争权的政治，结块的社会

从汉代起，古代中国历史上任何一个大一统政权的结构，都不是铁板一块，而是中央和地方争权的双重治理结构。除了中央政府这个层级之外，还有许多条条块块的诸侯。每一个郡、每一个县，都有独断权力，他们的利益和中央是不一致的，甚至是背道而驰的。

所以，从名义上讲，中央领导地方，并负责地方官员的任命，但实际上，地方官员只要能把中央政府糊弄过去，不影响仕途，私下里干事的空间就大得超乎想象。

由于双重争权的存在，中央政府即便想进行实质性的改革，条文到了地方这一层级，也被化解掉了。地方政府只选择有利的条款执行，而把对自己不利的条款过滤掉。

中央政府有心放权给社会，但它放出的权力却被地方政府接走了，社会一无所获，如果中央政府试图收走地方政府的权力，地方政府就会把损失转嫁给民间。

新的执政者上台时，这种现象已经到了临界点；再加上许多地方官员认为新执政者上台还没有完全掌握权力，这是大肆扩张的好机会。

只有当每个官员都突然意识到：哪怕自己再强势，也只不过是站在岌岌可危的高杆上，随时会跌落。他们才会变得小心翼翼，不敢再像以前那样胡作非为。只有这时，中央政府的改革才有可能推进。

汉宣帝也曾经做出过类似的努力，但汉宣帝死后，汉代却并没有走出中央和地方争权的困局，甚至出现了新的失衡。而社会上，贫富分化问题也愈加严重，贫者愈贫，富者愈富。

秦代结束了战国的局面之后，中国社会进入一个重塑期。汉代建立时，已经没有传统的富翁和贵族，而是进入了普遍的贫穷。加上秦汉王朝都特别注意防止旧势力再起，将以前的豪门贵族都迁到首都去定居，进一步限制了富裕阶层的力量。

但随着王朝的复兴、财富的积聚，大的富豪很快又出现了。[34]

比如，四川地区依靠冶铁发财的就有卓氏和郑氏。汉武帝的理财能手之一孔仅出自南阳孔氏，而南阳孔氏直到三国两晋时期仍然发达。鲁地曹县的丙氏（冶铁）、齐地的刀氏（煮盐和贸易）、周地的师氏（贸易）、宣曲的任氏（粮食贸易）、边塞的桥氏（马匹贸易）、关中的无盐氏（金融）、田氏、栗氏、杜氏，等等，其财势都闻名于世。

这些商人有一个共同点：最初大都是依靠机遇和头脑起家，更善于发现新的贸易机会，并坚决地投身其中，成为社会的佼佼者。而他们所从事的行业也大都是最先进的部门，依靠资源的稀缺性和规模优势脱颖而出。

然而不幸的是，西汉的大商人也和后世的商人一样，他们在富裕之后，立即和权力黏在一起。他们从事的工商业成为皇帝觊觎的对象，汉武帝出于扩大财政收入的目的，由官府垄断资源。这些人要么被皇权淘汰，要么投靠皇权，个人的选择余地并不大。

而出于管理的需要，汉武帝也必须依靠一批有经验的大商人帮助他建立官营体系。于是这些商人立即变成政府的座上宾。当汉武帝把地方官的财政贡献当作指标来考核时，这些人在地方官眼里也变得不可或缺。[35]

在西汉政府建立时的限权设计中，只考虑了对军队、官员的限制，防止他们对皇权产生冲击。但皇帝很少过问官员和商人的勾结，只要皇权稳定，这些勾结行为就是可以被谅解的。[36]

如果政府的定位只是仲裁者，不是市场参与者的话，那么也许不用考虑这个问题。可一旦政府成为参与者，缺乏限制的权力就会借机大捞一票，这就是官商勾结得以产生的契机。

如果说西汉前期的富翁大都还靠市场起家，那么随着后来官商渠道的打通，贫富分化的问题愈加严重。在任何有权力垄断迹象的地方，都会产生不正常的巨富，而权力垄断最集中之处，就是土地。如汉武帝时期的丞相田蚡，《史记·魏其武安侯列传》中记载，他的住处比别人的都豪华，又占据着最好的土地；在集市上买的东西都堆在道路上，院子里极尽奢华，后房里有上百个女人。至于其他稀奇古怪、声色犬马的东西更是不计其数。

