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初的自由经济时代

在汉初，中国经济恰好处于一个中国历史上罕见的经济自由的时代。

经济学鼻祖亚当·斯密[5]认为，政府的财政和税收应该遵循小而简单的原则。税收要尽量规则简单、平等，不可过量。相应地，财政支出也要尽量最小化，只承担必要的安全保障，如军队、警察的开支，以及一部分实在没有私人愿意做的公共事业，比如修建道路和水坝。政府应该避免参与具体的经济活动，让社会去掌控经济运营。在这种体系里，不需要所谓的国有企业，也用不着政府去指导经济。

当然，这只是亚当·斯密认为的理想状况，即便是现代西方社会，也没有完全实践这些原则，政府逐渐变得臃肿，对经济的干预力度也越来越大。

但是在中国历史上，有一个时期最接近这种理想，那就是汉代初期。这个时期甚至有一套接近亚当·斯密理论的指导思想，叫“黄老之术”，据称发端于黄帝和老子。所谓“黄老之术”，就是要求统治者采取休养生息的政策，政府几乎全盘从经济事务中退出，放手让社会力量去发展经济。套用现在的话，就是“小政府、大社会”。

西汉初年“黄老之术”运转良好：在这之前，整个中国经过了战国末年的大规模兼并战争、秦代的集权统治、秦末的群雄混战，一直处于纷纭扰攘之中，民生凋敝，金融混乱。汉初的休养生息政策立竿见影，很快地，国库充盈，民间富裕。[6]

除了放任民间经济的发展，汉初统治者还逐渐摸索出一套符合经济发展需要的官僚制度。这套制度非常简洁，只负责必要的行政、税收、武装，并供养皇室，不过多地干扰民间经济发展。

这套制度在中央是三公九卿制，也就是设立丞相（管行政，是文官首长）、太尉（管军事，是武官首长）、御史大夫（掌监察，辅助丞相来监察官僚系统）这三公，加上九个辅佐皇帝的官员以及他们的部属。地方上采取郡县两级制度，从中央到地方只经过郡和县两个级别，所需官员的数量并不多。

总体而言，汉代初期的官僚人数少，制度简单，政府没有整体干预经济的想法。据司马迁在《史记·平准书》中的估计，养活中央官吏，每年所需的粮食不过几十万石。

即便按照100万石计算，汉代的平均生产率是1亩收1石，[7]养活所有官员约需要100万亩土地；而汉代的耕地面积是定垦田827万顷，[8]100万亩只相当于全国总耕地的1/800。也就是说，只用1/800的土地就可以养活整个官僚系统。如果折算成钱币，当时一石粮食的正常价格是30钱，则100万石粮食大约为3 000万钱。

由于养官所需很少，汉文帝甚至可以一连十几年免除农业税。[9]

在《史记·平准书》中，司马迁对当年富裕程度的深情描述，成为人们描述汉代经济时必须引用的材料：

至今上即位数岁，汉兴七十余年之间，国家无事，非遇水旱之灾，民则人给家足，都鄙廪庾皆满，而府库余货财。京师之钱累巨万，贯朽而不可校。太仓之粟陈陈相因，充溢露积于外，至腐败不可食。众庶街巷有马，阡陌之间成群，而乘字牝者傧而不得聚会。

然而，在这幅和平安宁的图画下，却隐藏着中央王朝财政方面的一个巨大死穴：税收弹性不足。

对于汉代而言，每年的财政收入几乎都是固定的。农民的税率是固定的，人口和土地数量的变化也不大，因而可以估算出每年的总税额。而这些财政收入大都有固定用途，如养官、建筑宫殿、兴修水利、维持治安等。

尽管社会经济繁荣，可一旦出现持续的异常情况，需要动用预算外的大额开支，就会立即出现财政紧张，而财政的紧张最终会通过政权的力量破坏繁荣，这就是古代中国历朝盛世都无法持续的原因之一。

战争就属于最典型的异常情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