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孔丘变公羊

现代人谈到汉初的哲学思想时，常常会举例当时编撰的《礼记》《淮南子》等书，以及贾谊、董仲舒等人，很少会提到《公羊传》，但实际上，《公羊传》才是汉初影响最大的哲学书籍。

说它是哲学书籍，并不完全准确，实际上它只是《春秋》的注释。比如，《春秋》的记载始于鲁隐公元年，第一句就是“元年，春，王正月”。《公羊传》就会逐字逐句不厌其烦地解释：“元年”是哪一年？是鲁隐公即位的那一年。“春”是什么？是一年的开始……[5]

但这样一部注释书为什么成了汉代哲学的基础呢？原因在于，这本书的作者相信，孔子编撰的《春秋》中每一个字都隐藏着人世间的道理，所谓“微言大义”。

我们仍然以开篇第一句话为例，其中有三个字“王正月”，什么是王正月？其实就是正月，也就是鲁隐公元年（公元前722年）的十一月（周朝以十一月为正月）。但是为什么要在正月前面加一个“王”字呢？《公羊传》考证说，这里的“王”指的是周朝的开国君主周文王，“王正月”表示这个正月是周文王当年定的，之所以要在书的开头提一下周王，是表示虽然《春秋》是以鲁国的视角来记录历史的，但天下只有一个王就是周王，要尊重周朝的大一统。[6]

大一统的提出，表现了《公羊传》对集权政治的迷恋。到底这个观念是最初子夏讲给公羊氏的，还是到了汉朝有人根据皇帝的喜好编入的，则无法考证了。

在《公羊传》的最后，也能看出作者的意图。在对《春秋》经文的解释全部结束后，《公羊传》又进行了简单的总结。它先总结为什么这部书始于鲁隐公，结束于鲁哀公十四年（公元前468年）：始于鲁隐公，是因为鲁隐公时期的历史是孔子的祖父辈所能了解到的，再往前就不可靠了；结束于鲁哀公，是因为到此时，已经把所有的大道理和规律都说全了，再往下记载只是规律的重复而已。接着总结孔子为什么写这本书，是因为孔子要通过书籍来“拨乱反正”，给后世提供样本，而他写《春秋》，就是为了给后世的皇帝们提供治理样本，帮助他们学习治国之道。[7]

通过这样的解释，《春秋》就已经不再是一本历史书，而变成一本包罗所有政治智慧的百科全书。公羊学派认为，《春秋》是孔子借历史阐述天下公理的一本圣书，地位神圣。

用现在的眼光看，公羊学派之所以把这本书捧这么高，是因为他们接触不到别的书，一辈子只能研读这一本书，自然越玩味越觉得它高明，到最后就将它神化了。

但是，公羊学派对其的神化不仅没有受到当时人们的嘲笑，反而有了更多的信徒，就连汉朝的皇帝也需要它。皇帝之所以需要，是因为它所提出的“政治智慧”几乎全是皇帝最需要的。汉朝皇帝最重视的莫过于自己的正统地位，而《公羊传》许多似是而非的话中似乎提供了一条路径，来表明“尊王”的必要性。

《公羊传》中有几个比较著名的观点。

第一，孔子写《春秋》是为了拥护天子，全书贯穿了大一统思想，也是在为战国之后的统一做准备。西汉的集权王朝不再被认为是由刘邦偶然聚合起来的产物，反而被认为是圣人有计划促进的产物。

第二，《公羊传》中提到历史有“所见”“所闻”“所传闻”三个不同的划分。所谓所见，指的是作者亲身经历的时代；所闻，指的是更早的一个时代，作者能够亲耳听亲历者说；所传闻又比所闻更早，是指亲历者又传了几代，最终才汇集到作者手中的材料。

这种划分到了董仲舒手中，又被他分成了具体的几个时代。《春秋》一共记载了十二位国君，其中前五个国君是“所传闻”，中间四个国君是“所闻”，后三个国君是“所见”。[8]到了东汉的何休时期，这三世杂以阴阳五行轮回之说，当成是“乱世—升平—太平”三世，对应于所传闻、所闻、所见。[9]

这样，《公羊传》的含混说法就变成了有名的“三世说”，而且越到近来越是太平。这种进化的思想与大部分人对古代的崇敬不同，实际上是为了给皇帝贴金，以便皇帝更加喜欢《公羊传》。

“三世说”虽然到东汉才正式形成，但在汉武帝时期的董仲舒口中，已经明显暗示了这样的进化趋势。

第三，由于公羊学派相信书里隐藏着大量的“微言大义”，结果汉朝人就把这些微言大义引入法律系统，成为断案的一部分。比如，在本章开头讲到，公孙弘就善于利用《春秋》来断案，但公孙弘使用的所谓《春秋》，实际上就是《公羊传》。当《公羊传》被引入实用领域之后，它的地位就越发不可动摇了。

就这样，公羊学派就把《春秋》这样一本历史书，利用阐释的力量，变成了一本无所不包的“圣书”。至于怎么阐释，由于《春秋》过于晦涩，而《公羊传》也不算清晰，就留下了大量的自由解释空间，不过这个空间不属于普通人，只属于皇帝和他的亲信大臣。

实际上，《公羊传》由于经过多年的口头流传，早已经不能代表真正的《春秋》，而是充满了讹误和模糊，变成了一个四不像的东西：非孔、非古、非史、非现代。

《公羊传》流行的时间大约在汉景帝时期，那是一个多种思想交锋的时期。虽然那时居于统治地位的仍是窦太后坚持的黄老之术，但大臣中间已经有很多人成了公羊学的门人。

汉景帝提拔了倾向于儒家的卫绾担任丞相。到汉武帝初期，魏其侯窦婴和武安侯田蚡更引入大批的儒党占据高位，甚至有些人提出让年老的窦太后退居后宫，不再参与政事，引得窦太后大怒，做了最后一次反击——贬斥了他们。

但这已经是黄老之术的回光返照，随后以《公羊传》为代表的新的儒家学说，借着孔子的外壳，开始为皇帝服务了。