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川：天下之砝码

秦惠文王更元九年（公元前316年），在西部发生了一起足以影响战国军事格局的事件。

秦惠文王是秦孝公的儿子，他一上台就杀了商鞅，但继续采用商鞅的所有改革措施。秦惠文王时代是战国时期变动最大的时代，各个国家的国君不满足于称“公”或者“侯”（周天子的下属），纷纷也和周天子一样改称“王”。随着称呼的改变，列国战争频发，苏秦在函谷关以东的六国间频繁穿梭，进行合纵，联合六国共同抗击秦国。

秦惠文王更元八年（公元前317年），秦国周边出现了两起需要用兵的事件。第一起，秦国东面的韩国派兵攻打秦国，秦王想出兵迎击，顺便入侵韩国教训它一下。第二起，秦国南面隔着崇山峻岭，有两个处于中原文明之外的国度，分别是位于现在重庆地区的巴国和位于现在成都的蜀国。这两个国家之间出现了争执，纷纷派遣使者翻山越岭向秦国求助。秦王看到这是一个并吞巴蜀的好时机。

然而，秦国的兵力不足以同时双线出兵，到底如何决策，群臣们在朝堂上议论纷纷，意见不一致。

两派的代表人物分别是伐韩派的客卿张仪和伐蜀派的大将司马错。二人观点迥异，却各有道理。

张仪的理由非常充足：韩国的地理位置太重要了，位于天下的中心，攻取韩国，就有了号令天下甚至挟天子以令诸侯的战略地位。相对而言，作为化外之地的蜀国简直无足轻重。两相对比，伐韩比伐蜀有利得多。

在战国中后期，韩国和（丢失了河西的）魏国的领土面积是七国中最小的，也是军事实力最弱的，却处于七国的正中心，是连接各国的战略要地，被称为“天下之枢”。

在现代地图上，当年韩国的土地包括河南西部和南部的丘陵山地，加上山西南部一部分山谷地带，以及河南东部平原上的国都新郑；[6]而魏国的土地主要在河南东部的平原，河北、河南交界地带，以及山西西南部的河谷盆地。[7]

这两个国家所处的地理位置恰好是从秦国的关中平原去往中原地带的主要道路。从秦国往中原去的路主要有两条：一条是走函谷关的大道，这条路在黄河以南，从函谷关出来所经过的土地大都属于韩、魏，如陕地属于魏国，宜阳和成皋、荥阳属于韩国；另一条道在黄河北岸，也就是黄河与中条山、太行山之间的狭长通道，道路同样被韩、魏阻断，中间的上党属于韩国，两端的蒲坂、皮氏、汲等地属于魏国。

除了秦国与山东（崤山以东）地区的交通需要经过韩、魏之外，还有一条南北走向的大道，从燕赵通往楚国，这条路同样要从韩国和魏国经过。正是因为沟通了南北和东西的交通，韩、魏才成了天下的枢纽之地。

张仪的计谋是：秦国采取各个击破的方法，第一次出兵只针对韩国，甚至为了袭击韩国，要主动去联络魏国和楚国；秦国从北方进攻，截断韩国北方的领土上党，魏国从中间袭击韩国黄河两岸的腹地，而楚国则从南部袭击韩国的国都。

击败韩国之后，秦国可以谋取更大的目标：韩国曾经的国都宜阳与周天子所在的成周距离很近，秦军利用攻韩的机会，可以顺便出击，直抵周天子最后的领地，胁迫周天子，取得象征天子权势的宝鼎，达到挟天子以令诸侯的效果。

一旦得到韩国和周天子的领土，秦国就取得了天下之枢的一半，为接下来进攻其他国家做好地理上的准备。

张仪认为，与韩国的地理位置相比，蜀地所在的四川只是僻远之地，与中原的联系非常松散。如果要从秦国去往四川，必须先穿越秦岭（走子午道）前往汉中，再沿着一条狭窄的小道（金牛道）进入四川盆地。由于地理位置遥远，取得四川对秦的意义也不大。

张仪的分析代表了当时的主流观点。人们普遍认为，决定天下命运的是中原腹地，秦国既然处于西面，就应该时时刻刻想着去占领函谷关以东的中原领土，逐步蚕食，最后统一，至于西南、西北并不是主要的战场。

