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顽强的对手

南宋端平元年（公元1234年），蒙古人与南宋联合灭金。从这时开始，失去屏障的南宋直接与蒙古人对垒了，双方开始了连年的战争。

最先进攻的是南宋。南宋的目的是收复被金国占据的三大京城：“东京”汴梁（现河南开封）、“西京”洛阳和“南京”应天（现河南商丘）。这三大京城都在黄河以南，借助收复“三京”，可以巩固黄河南岸的防御系统，将北方游牧民族限制在黄河以北。

事与愿违，南宋收复三京之战不仅以失败告终，还激发了蒙古人的好战性，于是战争就演变到了下一个阶段：蒙古人进攻，南宋防守。

不过战争也并非一面倒：蒙古人在进攻南宋时，发现南宋也并没有看上去那么不堪一击。实际上，南宋可能是蒙古人自从离开蒙古高原后遇到的最顽强的对手。

在宋蒙对峙时期，双方的分界线大致以秦岭、淮河为界，从东面靠海的海州（现江苏连云港海州区）出发，直到西面的西和州（现甘肃陇南西和县）。南方与北方有数千里的分界线，因山脉阻隔，沟通南北方的传统通道只有三条，北方的军队若想占领南方，必须从这三条通道经过。

这三条通道中的西道，是从长安（现陕西西安）——当时已经被蒙古人控制——出发，翻越秦岭，到达南宋控制的汉中地区，再从汉中地区走古代的蜀道进入四川，这也是三国时期魏国灭蜀的主线路。如果能够控制四川，便可再从四川顺长江而下横扫湖北、湖南，甚至直达长江中下游地区，这是西晋灭吴之战的主线路之一。

西道是三条通道中绕得最远的一条。从南宋朝廷视角来看，这条路过于迂回，且必须通过两个最艰难的关口——从汉中到成都的蜀道，及连接湖北和四川的长江三峡，蒙古人几乎不可能在短期内打通这些关口。

从西道往东，就遇上了巍峨连绵的秦岭山脉。在中国古代，秦岭就是天险，几乎是不可通过的，只有绕过秦岭寻找进攻机会。在秦岭东侧有一系列小山脉，如熊耳山、外方山、伏牛山、桐柏山、大别山，这些山脉从河南西部一直延伸到安徽，将北方与南方隔开，也不易通过。

但是，这一连串小山脉之间却有一个空隙。这个空隙位于伏牛山和桐柏山之间，在历史上称为南（阳）襄（阳）隘道，也叫方城隘道。宋蒙对峙时期的中道就位于这条隘道上。

南襄隘道从现在河南的方城县，经过河南的南阳市到达湖北的襄阳市，从襄阳可以继续向南走陆路，到达长江边的荆州，也可以在襄阳顺汉江而下，走水路到达湖北武汉（宋朝时叫鄂州）。

从荆州和武汉，可过江去往湖南，也可顺江而下进攻江西和江苏。

在中国古代历史的大部分时间里，中道都是最主要的南北通道，宋蒙对峙时期，蒙古人占领了中道北端的唐州（现河南唐河县及其周边区域）和邓州（现河南邓州），也就是将南襄隘道的南阳部分占领了，而宋朝则占据了襄阳，双方形成对峙。

从中道再往东，又是连绵的桐柏山和大别山，这些山脉向东南方延伸。在两山的东侧，终于到达了位于现在江苏、安徽两省的淮河平原地区。淮河就是从桐柏山发端向东流入大海的。

按常理讲，既然到达了平原地区，那么这里的道路系统就应该是四通八达的，也是最利于进攻的。淮河平原却是个例外。这里河湖纵横，布满沼泽，非常不利于行军。蒙古人擅长骑马，无法适应在河湖地区作战，不容易发挥其机动性。

在淮河平原上，人们经过数千年的交通实践，利用这里丰富的河网系统，也能找到几条比较容易行军的水陆交通线路。而这一系列的水道和陆路的综合通道就名为东道。

其中最著名的通道是：从曾经的北宋国都开封出发，附近有数条淮河的支流，分别是东面的汴河、中间的涡水及西面的颍水。北方的军队可以从这几条水路出发，进入淮河。再从淮河转入陆路，或者仍旧走水路，进入长江。