汉元帝、汉成帝时期的丞相张禹是另一个例子。汉武帝设立五经博士，将儒术当成治国术之后，西汉的儒者大多以通一两本书著称。《汉书·张禹传》中说张禹学过《易》和《论语》，官至丞相。但这位儒者却对地产抱有很大兴趣，积攒了四百顷最上等的土地。

到了汉哀帝时期，大司马师丹更是提到，当时富人官吏的财产已经达到数亿钱，而穷人则更加贫困。

为扭转这种趋势，师丹和王莽在汉哀帝刚即位时推行了限田令，诸侯王、列侯不得去封地之外占有土地，其余人的土地不得超过三十顷。诸侯王的奴婢可以有二百人，列侯、公主的奴婢限于一百人，关内侯、吏、民的奴婢限于三十人。诏令给人们留了三年时间进行整改，三年后调查，如果有超过规定的，就要惩罚。

一时间鸡飞狗跳，土地、奴仆的价格大跌。然而随后，《汉书·哀帝纪》记载，汉哀帝宠幸弄臣，赐给董贤二千顷土地，早已超过了限田令的额度。由于皇帝首先破坏了规矩，这次限田令不了了之。

人们突然发现，中央的命令并不需要全部执行，只需要敷衍一下，等它慢慢被遗忘就行了。

汉代的巨富辈出还和另一社会状况结合在一起，产生了更加危险的后果。

汉代的人才流通机制非常孱弱，富者恒富，穷者恒穷，容易形成社会的结块（阶层固化）现象。这个结块现象在三国两晋时期达到高潮，而当时的所谓“世家大族”，大都在西汉时期就已经有了雏形了。

皇帝为了加强人才的流通，避免阶层的固化，采用察举制来发现民间的人才。但是，一旦权力和利益结合，察举制就逐渐失效了。负责察举的官员选的都是有钱人的子弟或者关系户。随着人才上升的通道被官僚阶层和富裕阶层（这两者往往是合一的）垄断，社会结块、贫富分化就更加严重了。

贫富分化还造成了一系列的争论：为了解决贫富分化问题，到底是应该管制经济，还是放松经济？

这在《盐铁论》中也有着明显的反映：争论的双方都看到了贫富差距扩大、社会分层严重的现象，也都试图解决这个问题，但采取的方式却是截然相反的。

支持政府控制经济的桑弘羊认为，既然现在有着严重的贫富分化，那么政府更应该毫不犹豫地介入，花大力气整治这种现象。整治的措施包括：禁止富户擅自从事工商业，把工商业交给政府垄断经营，同时加强流通领域的许可证制。这样，政府控制了经济和财政收入，就可以利用这些收入来调节民间的财富。这些收入既可以用于战争，也可以用来赈济灾民。

而桑弘羊的反对者认为，如果要解决严重的贫富分化问题，就应该让政府退出工商业，让民间自由地进入这个行业，达到平均地利的效果。管制带来的不是民生，而是更严重的不平等。

桑弘羊的观点看上去非常具有说服力，也有严密的逻辑性。但在实践层面上，人类对于这个理想已经试验了几千年，每一次试验都会发现：政府的管制需要官僚去执行，而政府的权力愈大，官僚可以变现的资本也就越大。最后发大财的往往是政府的官员、官员的亲戚朋友，以及其他类型的关系户。另外，政府对于经济的限制越多，民间经济就越凋敝，人们就越会发现要发财只能靠政府。

这些经验是实践总结出来的，很难从形而上的辩论中获得。

我们不妨设想一下，如果按照贤良文学的观点，政府减少管制，是否就能解决问题呢？

答案出乎意料：同样解决不了。原因仍然在于集权式的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之间的争权。官僚集团复杂化之后，中央政府即便想放权，也很难得到地方官员的支持，甚至中央政府正准备放权时，地方政府立即会把中央政府放出的权力收到手中，而民间仍然一无所获。

中央政府为了政令通达，必须集权。但一旦中央政府集权，地方政府又会把负担转嫁给民间。总之，在双层政府的博弈下，吃亏的永远是民间，而中央政府试图放权的努力也总是败于官僚阶层的抵抗。这种问题在历史上的历次改革中都能看到踪迹。