幸运的是，有一个人反对张仪的提议，他就是秦国的大将司马错。

司马错的观点与张仪相反，他认为暂时放弃韩国，进攻四川才是最明智的做法。这个观点在当时看来是惊世骇俗的，司马错为什么这么认为呢？

在司马错去世两千多年后，英国战略学家李德·哈特提出了一个概念：间接路线战略[8]。所谓“间接路线战略”，就是在目标明确的前提下，并不直接向目标前进，而是适应环境，随时做好改变路线的准备，积攒必要的“势”，万事俱备之后，再向最终目标发动总攻。司马错的观点恰好与哈特的战略一致。

为什么不直接攻打韩国？司马错认为，秦国的目标虽然是统一天下，但如果这个目标过早地暴露出来，会让六国更加警惕，联合起来对抗秦国。

韩国的地理位置重要是六国皆知的事实。所以，当秦国攻打韩国的关隘、图谋周王时，韩国和周王会立即觉察到秦国的野心，转而向齐国和赵国求救。

同时，秦国想联合楚、魏一同伐韩，而韩和周为了拉拢楚国和魏国，会把周王的宝鼎送到楚国，把韩国的土地割让给魏国，再一同抗击秦军。到最后，秦国的野心暴露无遗，却没有捞到任何好处，战略彻底失败。

秦国之所以达不到目的，终归此时它的实力没有强大到可以灭亡六国，缺乏足够的“势”。土地不够多，兵不够强，国家不够富裕，如果这些问题不解决，那么秦国未来的征战都会遭遇困难。

如何克服这些困难？司马错给出的答案是：走间接路线战略——伐蜀。通过征服蜀地来扩充土地，增加财富，达到富国强兵的目的，最后再进军中原，统一全国。

蜀地虽然偏僻，却是西南地区最强大的一个，又恰逢内乱，攻取蜀地就等于秦国在西方的势力得到最大化。对秦最重要的是：蜀地已经极其富裕，可以利用蜀地的财富备战。

实际上，如果要统一（当时认为的）全天下，一个关中地区仍然不足以积累足够的财富，可是加上蜀地，情况就不同了。

从这个角度说，如果把韩、魏当作天下的枢纽，那么蜀地就是天下的砝码。秦国无法凭借关中与山东六国抗衡，可是加上蜀地这个砝码带来的资源，胜利的天平就朝秦国倾斜了。

除了资源之外，蜀地的战略地位其实也并不低。秦国的敌手中最强大的是楚国。楚地方圆五千余里，与韩、赵、魏、燕四国总和相当。楚国依靠着巴山秦岭的天险、汉江长江的天堑，足以抵抗秦国的进攻。但楚国也有一个弱点：它位于长江中下游和汉江的下游地区，而其上游正是汉中和蜀地。如果秦国控制了这两条江水的上游，就可以顺流而下，利用地理上的天然优势压迫楚国。

所以，要想并吞六国，首先要占领蜀国，在不知不觉间获得资源和地理上的优势，趁别国还没有注意到，秦国就已经成了最强大的国家。

司马错的提议也是第一次将四川的战略地位提了出来。在中国古代军事历史的关中时代，蜀地一直是胜利天平上决定胜负的砝码。如果一个国家只占据关中地区，那么因为资源不够，很可能无法统一中原；可如果同时占领四川和关中，就具有了统一的资本。

不仅仅是秦朝，在楚汉相争中，四川也支撑着刘邦的补给，它虽然没有直接参与战斗，却是决定胜负的重要因素。

秦国的幸运在于，司马错的提议已经超出了当时人们的视野，却出人意料地被采纳了。执行战争命令的就是主张伐韩的张仪。当年十月，秦国大军从子午道越过秦岭，乘巴蜀战乱之机，将蜀地收入囊中。

由于蜀地在六国的关注之外，当秦国走出这个重要的胜负手时，六国都毫无反应，不知道胜利的天平已经在朝秦国倾斜。

直到秦国利用蜀地的地理优势进攻楚国时，人们才意识到秦国占领蜀地是多么重要的一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