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莽：改革派的复古式集权

建平元年（公元前7年），汉哀帝登基。

由于哀帝继位时已经成年，时任大将军的王莽经过短暂留任后下野，将权力交还给新皇帝。

不过，他下野之前做的最后一件事，就是和继任者师丹共同策划了一次土地改革。《汉书·哀帝纪》记载，汉哀帝继位两个月后发布了限田限奴令，规定诸王、列侯不得在他们的封国之外购买田地，而关内侯和其余人民的田地不得超过三十顷；诸侯王的奴婢不得超过二百人，列侯、公主不得超过一百人，关内侯、吏、民不得超过三十人，但是六十岁以上、十岁以下的不算在奴婢数量中；商人不能占田，不能做官吏。

但这次改革并不符合新皇帝的胃口。刚刚登基的汉哀帝有着太多的附庸等待册封，外戚家族也不富裕，需要皇帝赐予大块的土地。皇帝将这项法令理解为故意制造麻烦，坐稳位置后，就将师丹罢免。第一次改革不了了之。

这次改革却给知识分子留下了巨大的影响。他们意识到，朝廷已经有人看重自己设计的理想制度了。从此以后，知识界更是把王莽、师丹这些最高层的官员树立成改革的先锋。

元寿二年（公元前1年），仅当了六年皇帝的汉哀帝去世。他去世前，在知识阶层的呼吁下，王莽已经被汉哀帝召回。皇帝死后，王莽更是重新执掌了军政大权。

这时的王莽由于拥有改革派的名声，加上被贬黜的经历，已经成为一个魅力型领袖。在人们的欢呼声中，王莽建立了新朝，以万象更新的姿态，将他的改革理想继续进行下去。另外，随着他对刘崇、翟义等人的镇压，以及对匈奴不明智的挑衅，[11]在军事和军备上的开支也让新皇帝有必要对财政做出一系列的整理，以增加政府的财政收入。

于是，始建国元年（公元9年），王莽称帝的第二年，他终于推出了混合着理想和现实动机的改革法案。他宣称，为了打破土地的分配不均和世家的蓄奴制度，让社会更加公平和正义，他决定解决长期存在的土地和奴婢问题。

改革的措施从名义上结束了土地私人占有制度，从此天下的土地都是“王田”，而奴婢也不能再私自买卖。

例如，政策规定，每户人家，如果男丁不超过八人，而占有的土地超过一井（九百亩）的话，就必须把自家的土地赠送给亲戚、邻里。

鉴于汉哀帝时期的改革无疾而终，王莽加强了对于违反规定者的惩罚力度，违反者甚至可能被判死刑。他希望通过严厉的措施来彰显王权，达到集中权力的目的。[12]

王莽的土地改革表面上尊重儒家先贤，按照儒家推崇的井田制来设计，但同时又有着强烈的个人目的。

需要说明的是，中国历史上可能并不存在一个实行井田制的时期。周朝实行的土地所有制是封君所有制，也就是封君控制土地，再把土地分配给农民耕种，收取一定的贡赋，或者让农民给封君多种一块土地，这块土地即公田，其产出完全归封君所有。

而到了孟子所处的时代，孟子根据周朝的土地情况，在纸面上设计了一种他认为最理想的土地制度。他首先将土地分成一块块九百亩大小的正方形区块，再在每个区块中横画两道，竖画两道，如同一个“井”字，将土地分成大小相等的九块。周边的八块分给八户人家，而中间的一块是公田，由这八户人家共同耕种，公田的收成则归属封君。孟子设计的制度只是出于理想，技术上不可能实现。比如，土地不见得都能分成九百亩的正方形区块，当农民生老病死后，如何重新分配土地更是问题。

到了汉代，这个只存在于孟子头脑中的制度在一代代儒生的努力下，却被渲染成周朝实际实施的制度了。在《穀梁传》《韩诗外传》《周礼》《汉书》等古代典籍中，都信誓旦旦地说周朝实行过井田制。[13]这些人在阐述井田制的同时，另一个潜在的观点是：必须把土地从私人手中收归国有，由天子统一进行分配。

王莽抓住的也恰好是这一点，希望通过重新丈量，将所有土地都置于皇权的控制之下，而对土地的重新掌握，能够从财政上解决地方失控的局面。他的目的是要彻底改变土地所有制，并加强对社会的控制。