[1].本章涉及的时间范围是公元前141—前33年。

[2].《史记·孝武本纪》：“（集解）张晏曰：‘武纪，褚先生补作也。褚先生名少孙，汉博士也。’”又有“（索隐）褚先生补史记，合集武帝事以编年，今止取封禅书补之，信其才之薄也。”

[3].司马迁对汉武帝政策的批评，最集中反映在《平准书》《封禅书》等篇目中，虽然他编写的“汉武帝本纪”已经不存在，但他的态度却仍然可见。

[4].《汉书·王贡两龚鲍传》对比今昔，特别指出了官僚的奢侈无度：“故时齐三服官输物不过十笥，方今齐三服官作工各数千人，一岁费数钜万。蜀广汉主金银器，岁各用五百万。三工官官费五千万，东西织室亦然。厩马食粟将万匹。臣禹尝从之东宫，见赐杯案，尽文画金银饰，非当所以赐食臣下也。东宫之费亦不可胜计。天下之民所为大饥饿死者，是也。今民大饥而死，死又不葬，为犬猪食。人至相食，而厩马食粟，苦其大肥，气盛怒至，乃日步作之。……武帝时，又多取好女至数千人，以填后宫。及弃天下，昭帝幼弱，霍光专事，不知礼正，妄多臧金钱财物，鸟兽鱼鳖牛马虎豹生禽，凡百九十物，尽瘗臧之，又皆以后宫女置于园陵，大失礼，逆天心。”

[5].《汉书》记载，三公之一的御史大夫即为监察官，负责监察百官。另外，汉武帝时期又设置刺史去监察地方官员。同时，汉武帝使用酷吏来纠察官员的罪行，审理了大量的官员腐败案件，却并没有从根本上改善吏治。

[6].《汉书·李广苏建传》：“苏建，杜陵人也。以校尉从大将军青击匈奴，封平陵侯。以将军筑朔方。”

[7].《汉书·食货志》：“武帝末年，悔征伐之事，乃封丞相为富民侯。下诏曰：‘方今之务，在于力农。’”

[8].这是司马迁评价桑弘羊的话，见《史记·平准书》。

[9].《太平御览》卷六二七引桓谭《新论》：“汉定以来，百姓赋敛一岁为四十余万万，吏俸用其半，余二十万万，藏于都内为禁钱。少府所领园地作务之八十三万万，以给宫室供养诸赏赐。”

[10].中国的金属货币虽然以铜为主，但工艺上却是领先的。西方早期的金属货币不像中国那样是铸造的，而是在金银饼上敲入徽章和印记。这样的货币形状不够规则，更容易出现减值。同中国拿剪下来的边铸造新的货币的做法类似，常用的做法是把一批货币放入布袋，使劲摇晃，依靠金属的碰撞和摩擦使货币磨损，再收集磨损下来的金属屑。

[11].《汉书·食货志》：“秦兼天下，币为二等：黄金以溢为名，上币；铜钱质如周钱，文曰‘半两’，重如其文。”

[12].同一时期的文献并未提到秦朝钱币的铸造问题，但由于秦朝流传下来的钱币千差万别，统一铸造不可能出现这么大的差别，故得出此结论。彭信威认为，秦始皇的统一币制，只是货币种类和货币单位的统一，而不是货币铸造发行权的统一。半两钱并不由朝廷统一铸造，甚至政府是否铸造钱币，也无从知道。遗留下来的半两钱，如同牡丹叶一样，枚枚不同，可见是各地自由铸造的。因此我们也不能根据秦半两的重量来求得秦的衡法。秦半两中，最轻的只有六厘米许，而最重的有二十厘米以上的。（见彭信威《中国货币史》）

[13].《汉书·食货志》：“汉兴，以为秦钱重难用，更令民铸荚钱。”

[14].《汉书·食货志》引李悝：“今一夫挟五口，治田百亩，岁收亩一石半，为粟百五十石。”同书引晁错：“今农夫五口之家，其服役者不下二人，其能耕者不过百亩，百亩之收不过百石。”

[15].见《汉书·食货志》。李悝计算，百亩可以收150石粮食，什一税扣除15石，剩下135石。口粮每人每月1.5石，五人一年需要消耗90石，剩下的45石进入商品市场。按照每石30文钱计算，可得1 350文钱。汉初与战国时期农业生产率的进步有限，而粮食价格也相对稳定，可以用来横向比较。

