石的俸禄。

当后宫的人数达到数千人，养活这个后宫就要耗费大量的物资。而除了皇帝之外，各地的诸侯王、官员也都要维持愈加庞大的排场，俸禄消耗呈几何级数增长。

王朝初期，经济处于快速恢复期，经济增长的速度还能高于官僚集团的膨胀速度，这时，民间的收入就会增加，人们的日子还好过些。但是，到了盛世末年，经济增长速度减缓时，官僚的膨胀速度却正处于高峰时期，超过了经济增长的速度。

经济减速时，官僚集团的膨胀速度却无法降下来，甚至反而会加速膨胀。因为经济不好，民间的日子不好过，吃空饷的人更不想离开官僚集团的庇护，更多的人想挤到庞大的官僚队伍里来。

这时的吏治也最败坏，官员们不是想着政绩，而是想着如何讨好上级和皇帝。皇帝有什么喜好，官僚们都会争相满足。皇帝喜欢打仗，大家立即发动战争；皇帝沉迷声色犬马，下面就会送上不计其数的女人。这些铺张浪费进一步掏空中央王朝的财政，并将成本转嫁给民间，导致民间经济更快地陷入枯竭。

这个时候就会产生财政猛然扩张、经济猛然失速的情况，社会问题频频发生。王朝迅速由盛转衰。

所以，官僚集团引起的财政扩张，对于任何一个朝代都是无法解决的问题。到最后，这个问题会越积越大，埋下灭亡的种子。王朝前期表现得再美好，到了后期还是要面对民生凋敝的无奈结局。

具体到汉武帝时期，官僚集团引发的战争问题导致财政失衡，财政失衡又逼迫皇帝开办官营产业、垄断资源。而政府具体参与经济之后，又需要大量管理经济的官员，官僚系统一下子膨胀了数倍，成为民间经济的巨大负担。

在大一统国家，无论是汉，还是后来的唐宋元明清，战争成本都是历代集权政府承受不起的重担。战争时期，政府的花费数倍、数十倍于和平时期，政府的财政骤然恶化。

在本书的引子里，已经谈到了战争带来的巨大直接成本。但除了直接花费（养兵、抚恤金、养战俘、收买敌人）之外，更加难以估算的是间接的战争成本，比如物资转运和战备消耗。

西汉时期的产粮区主要集中于华北、川蜀，以及长江—淮河地带。在非战争时期，地方政府收了税，把税粮从地方运往首都长安，供皇帝和中央政府使用。由于古代缺乏完善的道路系统和交通工具，运输税粮要耗费大量的人力和物力，就算是富裕的中央王朝也感到很吃力。

战争期间，皇帝除了调兵之外，还需要把军粮再运往战争地带，而战争地带往往处于无法自给自足的边境地区。王朝再强大，也无法仅仅依靠政府的力量做到这一点。

除了物资转运，战备消耗是另一个死穴。这里仅举《史记·平准书》记载的汉匈开战后，汉政府修筑朔方城的例子，来说明战备消耗之大。

朔方城位于河套地区，在西安的正北方，与匈奴直接对峙。汉武帝时期，该城由苏武的父亲苏建率领十万人建造。[6]在前机械化时代，修筑城池是一项巨大的工程，而在人口不足的地方修城就更为麻烦。为了修筑朔方这样一座边防城市，汉政府需要从内地调动十万人到塞外边关去劳动，为供应这十万人的口粮，又需要极强的物资运载能力。整体耗费高达数十亿至上百亿钱，相当于汉王朝一年的财政收入，更是远远超过整个中央政府官员一年的俸禄总和。

朔方城只不过是一个典型的代表。除了朔方之外，在东南、西南、朝鲜等地都有大规模的战备调动，同样消耗着大量的财政收入。

最终，战争会把健康的财政彻底拖垮，中央王朝不得不依靠临时性的举措过日子。

但是，战争又是不可避免的。一旦集权国家经济恢复，就会有人鼓吹战争，第一次、第二次的时候，人们只把这种鼓吹当作疯子的言论，但是第十次、第一百次的时候，这种言论就能够打动执政者，并通过政权的力量传播开来，让整个社会变得狼性十足，从而开始疯狂的冒险。冒险过后能够及时收手还好，如果过了能够回头的临界点，就必然采取财政上的一系列集权措施，最终导致财政的崩塌。

经过一辈子的战争，汉武帝在晚年有了另一次反思。[7]征和四年（公元前89年），桑弘羊等人又提议汉武帝继续花钱，以轮台为中心建立军事基地。然而这一次，汉武帝经过深思熟虑后拒绝了。他发了一道长长的诏书，详细讨论之前发兵的得与失，得出结论：在轮台兴军务是一项划不来的举动。《汉书·西域传》记载，他终于认识到“当今务在禁苛暴，止擅赋，力本农，修马复令，以补缺，毋乏武备而已”。

在忏悔两年之后，汉武帝去世。他在位期间，王朝财政得以无限制地扩张，汉武帝也终于将中央王朝建设成两千年的样板。

这个样板具有如下特征。

首先，王朝农业税的税率不高。汉代采取1/30的税额，而其他朝代税额最轻时是1/10或者1/15。对农业采取低税率，除了所谓的重农情结之外，更重要的原因是中国古代的粮食产量长期维持在低水平，如果税收过高，农民就无法留够活命的粮食。除非是在战争的特殊时期，王朝为了稳定的需要，一般不会对农业加税，甚至不时有减税的措施出台。

其次，农业税税率低，并不意味着农民税收负担低。在降低农业税的同时，政府采取了更灵活的方式，从其他方面获得财政收入。这些收入包括垄断工业收入、关市收入，垄断流通领域的收入、铸币产生的铸币税、财产收入等。这些收入最终都会转嫁到百姓头上。

这些税虽然沉重，却是隐性的。虽然在大部分情况下，农民不需要直接缴税，但是政府通过较高的工业品价格，或者利用铸币权，神不知鬼不觉地就从农民手中把财富抽走了。这种做法隐蔽、高效、来钱快。这也是“民不益赋而天下用饶”[8]的秘密所在。

在西汉时期，百姓缴纳的正规税赋最高时达到40亿钱，而皇室的财政收入却达83亿钱。[9]也就是说，在整个财政盘子（包括皇室收入和政府财政）里，皇帝通过官营产业、垄断经营等方式获得了占总财政一半以上的收入。汉朝时期，农业占国民经济的九成以上，而工商业占比不到一成，却承担了总财政一半以上的负担。可见，皇帝通过官营产业对经济压榨到了何种程度。

这种压榨也导致了另一个问题：古代中国的工商业在重负下始终无法得到完全的发展。不仅是汉代，在古代中国任何朝代都存在同样的税赋问题。这或许是古代中国无法摆脱农业社会的原因所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