王莽的改革推出后，立即引起了社会的动荡。在皇帝权威能够触及的地方，特别是关中平原一代，许多人被投入监狱。

但是，王莽没有想到一点：不管是谁，在什么时代，在执行全局性的改革过程中，仅仅依靠下达法令是不行的。在如此广大的疆土内，如果缺乏有条不紊的规划，以及巨大的执行力，如此大规模的改革必然会引起极大的混乱。

王莽的改革虽然能够得到儒家狂热分子的追捧，却让更多的普通人感到厌倦。

对于地方势力来讲，他们当初默许王莽上台，就是以为与王莽做了一个交换，用他们的支持换取王莽对他们权力的默认。王莽的激进改革显然打破了这种默契，地方势力放弃了幻想，不再配合中央政府。

在匆匆推出改革的三年后，王莽意识到这一做法的莽撞：这是一项没有配套措施，没有实力保障的改革。这时，由于处理匈奴问题不当，汉朝与匈奴的纠纷越来越大，政府正需要地方的帮助来渡过难关。作为妥协，他取消了这些激进但对于财政并没有产生实质性作用的改革措施。[14]

天凤四年（公元17年），边地的骚乱已经影响到中央财政，愈加缺钱的王莽下令征收奴婢税，规定每养一个奴婢，征收3 600钱。但与其将这项政策看作改革的后续，不如视为敛财的新手段。

在土地和人口改革的同时，另一项重要的财政改革也推出了，这就是五均、赊贷和六筦之法。

所谓五均，是政府对物价进行控制，对行业进行垄断和专卖的做法。

始建国二年（公元10年），王莽下令在全国大城市的集市上设立五均官。这些官员负责监督民间市场，要求商家按照统一的价格来销售谷、布、帛、丝、绵这五样民生物品。当政府的财政金融扩张造成了通货膨胀时，政府则要求民间限价，来掩盖通胀的事实。

赊贷是指当民间经营者缺乏资本时，政府还可以以放贷的形式借给经营者一笔钱，按照月息三分收取利息，介入民间金融市场。

这种做法的理论基础还是出自儒家理想，即民生需要的东西必须由政府指定价格，不能由奸商来操控，从而把市场力量弱化。

另外，所谓六筦，则是盐、铁、酒、铸钱、名山大泽的税收，加上五均赊贷的总称。

根据儒家理论，人民应该去种田谋生，其余的行业都是末业，不鼓励人民去从事。但是既然人民还是需要一些末业的产品，就由政府勉为其难地代替人民从事这些罪恶的行业。

六筦之中，有许多项其实已经由汉武帝实施了，但是王莽将其系统化和理论化，并置于统一的框架之中。而背后的目的却与汉武帝一样：财政。

当五均六筦政策把社会上最重要的商品都纳入政府的控制之中时，我们就看到了计划经济的影子。

然而，王莽政府面临的问题与汉武帝时期一样：为了实行这些法律，需要大量的商业人才为政府服务。王莽本来的意图是抑制商人，疏远商业人才，但他很快就发现，如果离开了这些商业人才，就无法将政策推行下去。

天凤四年（公元17年），当政府更加缺钱时，王莽放弃了原则，任命商人担任五均六筦之官，加强对民间违禁者的打击。[15]

但到这时，此起彼伏的叛乱者已经使王莽无法把他的命令推行下去了。就在同一年，受水灾的影响，中原地区出现了大饥荒。在和平时期，饥荒并不足以击溃社会，但是，由于王莽改革造成社会免疫力下降，人们在饥荒的威胁下揭竿而起。那一年，绿林起义爆发。地皇三年（公元22年），赤眉起义接踵而至。

起义军的出现让中央政府的税基逐渐减小，也越来越没有办法应付庞大的财政开支。天凤五年（公元18年），王莽下令清查贪污行为，那些在近年涉及贪污的官员，将被没收4/5的财产。这些财产用于应付国家的军事开支。为了让这个政策执行得更加彻底，政府鼓励相互告发。

走到这一步，王莽的改革已经被卷入一个旋涡。财政改革导致社会经济紊乱，经济紊乱导致社会动荡，社会动荡减少政府财政收入，财政收入的减少又让政府更加致力于搜刮，到最后政府无力镇压动荡。他的失败已经无法避免。

在短短十几年中，汉代留下的家底已经消耗殆尽，社会开始分崩离析。王莽想利用复古式改革加强权力，却由于改革措施不当，造就了一个短命的王朝。[1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