[16].见彭信威《中国货币史》。

[17].《汉书·食货志》：“是时，吴以诸侯即山铸钱，富埒天子，后卒叛逆。邓通，大夫也，以铸钱财过王者。故吴、邓钱布天下。”

[18].《汉书·食货志》：“孝文五年，为钱益多而轻，乃更铸四铢钱，其文为‘半两’。除盗铸钱令，使民放铸。”

[19].《汉书·食货志》中贾谊谏曰：“令禁铸钱，则钱必重；重则其利深，盗铸如云而起，弃市之罪又不足以禁矣。奸数不胜而法禁数溃，铜使之然也。故铜布于天下，其为祸博矣。”

[20].《汉书·食货志》：“自孝武元狩五年三官初铸五铢钱，至平帝元始中，成钱二百八十亿万余云。”

[21].约翰·劳（1671—1729），英国著名经济学家和银行家。

[22].指1918—1933年期间采用共和国宪政政体的德国。

[23].本表依据《史记》《汉书》相关材料整理而成。

[24].汉宣帝原名刘病已，汉武帝原太子刘据的孙子。由于刘据受“巫蛊之祸”牵连而死，不到一岁的刘病已就被收押在监。他的成长经历使得他更加了解民情，故其政策较为清明，财政开支较为节俭。

[25].崔寔《政论》：“武帝以赵过为搜粟都尉，教民耕植，其法为三犁共一牛，一人将之，下种挽耧，皆取备焉，日种一顷。”《汉书·食货志》：“过使教田太常、三辅，大农置工巧奴与从事，为作田器。二千石遣令长、三老、力田及里父老善田者受田器，学耕种养苗状。民或苦少牛，亡以趋泽，故平都令光教过以人挽犁。过奏光以为丞，教民相与庸挽犁。率多人者田日三十亩，少者十三亩，以故田多垦辟。”

[26].《汉书·食货志》：“昭帝即位六年，诏郡国举贤良文学之士，问以民所疾苦，教化之要。皆对愿罢盐、铁、酒［榷］均输官，毋与天下争利，视以俭节，然后教化可兴。弘羊难，以为此国家大业，所以制四夷，安边足用之本，不可废也。”《盐铁论·本议第一》：“惟始元六年，有诏书使丞相、御史与所举贤良、文学语。问民间所疾苦。”

[27].《盐铁论·本议第一》：“边用度不足，故兴盐、铁，设酒榷，置均输，蕃货长财，以佐助边费。今议者欲罢之，内空府库之藏，外乏执备之用，使备塞乘城之士饥寒于边，将何以赡之？罢之，不便也。”

[28].《盐铁论·本议第一》：“文学曰：‘夫导民以德，则民归厚；示民以利，则民俗薄。’”

[29].《盐铁论·本议第一》：“文学曰：‘国有沃野之饶而民不足于食者，工商盛而本业荒也；有山海之货而民不足于财者，不务民用而淫巧众也。’”

[30].《汉书·食货志》：“……郡国多不便县官作盐铁，器苦恶，贾贵，或强令民买之。”

[31].《盐铁论·错币第四》：“币数易而民益疑。于是废天下诸钱，而专命水衡三官作。吏匠侵利，或不中式，故有薄厚轻重。农人不习，物类比之，信故疑新，不知奸贞。商贾以美贸恶，以半易倍。买则失实，卖则失理，其疑或滋益甚。”

[32].《盐铁论·大论第五十九》：“大夫抚然内惭，四据而不言。当此之时，顺风承意之士如编，口张而不歙，舌举而不下，暗然而怀重负而见责。”

[33].《汉书·食货志》：“元帝时尝罢盐铁官，三年而复之。”

[34].在司马迁的《史记》中，专门有一篇《货殖列传》，讲到了当时的一批巨富。

[35].西汉时期，除了以东郭咸阳、孔仅、桑弘羊为代表的中央聚敛之臣外，由于地方也遍布着盐铁官，故而可以推测聚敛之臣已经形成了一个特殊的集团，或者可以称为“浊水集团”，与另一个儒者官员集团（清议集团）形成对峙。

[36].西汉以官致富的人多如牛毛，除了下文所举例子，较为著名的还有杜周的杜氏、霍光的霍氏，以及王莽所在的王氏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