在长江北岸又有两个著名的战略要地，分别是扬州（位于现江苏）与和州（现安徽马鞍山和县）。在扬州的江对岸，是另一个著名重镇京口（位于现江苏镇江），当年宋高宗逃避金军追杀，就是从这里渡江。而在和州的对岸有一个城市叫当涂（现安徽马鞍山），这里拥有长江上著名的江岸礁石采石矶，驻兵采石矶附近，就可以封锁长江水道，防止北兵前来。

既然从北方攻打南方的传统通道只有三条，那么蒙古人选择哪一条为主攻方向呢？世界上的大部分军事行动往往会采取以一路主攻，其余方向佯动（牵制敌人兵力）的策略。

但蒙古人很少采取“一路主攻，其余佯动”的做法，而是习惯数路大军并进。由于他们的机动性太强，在每一个方向都配备了实力雄厚的大将，几路大军是竞争关系，他们争先恐后，谁能够先突破谁就是主攻方向。这种做法在北亚、中亚和西亚都取得了巨大的成功，敌方根本无法配置兵力在广阔的战线上做出有效抵抗。在某一处被突破后，蒙古人就蜂拥而入，整条战线一溃千里。

在最初的宋蒙战争中，蒙古人也采取了同样的做法，三路并进进攻南宋。蒙古人陷入巨大的困境：南宋的疆域太庞大了，地形也过于复杂，超过了蒙古之前并吞的任何国家。要想在如此庞大的战线上进行机动作战是非常困难的。

比如，在中亚，两路大军之间往往只隔两三天行程，通过快马传递消息就可做到各路军之间的协调与协作。而宋蒙之战中的这三条通道之间却隔着十几天甚至几十天的行程，三路大军之间很难协调，更无法取得联系，在进攻中纷纷变成了局部的孤军奋战，从机动战变成了阵地战。

在西道，如果要从西安进攻四川，首先要拿下的是汉中地区。汉中是秦岭以南、巴山以北的一块小盆地，是入蜀道路的中点，当年刘邦被项羽封为汉王，根据地就在这里。南宋端平三年（公元1236年），蒙古人顺利地攻克汉中，获取了进入四川的跳板。

此后，蒙古人数次进入四川盆地，甚至攻陷成都，但他们接下来碰到了困难。他们试图从成都平原沿长江三峡进入湖北的宜昌、荆州地区，一旦过了三峡，就可以乘胜攻克湖南、湖北，但南宋守将孟珙在三峡部位扎住了口子。蒙古人经过数次尝试，不仅无法突破三峡，甚至连四川都守不住。他们每次攻克城池后，都因为后勤以及当地人反抗等问题，无法久守，最终不得不撤出四川盆地。

与此同时，南宋蜀地守将余玠也找到了抗击蒙古人的正确做法。四川盆地内部和边缘分布着许多小山，他在各地的山上建起一系列城堡进行死守，将蒙古人擅长的机动战变成了攻坚战。蒙古人在西道的进攻虽然让四川成了废墟，却无法取得更大的进展。

在中道，蒙古人曾短暂地占领襄阳，但随后南宋建立了完善的防护体系，让蒙古人在中道也丧失了机动性，双方开始持久战。

而在东道，蒙古马队不熟悉水战，骚扰后也无法形成稳固的进攻点。

传统的三条通道都无法取得突破，罕有对手的蒙古人第一次尝到僵持的滋味。善于快速作战的他们被迫进入农耕文化区的战争模式，双方围绕着一城一池展开了争夺，蒙古人被困在南宋广袤的土地上。

要想打破这种僵持，就必须重新机动起来，回归蒙古人习惯的作战模式。

这时，蒙古人想到一位将领曾经提出的极其大胆的主张，正是他的奇谋让一场千里跃进式的奇袭载入史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